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几句之后陈永贵就开始向总理诉苦，他有一肚子话，一肚子问题，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大寨乱得不行，红卫兵多得没法办，一群姓姓不是打倒这个就是打倒那个，好多人还带着小刀刀。周恩来笑道：“那不是小刀刀，那是匕首。”
陈永贵问道：为什么每次运动，非把苗头（矛头）都对着我们？这个文化革命到底是怎回事？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的老战友都打成革命了？”他讲了一通十月事件，又讲到“十月事件受害者”目前的处境。
周恩来听了，极含蓄地答道：“这个问题，各级党委都解决不了。这样吧，我给你几个红卫兵袖章，你们自己去斗嘛，自己解决问题。”B17
陈永贵似懂非懂地接过红袖章，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怎么能让文水县放出张怀英，让临行前他要去请假的昔阳县委放出李韩锁等干部。他把红卫兵袖章收好，又谈起了生产问题。他说，大寨的红卫兵一拔接着一拔，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人来，大寨的地方小，盛不开，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
周恩来让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至于乱哄哄的局面，周恩来让陈永贵找县委，由县委出面帮助大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起了化肥。陈永贵请总理帮个忙，批准他们建一个化肥厂：“我们县里连续要求了三年，为了搞化肥，我们的干部出去请客送礼，四清整死了四十多个人。”
周恩来说，这个好办，明天国家计委要开会，我让他们把你们的化肥厂纳入计划，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
陈永贵闻言大喜，别的事也顾不上提了，就着急回县里办厂。他后来这么说当时的心情：“这一下我就不顾反啦，你愿反就反吧，就跑回来建厂啦。”这次在文革的大乱时刻占用了国务院总理四个小时的谈话也许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陈永贵的心目中，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他谈起这次见总理时总要强调化肥厂：“这是中央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也是我们昔阳的永远利益。”“文化大革命前，因为搞化肥，到处受欺负，受欺负也弄不下。现在，我们有了这座化肥厂，看该多主动呀。”
回山西的路上，陈永贵在火车上与一位省委高干的夫人想遇。这位夫人说她们正准备夺权，请陈永贵站出来支持她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这在当时尚无先例，陈永贵吃不准局势，就来了一个不说话，咬住牙不表态。他不知道，十几天之后就将出任山西省最高领导的刘格平此时也在北京，正等待中央文革的召见，准备回山西夺权。
1967年1月正是中国的省级政坛开始翻天的月份。这里这先放下陈永贵的活动，说说山西省和全国的局势。
1967年1月3日，上海的文汇报被夺权。１月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军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B18
就在这一天，江青叫关锋找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山西省挂名的副省长，其经历却很不一般。１９３６年，他与６０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块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认为履出狱手续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有损气节，宁可不出狱也不肯执行中央指示。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江青在整刘少奇的材料时发现了刘格平的惊人之举，就召他进京谈话。刘格平在京等了许多天，直到上海夺权之后，江青才叫关锋让刘格平立即回山西夺权。１月８日，刘格平奉命返回太原。１月９日，刘格平等５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B19同时策划夺权。
１月１１日，以十三治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及各路造反大军联合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刚刚三十出头的杨承效任总指挥，成为夺权的前台人物。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凌晨１时，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各路造反派在杨承效的号令下联合行动，“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B20所谓夺权斗争，除了占领和抄家之外，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抢公章──印把子。是日夜间，造反派从各党政部门抢来的公章装了半麻袋。
这一天晚上，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被杨承效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起来。１８天后的夜里，卫恒自杀身亡，成为文革开始后的第二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书记，山西则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市。
１月１３日晚，刘格平等三位领导干部在前台亮相了。他们向两千多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次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１２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
在省城大乱的同时，陈永贵正在村里琢磨着出山还是不出山。
陈永贵早在返晋的火车上就听说了夺权的风声。山西的别外一位著名劳模李顺达也挺早就听到了风声。这两位全中国最有名庄稼汉在山西举足轻重，谁都想拉。不管是谁夺权，有了这两位喝过毛主席的酒，得过毛主席的批示和表扬的人物的参与、支持，哪怕只是声授，其合法地位也会大大巩固。问题是这两位庄稼汉慎重得要命，硬是不肯表态。庄稼人的本能似乎告诉他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侯，除了上海这个直辖市，省级夺权毕竟还没有先例。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不管你拿得准拿不准，只管一日千里地往前奔，落伍者还有被淘汰，甚至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一位纺织女工出身劳模在太原打长途催李顺达：“老李！喂！老李，赶快决定，喂，劳模都要出山啊！你吭声呀！你咋不说话？喂！革命形势需要你出来啊。喂！”李顺达道：“情况我不大了解啊！是啊，我身体也……，啊，看看吧，是啊，我看看吧，再联系吧！”他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不出山？不会闹个对抗文化大革命？出山？他忽然想起了老搭档陈永贵。
“给我挂昔阳，陈永贵！”李顺达拿起电话，吩咐县总机。办大事前先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这也是中国农民处世小心的传统习惯。“喂！老陈吗？我是李顺达！”“啊，老李呀，我早就等着你的信呢！”陈永贵笑道。
“老陈，你说咋办呀？”李顺达劈头便问，他感觉着陈永贵心里转悠的事一定跟他一样。
“什么咋办？啊？哈哈！”陈永贵不知是不是在装傻。
李顺达把情况说了，刚讲完，陈永贵就说道：“老李呀，你拿个主意吧！”
李顺达道：“我就是问你哩！你倒问开我啦！你去不去呀？”
陈永贵道：“哎呀，老李，你去我就去！”李顺达也同样答道：“哎呀老陈，你去我就去！”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最后相约各自从家里出发，共赴太原造反夺权。B21
其实陈永贵比李顺达心里有底。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顺达就在西沟埋头不出，每天只是听收音机。而陈永贵毕竟去了趟北京，见了总理，还得了几个红袖章。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对红袖章所包含的暗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陈永贵与李顺达相约赴太原参加造反之前，文水县出过一件事，给了陈永贵很大启发。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大闹文水，将张怀英抢了出来。文水方面马上发出追捕令，搜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张怀英。消息传到昔阳，县有关方面估计张怀英可能逃往大寨，便派人严密监视了通向大寨的道路。陈永贵听说了红卫兵抢人的举动，恍然大悟地说道：“噢，总理给我袖章，叫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原来是这个办法呀！”B22于是，他也让郭凤莲组织起红卫兵。大寨的红卫兵一度与西沟李顺达手下的红卫兵联合，统称“太行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如约会师太原。这两位山西省同时也算是全中国的钦定农民领袖，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块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腰更硬了，劳模们也更红了。
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胜利》。同日，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几十万造反大军在此举行了誓师大会。在红旗翻卷的主席台上，人们可以看到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三位著名劳模与杨承效等造反派首领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陈永贵的胳膊上还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陈永贵和李顺达等人在太原活动了十多天。这二位介导成立了一个叫“山西工农革命造扳联络总站”的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陈永贵出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一时间，数不清的各咱群众组织都归附于这两位毛主席亲赞扬过的人物的大旗下，几天内前来投奔的人数竟多达三四十万。这一年的２月６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为这条消息配发的编者按特地指出了陈永贵“杀”出来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一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一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列加迅速地形成。”
陈永贵和李顺达拉起了一支三四十万人的队伍，心里却总放不下各自村里的那一摊活动。闹了几天，陈永贵和李顺达就离开核心舞台回山了。他们麾下的各路人马不久也自行解体。当然，省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忽视富于政治号召力的农民旗手，陈永贵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陈永贵的家乡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
一月初，山西省“一一二”夺权之前，昔阳县委仍然勉强控制着局势。县委领导们努力地试图将群众运动的冲击力引向前任当权派以求自保，于是有关押李韩锁等干部并堵截张怀英之举。
从文水逃出来的张怀英果然企图躲进大寨。他没敢走大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虎头山翻过来往大寨走。尽管这条路很偏，县里派出的监视人员还是发现了这位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便立即召人追捕，县里的摩托车吉普车火速出动。这时，已经有人问陈永贵通风报信了，陈永贵马上派出贾进才贾承富等人提着镢头去接张怀英，把他背到正在修梯田的小背峪沟的石窝里躲了起来.追捕的的人在山梁上喝令站住，贾承富挥着镢头叫：“狗日扔种下来，下来哇！”追捕者见对方人多，又是谁也惹不起的大寨人，便不敢下了，走了。过了两天，陈永贵又派人秘密护送张怀英到太原，请省里将其保护起来。
山西省夺权的十天之后，１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过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写得极其激昂，极有煽动性，社论把夺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动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社论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是日，昔阳的几种造反人马不等在太原参加夺权活动的陈永贵回来，先自分头夺了昔阳县委、县人数及所属各部门的权。一周后，接任张泣槐不过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原耀先从县委大楼三层附地身亡，据称是自杀。
昔阳的“一二二”夺权带点学生们一时兴起的性质。各村的干部社员几乎都不知道县府的印把子已经易手，及旧在闹他们的革命，过他们的日了，而县城里的造反派自己却闹得天翻地覆。各派之前都想架空对方，把全部的权力都揽过来。那些来自北京、太原、太谷和昔阳育红中这的红卫兵小将本来就缺乏行政管理经验，连个衙门的架子也撑不志来，更解决不了行政和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面对乱成一团的局势和杂七杂八的火烧眉毛的事务，这群小龙束手无策。
这时，刚刚在省里参加了造反夺权活动的陈永贵，佩戴着周恩来总理新手赠送的红卫兵袖章，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地回到了昔阳。在昔阳有十几年根底的张怀英也随着陈永贵回来了。于是，“千万双革命的眼睛立刻转向了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昔阳文化大革命的曙光。”B23
昔阳县城一乱，关押在商业局大院里的“十月事件受害者”们自然都跑了出来。两年前被地委强令调出昔阳的“宗派活动分子”也纷纷离开流放地。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大寨。１月２９日，“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在大寨宣告成立，前县长王贵科任队长，前县委常委李韩锁、越满仓任副队长。有了这些行政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干部，再加上饱读史书的前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大寨立刻成了全县实际上的决策中心。各派组给纷纷人到大寨建立联系。
陈永贵在一群老谋深逄的前昔领导人的拥戴下，召集一些造反派组织开了一次会，宣布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王乡锦、谢子各、张泣槐等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王乡锦是晋中地委书记，谢子和是晋中行署专员，张润槐是前昔阳县委书记，都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提出了谁也不敢小看，谁也不敢不拥护的行动纲领。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无可急议的决策人和领导人。
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永贵在除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进了昔阳县城。除夕之夜，全县４００多个大队的头面人物蜂拥而至。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５２岁的生日。这一天，昔阳县城里的工农兵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县２０个公社４１５个大队的１５００名代表和县城附近的六个公社的２８００名革命群众会聚于此，号称万人。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和赵潢仓在众人的仰视中出在插满红旗的大会主席台上。陈永贵朗声宣告：“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开始！”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只号声此伏彼起。随后，在万众一声的怒吼中，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专员谢子和'前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地委常务副书记王荣和其他领导人卜虹云、苗枫、张哲生、张子仪、肖岗等几乎全当权派被押上台来。
陈永贵首先发言，他谈起了积怨达两年之久的十月事件；“十月事件的性质，绝不是个个私怨之急，绝不是守派之争，也不是工作方法之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争，是拥护三面红旗和反对三面红旗之争，早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争！”接着，陈永贵又“揭露了地、县领导人反大寨的罪行”，譬如四清工作队砍大寨红旗企图。当年激怒过陈永贵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说陈永贵这个粗腿抱不住的地委副书记王荣都在台前撅着。
陈永贵讲完之后，张怀英言控诉走资派对他本人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迫害。张怀英不久前挨斗挨打受伤沿末痊愈，人与昔阳各方面的关系又好，口才也佳，于是，会场上那些贫下中农“听到怀英同志为坚持社会主义方面而惨遭折靡时，纷纷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后便押着“黑帮”们到下边和公社和大队去游街，用陈永贵的话说：“让大家都看一看他们的万恶滔天罪。”
联合批斗会和游街从春节闹到正月初三，小小的昔阳县城和附近的农村连续沸腾了三天。陈永贵后来曾把昔阳的这一串批斗和和夺权大会与别外做过比较，他说：“我想，在全省也很少哩，像我们昔阳这样，把所有鳘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都选来，参加我们的夺权和斗争大会，很少的，那无非不过是城附近呀，机关呀，学校呀，学生们参加。我们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来搞夺权斗争。我们认为我们搞的是非常透彻的，而不是他们那样，斗黑帮是请客吃饭的。”B24
经过三天普及而深入的批斗，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地位稳稳地扎在了昔阳政治舞台的中心。当年写下的夺权报告描述说：“三天的大会已经激发了代表我们的积极性，只要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等同志一声令下，立即就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夺取政权。
陈永贵见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手再次夺权，把全部权力从你争我夺的“筹委会”等各派红卫兵手里夺过来，夺到他自己和“十月事件受害者”手里。陈永贵对张怀英说：、我夺权，你来帮我掌权。”考虑到“十月事件受害者”都是昔阳的前党政要员，这第二次夺权似乎奇妙地带了点“复辟”的色彩，但当时恐怕没有人敢这么想。
２月１０日晚，陈永贵组织各路造反派开代表会，专门讨论第二次夺权问题。陈永贵高声问众人：“这权该不该夺？”众人如军人般地齐声高呼：“该夺！”
２月１１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３２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宣布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陈永贵任总指挥。刚刚当选的陈永贵在强光的照射下，满脸庄严地宣布了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从即日起，昔阳县委、县人委后切党、政、财、高新明文大权归总指挥部！”
当晚，32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笼罩的昔阳街头，“敲锣打鼓地欢庆总指挥部夺权胜利。”
至于刚刚掌权不到20天便被陈永贵把权夺走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及其支持者，据说“根本不敢说一个‘不’字”，“总指挥部一宣布成立，它不得不立即宣告解散。”B25日后陈永贵也没有难为他们。
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陈永贵在文章中谈了他在夺权斗争中的体会，斩钉截铁地说：“夺权好得很！”3月5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引题是：“同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昔阳县的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劳模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就是当榜样、当楷模，摆在那里让人们看，让人们学。至于人们学不学，劳模本身是无能为力的，他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不如意事也只能干瞪眼。而劳模一旦造了反夺了权，便成了可以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威。陈永贵显然很愿意当这样的权威。他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