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华国锋愤愤不平地谈起这件事。他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报告后，江青把我和永贵闹到江苏厅，她说，这个报告说的轻点是修正的。重一点她没说，那就是反革命啦！修正主义也是反革命，这下就把帽子给戴上了。可是送给主席批，主席很快就圈阅了。发了文件以后，她还说是修正主义的，还几次纠缠。上海根本不让传达。”B14
从反对的理由来看，江青等人似乎是从派别斗争和权力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判断的。
上海市委奉张春桥之命“稳住”，不传达贯彻华国锋的报告即21号文件。上海提出了四个不准，第一个不准就是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理由是：“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理由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在四届人大组阁不成，失去了大量要职的江青集团不能容忍主攻方向的偏离。她们大概也有自己的激进路线岌岌可危的强烈预感，急于解决权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还要持续一年多。
1975年10月19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华国锋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社论：《普及大寨县》。随后，全中国的宣传工具一齐开动，上百万的干部根据全农会的精神下到农村基层帮助社队搞整顿，“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标语口号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七、向毛泽东建议过渡
华国锋宣读的那份总结报告，要是按照陈永贵的心愿写，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让陈永贵由着性来，他会推出几项足以震撼中国近百万村庄的新政策。
1975年7月18日，第一次全农会开幕的两个月之前，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省委会议，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是他本人的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旨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掊‘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平这一套办法刚开始还适应，现在看就不行了。显出两个弱点。一是不搞政治挂帅，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积性，不应该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的同志总是在资本主义的旧框框里找办法，谁搞点社会主义的办法，就大喊大叫，什么‘没有普遍性’呀，‘平均主义’呀，总之，就是不能干。照此下去，社会主义农业怎么能大干快上呢？”
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3、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4、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5、加强公社的经济实力，并由公社扶植穷队发展生产。
陈永贵读完自己的五条建议，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他叫后来当了昔阳县档案馆馆长的任永福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整整齐齐地抄好，送往北京。报告后边签署的日期是1975年7月20日。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在政治局尚未讨论之前，陈永贵便给宋莎荫下了指令，让他把这套见解写到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里，他准备在全农会上捅出去。宋莎荫奉命完成了，但是被主持这次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挡住了。陈永贵的主张实在太左了，太激进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过渡，这是违反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六十条》的。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同样也是违反《六十条》的，而《六十条》并未明令取消，还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六十条》不对。华国锋指示农业部的人和宋莎荫一起动手，把原来的发言稿中的那些极左内容全部改掉。陈永贵的出击失败了。（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65页）
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B15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过了一年多，陈永贵似乎明白了张春桥一边反对过渡，一边派人取经的用意。他告诉昔阳的干部：“这次挖出四人帮才暴露了，他想在上海搞一个奇迹，要树这么一面旗帜，我们整个上海都搞成大队核算，在全国树这么一个样板，也给世界树一个名望。你看，坏不坏？你要树树我们昔阳来！我们在六七、六八年就全县过渡了，他要在上海搞，在我们这里学经验，到上海搞！”B16
八、抓点抓出了经验，抓出了干部
1974年初至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先后住252天。他在昔阳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突然袭击式的私访。
1974年8月12日，陈永贵让秘书要了辆苏式吉普，坐上就出了县城。到哪儿去？陈永贵不说，别人也不敢问。县委的头头以前也问过，还要陪着陈永贵下去跑，陈永贵把他顶回去了：“我出去是挑毛病找问题，你县太爷去还跟我说啦？你别去，也别问。你先告诉他了，一准备再准备，手忙脚乱也不知搞什么哩！”
车开到了县城外的三岔路口，陈永贵才告诉司机今天的去处。这天上午他想到西寨公社看看。陈永贵一路看着庄稼的长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西寨。8月中旬正是大暑刚过，白露未到的农闲时节，社员们挂了锄，公社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西寨人山人海地唱开戏了。陈永贵的吉普车溜进公社，找不着公社干部的影子，却发现了戏台旁边开的老牛市场。这里做起买卖了！”
陈永贵冒火了。等到西寨公社的领导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陈永贵面前，陈永贵黑着脸问道：“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食品部门，非往河北山东那边处理？这叫什么？这不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还唱戏？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地里那么多草就挂起锄头唱戏了？玉茭高了，大锄进不去小锄锄示了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阐明了中国新民主，小锄不能锄用手抠。抠一抠就是二两油嘛。要这样干，辛苦田呀！”
下午，陈永贵回到县里，又在大会上把西寨公社训了一通。他的突然袭击取得了成果，便宣布以后检查工作就是要搞突然袭击，免得下边事先做了手脚。“我不说给你，看你怎么办呀，”陈永贵说，“从此以后就不告他们说了。临去时来一个车，坐上出了村外，你开到哪里就知道啦。”B17
陈永贵不能容忍昔阳的庄稼地里长荒草。有一年他发现有几个公社地里的草多，就把主持工作的刘树岗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陈永贵问，我从平定县过来看了。人家的地里不荒，你昔阳怎么倒荒了？你怎么干的？刘树岗被训出了一头汗，立刻表示马上改正错误，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消灭草荒。陈永贵不干，说：“把人全叫来，开辆车去平定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就不荒？李锁寿在平定学昔阳，人家地不荒，你怎么就荒？去看看！”于是，盛夏时节，陈永贵亲自率领昔阳的公社书记们赴平定转了两天，陈永贵不高兴就不爱理人，一路上沉着脸不说话，公社书记们看着老陈的脸色体会着县耻的滋味。
一天晚上，陈永贵坐在车里，发现公路上有一些行迹可疑的车辆；好像是在运粮食。昔阳有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数，哪来的这些汽车马车平车？陈永贵一查，原来是昔阳的老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换白面吃明嘉靖年间刻本。1981年中华书局据此出版点校本《陆九渊，昔阳有的是玉米，而老百姓偏偏喜欢吃白面，便假称换麦种搞起了易货贸易。昔阳的各级干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肯真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永贵却容不得这种有损大寨县声誉的事，他认为这属于搞黑市，粮食外流，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B18
陈永贵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下令道：“决不允许到河北再去套购小麦。”他对县委包庇此事极为不满，说：“这个问题，县委包得严严的。这是我给县委提意见哩。去年，搞种子在河北换回那么多！你就是不搞种子，人家河北还不给了哩？昔阳县哩，人家怕哩，你要跳蚤油，人家也要想办法闹哩。购回那么多小麦，河北给我来数，六百多万斤。这个数还不完全统计。可是问县里，没有多少，就是个几十万斤！问了大寨一个公社，一百二十万斤。这是几十万斤？太不像话了！你错了你就说么。不少哩呀。今年不行。就算需要种子，也要经过县里批准。”B18
陈永贵宣布：“谁也不能搞投机倒把。哪里搞，公社党委要负责。批林批孔，不抓这个抓什么！”
陈永贵对于沾上了商品交换的边的东西极为警觉。洪水公社东沟大队“主业不主，副业不副”，“价值规律支配了集体经济”，木匠铁匠和煤窑干得很红火。陈永贵认为这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典型。1975年第一次全农会之前，陈永贵想把东沟大队的材料推荐到大会上的特点。是事物差别的内在根据。表现为矛盾在各种运动形，就事先跟东沟打了个招呼，希望“东沟爆炸个原子弹”。东沟的干部闻讯亦喜亦忧。老陈要在全中国面前解剖他们，可是毕竟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据记载，当时东沟的干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永贵同志的关怀，大批资本主义一定要批出样子来，大干社会主义一定要干出样子来。”于是，煤窑归了公社，木工厂也停止了来料加工，打铁组更是冒着冻结付款的风险单方撕毁了与大同水泥石签订的20吨钢球加工合同。全大队的劳力都集中到人造小平原上大干苦干，而且一口气苦干了三年。结果，这个大队的分值不仅没有增加，兑现率还下降了30%，不过，今天的人们很感激当年创业者用汗水为他们打下了千秋基业。
陈永贵整昔阳整得狠，对自己和大寨也不留情。1973年大寨的一个木匠从大队会计手里要了张空白介绍信外出为队里买木头，他多买了一点，自己留下干私活赚外快。事发后，陈永贵联想到大队会计的印把子，联想到全县干部的私心，便掀起了一次“纠正化公为私运动”。
“我也有，”陈永贵当着全县的公社书记说他也有化公为私方面的问题，“我十多天来反复查，我给了焕成一百元钱，把吃了的闹得清清楚楚。”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陈永贵又继续揭自己的家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哩，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普及就可以消除社会矛盾。他曾在美国和英国试办共产主义，要赶快给人家。给九昌给钱处理。你不要看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个月，搞下二千元，……主要是社员的问题，尤其是各行各业，副业、牧业、林业。白天搞副业，黑夜搞自己的箱子。凡是有点技术的，铁工、木工、泥工都在晚上干私活。摸上大队的东西，为私人做事，自己挣钱。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B19
这场从1973年11月搞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最后愈演愈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被视为资本主义。
零碎事陈永贵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一天陪大庆客人参观，陈永贵发现路旁地里的黑豆有些缺苗。昔阳人习惯把黑豆和玉米掺在一起做成面食，土称“假豆腐”。这是当地营养价值较高的主食之一。陈永贵问陪同他们的安坪公社书记张如成：“为什么黑豆缺了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们不重视社员的吃假豆腐？”张如成答道：“今年重视了。个别地块豆子缺苗，已经补种。今年保证让社员吃上假豆腐。”
陈永贵问：“如果今年社员吃不上假豆腐，你知道要把你们怎呀？”张如成答道：“您说过，如果社员吃不上假豆腐，要把我公社党委碾了假豆腐面。”陈永贵笑道：“对，就是这样。”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大寨人什么精神？你什么？”待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被呛得倒噎气，一个个灰灰溜溜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不参加县委会议，可是会议上常常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响。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省季书记王谦看中。王谦找陈永贵死说活说，非要把李锁寿到自己的老家平定县当书记。李锁寿上任后，双脚走遍平定的山山水水，订出兴修水利的宏大计划，迅速改变了平定的落后面貌。李先念听说了，亲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发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山西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
昔阳调出干部最初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陈永贵也表示尽快培养干部，“像战争年代一样甚时要甚时有，要多少有多少。”B20后来各地果然纷纷来要。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农会期间参观了石坪大队，对那里长达十六里的走水涵洞和上面的五百多亩人造平原印象极深。华国锋听了大队书记陈有棠的介绍，赞道：“陈有棠，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嘛！”华国锋开口，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于是陈有棠就当了华国锋的老家交城县的县委书记。
对于各地向昔阳要干部的事，陈永贵也是喜忧参半。他愿意通过输出干部把他创造的大寨经验推向全国，又担心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更怕把昔阳抽空了。有一回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到北京开会，亲眼看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陈永贵要干部的场面。
那天李先念请陈永贵晚上去中南海他的住处看电影，听说李喜慎来了，就请他也一起去。李先念是政治局常委，可以随便调片子看，他也时常请上几位关系好的在国务院小礼堂里看电影消遣，陈永贵是常客之一。
李喜慎进门的时候，李先念等人正在谈昔阳调出干部的事。李先念见李喜慎进来，说：“这不，李喜慎来了。你们那个陈永贵呀，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李喜慎笑着不说话。纪登奎道：“陈永贵是个保守派！顽固派！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陈永贵笑道：“不行，我不能丢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道：“你讲点风格嘛！”
由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山西流传开一句话，叫做“会说昔阳话，就能掌印把。”与五台县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学会五台话，能把洋刀挎”如出一辙。但是以学大寨的政绩而论，昔阳调出的干部大多是强手，在各地大批大干尤其是农田建设方面的战绩相当显赫。李锁寿从根本上解决了平定县吃水用水的问题，平定人至今受益。十年后平定投票选县长，有的选票上竟写着这位早已下台回乡的大寨式干部的名字。
当年陈永贵送昔阳干部离乡上任时，常常说几句勉励的话：“你们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赶回来。我对你们放心，又不放心。我怕的是人家撵咱！”陈永贵不幸而言中。数年后，昔阳调出的干部又纷纷回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安排在昔阳各级人大、政协一类的地方过着清闲的日子。夕阳西下，李锁寿回到清冷的住处，最爱干的事就是翻开永远也读不完的史书
九、跑面
入政治局后，陈永贵每年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并且留下不少名言。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名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
陈永贵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他直言不讳，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说开了人家：“延安的条件好不好？不能说不好，但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步子迈得大一点，走得快一点，贡献和成绩突出一点。”说过了延安他又说西安：“我走了几个公社，特别是到了南五台公社看了一下，确实是有意见。那里的土壤、水利条件都很好，但是旧的土地不很好地改变。为什么不平整、加工？……现在不改变，等什么时候改变？”B21
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
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闻名全国的穷地方，可是陈永贵到那儿转了一圈也说人家的条件好。“这样的条件多好呀！”陈永贵在甘肃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说，“那确实好！闹到它五百米深其学说为存在主义的来源之一。主要著作有《逻辑研究》、，底下也是土。山上土，村庄上，河里流的也是土。你能说这样条件不好？……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爆破以后，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们这里不搞这吧！不用爆破也是土，一刨就是土，还不可以植树？还不可以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B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