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翼已经被东州老百姓认可了，是东州市的标志，立在市府广场最合适，挪走了太可惜了！”宋老板遗憾地说。
“薛市长要把凤凰翼搬哪儿去？”我深吸一口烟问。
“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迟小牧也点了一支烟说。
“那就只能回到黑水河遗址了。”我开玩笑地说。
“就是立在黑水河遗址门前。”迟小牧一本正经地说。
黑水河遗址是七十年代在黑水河发电厂职工宿舍附近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母系氏族公社先人集居的遗址。凤凰翼就是根据这里出土的一个木制图腾设计的，很像鸟的翅膀，故起名凤凰翼。
“这都是谁给薛市长出的馊注意？”我愤愤不平地问。
“主意是冯皓出的，”迟小牧吐了一口烟圈说，“理由是黑水河遗址作为东州市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应该有一个标志性雕塑，凤凰翼是最合适的。据说市政府常务会已经通过了。再说，市政府搬迁已列入计划，市政府一搬走，就会有新的市政府广场，老市政府广场就得改名，到时候市政府广场还要设计新的标志性雕塑，那时候的市政府从里到外都是新的，再也不会有‘李张大案’的阴影了。”
迟小牧对薛元清的举动嗤之以鼻，宋殿成却态度暧昧。酒足饭饱以后，迟小牧要请我洗桑拿，宋老板却说找我有要事商量，我谢绝了迟小牧的好意，同宋殿成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
宋老板的办公桌上摆着英国国旗，墙上挂着与英国太太的合影，我坐在沙发上，服务小姐上了果盘和茶水。
“殿成，不知我这个闲人还能帮你什么忙？”我开门见山地问。
宋殿成扔给我一支中华烟，自己点上万宝路。
“不是帮我，而是合作。我开酒店每年都要给职工做职业装，东州市状元路一带做职业装的公司很多，但是档次很低。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是开服装公司的，有意开发东州市场，人家的技术是一流的，港方技术入股占百分之三十，我投资占百分之六十，你来当老总，我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你看怎么样？”
我和宋老板虽然很熟，但没共过事，不过他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宋老板的提议确实吸引了我，做职业装公司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但我不能马上答应他，常言道，上赶着不是买卖。
“宋哥，让我考虑考虑，三天后我给你回话。”
“好吧，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和我合作。”
宋老板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确实动了心。
24、官痞
我离开鹤鸣春大酒店时，已是深夜，城市的夏夜很难望见繁星，马路对面是一家歌厅，出租车排着长队等着三陪小姐出台。我望着这些出出入入的女孩，心里有一种被炸开的酸楚。这些年全国各地的歌厅、夜总会都曾留下过张国昌和我的身影。我第一次陪他去歌厅找小姐，他就让我大吃一惊。那是我刚当上秘书不久，我和林大勇陪张国昌一起去北京开会，晚上也是夏夜，他叫上了东州市政府驻京办唐主任，说一起去歌厅放松一下，我们四个人进了一家夜总会的包房，驻京办唐主任给我们每人找了一位小姐。
小姐们要陪我们唱歌跳舞，“还是赌骰子吧。”张国昌又上了赌瘾。
“输赢怎么算？”小姐娇柔地问。
“你赢了，我给你一百元，我赢了你脱一件衣服。”张国昌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姐说。当时我听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张国昌的赌技。小姐一共穿了三件衣服，内裤、胸罩、连衣裙，张国昌不愧是老赌客，他连赢三把，小姐最后脱得精光。当时的场面真让人目瞪口呆。
最后，张国昌得意地说：“转几圈让大伙儿欣赏欣赏。”
那女孩一丝不挂地转了两圈，得让人觉得残酷。当时我对张国昌的尊重即刻烟消云散，眼前的张国昌就是一个好色的赌徒。
我放出来以后，孟丽华把我叫到她家，反复告诉我张国昌是冤枉的，让我一定帮助她救救张国昌。
“大嫂，怎么帮？”我为难地问。
“你把李国藩干的坏事写成材料交给我。”孟丽华迫切地说。
我断然拒绝。我有预感，张国昌赌博的事，孟丽华全知道，至于张国昌玩女人，我感觉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天孟丽华的老母亲也在，我给孟丽华讲了张国昌在夜总会让小姐脱衣服的事。孟丽华老母亲听了很惊讶，她没想到自己最骄傲的女婿会是这个样子。
然而，孟丽华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孟丽华，我不是一个三岁的孩子，急于救丈夫的心情我理解，但别蒙我。
那天谈话的结果很不愉快，孟丽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抗拒她。我也没有想到孟丽华这么不真诚，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她还在对我撒谎。
外界都传说张国昌与孟丽华如何恩爱，孟丽华为了救出张国昌怎么不惜重金贿赂办案人员，其实这不是爱，而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同舟共济的挣扎，这种利益就是谁也不愿放弃得之不易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来说，两个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北京的夏夜是繁华的，这一点东州一点也不逊色。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也是在北京开会，我陪张国昌去了新欣大厦下面的夜总会。我们唱歌跳舞折腾到深夜，要离开时，张国昌要带走陪他跳舞的女孩，那女孩死活不出台。
“小姐，多给钱。”张国昌色迷迷地说。
那女孩动心了，“老板，出台可以，但得在新欣大厦开房间。”她谨慎地说。
“老板，不行，我总觉得不安全。”我劝道。
“没事儿，你去开房吧。”张国昌不以为然地说。
“老板，我在大堂等你。”开房后，我把钥匙递给他说。
张国昌领着那个女孩去房间了，我一个人在大堂的沙发上呆若木鸡。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对我来说，张国昌在粉碎一切侥幸。
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只巨大的甲虫：“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我出什么事了？他想。”
我坐在沙发上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不停地问自己：“我出什么事了？”
我本来可以毅然决然地离开张国昌的，但是这等于抛弃了我的前程，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在政界苦苦奋斗了十年，这十年不能毁在这个官痞手里。
我觉得称张国昌、李国藩等人官痞很贴切，他们就是官场上的痞子。我忽然理解了那种爬虫特有的眼神：卑微得没有绝望的勇气，猥琐得没有恨我的精神。我只是一种爬虫，愤怒也只是爬虫的愤怒，绝望也只是爬虫的绝望，我发现黑暗竟是一种类似于光的东西，这种光折射于心灵，让我有一种梦游的感觉，从未来的缝隙里探出去一只脚，却陷入了泥泞的沼泽。
突然酒店外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一大帮警察冲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保安赶紧迎了上去问。
“我们接到报警，说你们这里有嫖娼的。”一个警察说。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这儿不可能有这种事。”保安说。
警察不予理睬，冲进电梯上了楼。我一下子慌了，万一查到张国昌的房间，一切将不可收拾，我紧张得手足无措，这是在北京，不是在东州，我一时不知道找谁帮忙。
我看电梯指示灯显示，警察正好去了张国昌所在的楼层。我想，糟了，要出事。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给驻京办唐主任打了电话。
“雷默，这种事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唐主任埋怨道，然后又想了想说，“行了，事儿不用你管了，照顾好张市长就行了，我找朋友关照。”
十几分钟以后，警察们都下了电梯，抓了两对关系暧昧的男女走了，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雷默，没事了，人都走了吧？”唐主任打来了电话说。
“唐主任，你神了，一个电话人就走了。”我佩服地说。
“张市长胆子也忒大了，找小姐不要命了。雷默，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唐主任埋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