“俺们老雷家的人都实在，叔叔真怕你意气用事着了人家的道。”叔叔担心地说。
“叔叔，我做不出对不起老雷家的事。”我信誓旦旦地说。
叔叔高兴了，他拿出老雷家的家谱说：“雷默，你要是不出事就是咱家家谱中第二个有出息的人，用现在的话讲，你是县团级呀，要是在古代那就是县太爷呀。”我看了家谱，祖上最大的官儿就是历城县县太爷。
夜深了，我和迟小牧都睡不着，站在大门前望着月光下干涸的小溪发呆。迟小牧递给我一支烟，我点上火深吸一口，心中无限感慨。
小溪已经干涸了，只剩下两岸丛生的杂草和蜿蜒向前的痕迹。但我的脑海里仍忘不了它常年潺潺汩汩地流淌着的印象。
“雷默，我真羡慕你，心里还有个百草园。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内心就缺这么个百草园哪！”迟小牧感慨地说。
“小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百草园，那是心灵的庄园，只要守住这个庄园，就不会丢掉信仰，至少不会成为信仰的弃儿。”
“雷默，你别傻了！”迟小牧哈哈大笑地说，“现在不是我们背叛了信仰，而是信仰欺骗了我们。曾几何时，年轻女性因为有性经验而羞耻，如今的女孩却因为缺乏性经验而害臊。时代变了，信仰值几个钱？”
我被迟小牧的话震呆了，我觉得迟小牧太可怜了，他连心灵的庄园都丢掉了，让欲火烧得精光，他连精神家园都没有了，只剩下肉欲的发泄和垂死的浪漫。
我告别了叔叔和北辛店，迟小牧开着车，我们向北滩头我姥娘家进发。北辛店与北滩头之间只有三十多里路，过去只有一条土路，小时候，我从奶奶家去姥娘家都是走这条土路，那时候，土路两边除了梨园，就是桃园，现在已经修成了柏油马路，梨园和桃园都成了房子。过小清河大桥时，我又惊呆了，小清河好像干了好多年了，河道里长满了杂草。我小的时候过这条河要用一条大木船轮渡，河里面穿梭往来的全是汽艇，汽艇后面还拖着十几条大木船，那场面很是壮观。
我的游泳就是在这条河里学会的，那时候经常横渡到对岸叫坝子的地方偷桃，有时候也爬到汽艇拖的大木船上去偷西瓜。我母亲说，她小时候，这小清河里清得可以望见大鲤鱼。唉，我这次回乡，奶奶家门前的溪水干了，姥娘家村头的小清河也干涸了，终于，这两条干涸的河流化作我两行涩泪滔滔而下。人生最大的精神痛苦莫过于寻找家园却感到无家可归，寻求安定却到处漂泊。
我让迟小牧把车停下，我们下车漫步在河堤上，虽无河水奔流，却有草甸芳香，我们深吸着清新空气，好不惬意！
我给迟小牧讲着小清河的历史，仿佛耳边汽笛长鸣。人生的遗憾恰恰就是一种有限了。人们除了在有限中期望无限，在过程中期盼永恒，使有限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无限的意义，还能期盼什么呢？
舅舅家的日子明显不如叔叔家过得好，舅舅为人耿直，万事不求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求人如吞三尺剑。房子还是那间老房子，只是院子里的大枣树没有了。
“大枣树太老了，砍了。”舅舅用苍老的声音说。
我记得那大枣树的树干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树叶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雨后，满院子的红枣，让人看了就兴奋。
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露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做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我为迟小牧高兴，心想这小子陪我回了一趟老家，心灵庄园里已经长出了用孝心培植的棉花。
第四章纸醉金迷
19、傍大款
回到东州以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什么事？”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知道什么事，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杜市长指示，一定要找到你。”值班室的人说。
我心想，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我也辞职快一年了，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转念一想，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去看看再说，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这里是“李张大案”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
我走进408房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
“是省纪委的吗？哪位是梁主任？”我问。
“你是谁？”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
“我是雷默。”
“噢，是雷秘书，我姓梁。”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
“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这位是副主任老罗。”老罗也与我握了手。
“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题目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能够在‘李张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