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本想在南京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但因日机轰炸更紧，南京形势紧张，陈独秀只得于９月中旬先去了武汉。当他搬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不久，罗汉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于８月底起程，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傅克农处领了路费及去西安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一道于９月２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与罗汉是老熟人。大革命时，罗汉受中央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７军政治部主任，攻打南昌时，与林伯渠军有过很好的配合。罗汉在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他说：“和仲甫一晃有１０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吗？”林伯渠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当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罗汉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要罗汉在七贤庄稍住几天，并立即给延安发了电报，请示中央。其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当晚，刚从山西太原来西安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绝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接到林伯渠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信息，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给林伯渠回了一个电报，提出了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央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２５日宣言是一致的。
见到延安的电报后，罗汉便立即启程回南京。９月１５日，罗汉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担心“三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特地嘱咐罗汉“不妨口头表达”。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得知回延安的“三条件”事，十分不满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后来他与包惠僧谈及此事时，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对于延安要求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的问题，陈独秀从自己的书桌上找到了一份手稿，交给罗汉看。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３１页。
②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⑤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６）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始终没有刊登。事后，陈独秀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交换意见”。
１０月１６日，罗汉偕董必武在武汉拜访陈独秀。董必武劝陈独秀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份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这样一来，陈独秀注定了此生再也难以回归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
３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原定的在“三条件”下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决定，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层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３００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在会上有人当场指出：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决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合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
①王明，《中央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１页。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王明想趁共产国际的这股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在会上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他在国内推行“左”倾路线的观点，与反动派比较，中国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为了“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
会后，康生立即紧跟行动，于次年１月，在《解放》周刊第期上，连续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论文，信口雌黄地说：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至今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接着，《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杂志也刊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等。陈独秀是“汉奸”这一新闻，无疑具有爆炸性，随后国内其他报刊纷纷予以转载。
王明、康生等人捏造事实，对陈独秀进行莫须有的诬陷是毫无根据的，也是耸人听闻的。因此当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为陈独秀鸣不平。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９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从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返，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
其实，王明、康生等人的造谣污蔑，在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的。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看，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罗斯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３００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谭、不可置信的。在康生的文章发表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级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道“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际上黄平、张慕陶、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注）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领取５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是亘古未闻的荒唐奇事，说明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大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不可能
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王明到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直接在王明的控制之下。《新华日报》针对９人公开信等社会舆论连续发表了几篇“短评”。但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①
①《陈独有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陈独秀看了这个“短评”，更加气恼，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３月１７日，陈独秀愤怒地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尖锐的公开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对中共的怨恨。《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又把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３月２０日刊出。信中首先叙述了他出狱时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针对“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
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接着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当时，陈独秀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其实他并不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主要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怀不满，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于是便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作文章。
针对陈独秀的公开信，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虽然表明了他已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不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行动”。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①《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于４月２４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当年４月间，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从长沙赶到武汉，来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劝慰陈独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这样由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引发的“汉奸”风波，才慢慢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却不肯善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注）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②何之瑜写信邀陈独秀避往长沙，陈独秀认为“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因而没有答应”。就这样，陈与中共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文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贺松生即何之瑜（何资深）。
４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１９１６年入北大学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年初，张国焘先后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曾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
１９２４年５月，张国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在北京腊东胡同被捕叛变，供出了北方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交出了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及骨干名单，使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同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也被救出狱。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重新钻入党内，在党的四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陈的器重。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以临时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南昌，企图阻止起义。在翌年党的六大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由于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因而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在此期间，由于张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互不相容，于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王明排挤回国。随后，张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及随后创建的川陕根据地中，张国焘又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又大搞分裂主义，拒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坚持南下川康的逃跑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甘孜，联合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才被迫同意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二、四方面军分别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完成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帮助和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召开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洛川会议后，又安排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对此大为不满。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将张国焘所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当托派处决了，并扬言张有托派嫌疑，加上这时原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叛变投敌，使张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时刻准备逃离延安。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礼完毕后，张未按中央“马上回延安”的嘱咐，而趁此机会逃到西安，于４月１１日乘车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一直躲避起来，而且公开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说：“国民党没办法，共产党也没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我以后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当时给他指出三条出路：
（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
（二）暂时休息一个时期，国内外均可；
（三）自动声明脱党。张国焘回答说：“第一条根本不可能，可以在二、三条中考虑。”在武汉期间，张国焘竭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联系。
蒋介石大喜过望，吩咐戴笠为张“照料一切”。戴笠立即在武昌找了座漂亮的小洋楼，派小汽车把张国焘接了过去，并委派张的同乡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安全。从此，张国焘一头扎进了国民党的怀抱，公然向蒋介石表示忏悔，声称“在外糊涂多时”。４月１７日，他公开声明脱党，随后并发表了《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被开除党籍后，于是极力想拉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几天之后，他在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相知，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此番见面，免不了唏嘘一番，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物是人非、同病相怜的感觉。
此时已步入中年的张国焘，明显地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四方脸膛上看起来显得很疲惫。
陈独秀有点讽刺地“你不是在延安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唉声叹气，将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陈独秀听说张国焘跑来投靠蒋介石，顿生反感，他很瞧不起那些投敌卖友、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因而，他们刚见面时的热情变得不冷不热起来。张国焘为了唤起陈独秀和他对中共的同感，谈起了他在延安时讨论陈独秀回党的“三条件”问题。
张国焘说：“他们不是诚心要你回去的。”
陈独秀仍很气愤地说：“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指诬陈为‘汉奸’一事——引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