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林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林就跟他离了婚。王金籽便给宋玉林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林一口答应下来。她说：“他是个劳模，威望很高，我还有不同意的？我和他离得并不远，他那么大的名气谁不知道？五十年代昔阳就编着一支歌，模范支书人人爱。刚和他走到一起，他待我也很好。”B26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林结了婚。宋玉林婚后很快就入了党，在大寨的地位接近一名大队党支委。大寨大队党支委可是比县委委员、地委委员都厉害得多的身份，喊冤告状的人能见他们一面，得他们一句话，都是极难而又极管用的。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句话就能叫昔阳地动山摇。宋玉林借陈永贵之威，如果出面让县里安排谁谁的工作，县里不敢说一个不字。宋玉林也真背着陈永贵给不少人安排了工作。这些走后门的事，只要陈永贵的亲友出面说话一般都办得成，但是最好别告诉陈永贵。有一次陈永贵的贴身内卫张艮昌想给陈永贵的厨师的家属办农转非，跟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李喜慎说了一声。李喜慎见到陈永贵偶然提及此事，反而坏了事。陈永贵不高兴地说：“转什么转？我还是农村户口哩！别搞这特殊化！”
王金籽1974年秋开始主持昔阳县的工作，1976年升任黑龙江省副书记。有一个判了20年刑的哥哥在监狱里，怎么说对仕途也有不良影响。于是王金籽就和宋玉林一起活动为王金魁翻案。这事动静太大，不能不让陈永贵出面说句话。于是他们就活动了一番，做下一些准备，然后告诉陈永贵，说王金魁的案子是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既然有两个与他关系很近的人喊冤，王金魁关在大牢里于他也不是什么光彩事，陈永贵就表了态，说那就查查吧。他本人也出面找王金魁入狱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杜庄公社的书记和杜庄大队的书记谈了话，说：“王金魁的案子是有出入的。我从来就是救人的，法院要派人下去调查，你们要协同一下。”B27
陈永贵开了口，下边就卖力地干了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工作”，当年的6位受害人都推翻了从前的证词，昔阳县委常委便据此做出为王金魁平反的决定并上报陈永贵。就这样，一位确实糟蹋过幼女的刑事犯便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
这一事件的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当时就冒着坐牢的危险给中央写信告陈永贵，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事又被翻出来一通张扬，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题为《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的报道。1980年，昔阳县委和县法院认定为王金魁平反错误，决定恢复1965年的原判，再次把案翻了过去。陈永贵听说了，一拍桌子，叹道：“唉，我有口难辩。人说吧，我也没办法。”
陈永贵对家人的抑制显然大于纵容。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据说这还是当时的县委领导李喜慎一力提拔。告诉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含混地问：“他能干了这？”李喜慎道：“咋就干不了？锻炼锻炼么。”陈永贵没有再说什么，于是陈明珠就干上了，尽管论才能他远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话又说回来，凭陈永贵当时的地位，提拔一个县委书记或地委书记绝不算难事，而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
不过陈永贵的家属在昔阳的表现还是给他惹下不少麻烦。且不说因“虎头山下一只虎”的报道而闹得全国皆知的陈明珠的生活作风问题，就连陈明珠的小舅子二苟小的大话后来也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记者组的调查报告。他的高论是：“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反对党中央。”“陈永贵倒不了，俺姐夫就倒不了！俺姐夫倒不了，我二苟小也倒不了！”B28
十二、周恩来去世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再一次做癌瘤切除手术。这正是第一次全农会期间，报纸上除了学大寨就是评水浒，到处是骂投降派的声音。周恩来心里明白评水浒的矛头所向，在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陈永贵从大寨回京。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写一个情况报告，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每次必定鼓励一番，至少要打个电话来，说永贵啊，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好，又进步了。你说的事我已经批给谁谁让他们办了。等等。对陈永贵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周恩来总要表扬几句，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这个力气了，他已生命垂危。陈永贵情绪很不好，老惦着电话，随时准备一听到305有事就往医院赶。
“305”就是周恩来住院之处。周恩来住院期间，卫生部部长也出来亲自顶班。等闲人根本见不着周恩来的面。陈永贵去看望时也被医疗小组挡过一次驾。陈永贵回到家，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邓颖超跟医疗组打了招呼，说陈永贵愿意去随时可以去，不要阻拦。于是陈永贵就有了随时可以看望总理的特权。同样是副总理，吴桂贤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比较远，要求了几次也没能获准探望。吴桂贤没办法就求陈永贵帮忙，陈永贵带着吴桂贤进了周恩来的病房，说：“总理，我给您带了个客人来。”
周恩来病重期间，陈永贵有一次去探望，周恩来握着陈永贵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相对，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陈永贵刚起来就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陈永贵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已经不行了。这一天的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连续昏迷十来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政治局委员们全体赶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唯有江青一进门就高声问：“小超呢？小超呢？”
中午，陈永贵蔫蔫地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住地唉声叹气。
陈永贵对周恩来的感情非同一般。从1965年到1973年，周恩来三次访问大寨，在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和社员一起吃玉米面窝头，跟贾进才等老熟人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使陈永贵和大寨人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周恩来提出了大寨经验的三项内容，他代表毛主席在人大会议上号召农业学大寨，他出面让陈永贵当副总理。他熟悉大寨的干部社员，熟悉陈永贵的一家。陈永贵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求教于周恩来，而周恩来对他也总是既耐心又爱护。陈永贵想着周恩来，忍不住就哭开了，哭得老泪纵横。工作人员来叫他吃午饭，他说吃不下。又有人来劝，他就发了脾气。
下午在人大会堂开了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晚上陈永贵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左右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陈永贵才勉强吃了几口，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他是真难过了。再没有任何人去世更能叫陈永贵难过了，包括毛泽东。如果说陈永贵对毛泽东是崇拜，对周恩来则是敬爱。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增夜就和衣卧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眯一会儿，灯也不关。过一会醒过来又接着抽烟。
这样过了两三天，左右的人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名医专家来看。这几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病，只说是悲痛过度造成的。
大寨和昔阳在这件事与陈永贵完全一致。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出，昔阳立即给省委和地委打电话请示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得到的答复说，中央没有统一布置，各地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设灵堂，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批邓。大寨和昔阳不听，从1月10日至15日全县降半旗，1月10日召开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追悼大会。追忆周恩来总理三次视察大寨的情景。1月15日，昔阳三万多人再次在人民礼堂和七一广场开会，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十三、批邓
陈永贵在批邓的问题上有点为难。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按说就应该坚决批，坚决反，可是邓小平是周总理拉出来的，周总理说邓小平干得好，按说就不应该批，不应该反。陈永贵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绝对服从，这下又该听谁的？
另外，陈永贵对邓小平的印象也不错。在昔阳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的话很够劲，逼着各级干部真学大寨，不是假学，也不是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回去就要老老实地干。邓小平还跟外宾说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中国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些话很对陈永贵的心思。
陈永贵了解内幕情况，知道批邓是江青集团挑起来的，而他——张文宇——与江青集团的诸位在感情上并不融洽。张春桥统治下的上海对大寨不感兴趣，全国各地都到大寨参观学习，惟独上海郊区不去。这帮人批邓小平搞国民经济，陈永贵也本能地反感。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工人不做工花什么？抓生产也能反么？但是，说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以三项指示为纲”，陈永贵又是完全赞成的。大批促大干么，不狠批资本主义，不抓阶级斗争，能管得住么？能大干得起来么？不斗行吗？
在矛盾之中，陈永贵采取了与华国锋大致相同的立场，该传达就传达，该动员就动员，该开大会就开大会育”中的“颜元”。，批起来却不如四人帮及其追随者那么上劲和热心。当然也绝对不反对批邓。陈永贵给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打了招呼，让他们慎重小心，不要随便讲话，随便搞材料。陈永贵说：“材料问题，一多，我就很担心。有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这里。讲话闹材料最好慎重。……周荣鑫（注：邓小平当时重用的教育部部长，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在这里接触过谁？我们不知道。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我们今年一律不外出参加他们的各种邀请会，一下子顶住。非常困难的，一定要注意。B29”他私下嘱咐郭凤莲，让大寨在批邓问题上绕开走。因此，昔阳和大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相对沉默。
但是当时中共中内指导工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规，无论干什么，总要先从大寨和大庆这两个典型推开去，大寨因此成了各种运动和活动的样板和推广站。风向一变就有记者追着问，追着写文章。结果，一篇大寨批邓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捅了出来。
华国锋见到报纸，立刻给陈永贵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口气很不高兴。陈永贵说他也不清楚，就往大寨打电话责问郭凤莲。郭凤莲尚末见到报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永贵就叫她追查，问问县里是怎么回事。查业查去，原来是一位记者末经许可就写了篇稿子发出去了。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１９７６年北京闹“四五”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指使的，成了将邓小平撤职的一个由头。当时陈永贵就在北京，他坐在车里，到天安门广场周围看了。他认为这是群众悼念周总理论，认为气与理不可分离，“理在事中”。注重实际知识，倡，没有错。可是“四五”运动被暴力镇压的那天晚上，记者找大寨党支部表态，大寨党支部也就得按照上边定的调子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批邓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策源地，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铺天盖地贴了无数大字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去不去看大字报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四人帮动员大家去看，大多数人也去了，可是陈永贵犯了倔脾气。“不去”，陈永贵说，“不是大字报说我是投降派吗？”有人劝陈永贵去小靳庄看看，陈永贵更上了火。报纸上整天都在吹小靳庄，邓小平说了，现在是“学小不学大”，看起来老邓说得对哩，有人拿那个整天赛诗唱戏的小靳庄压大干苦干的大寨哩。陈永贵对进言者怒道：“有什么好看的？不去！我挣的是工分，户口是农村的，有功夫去大寨劳动哩！”结果他到底也没去。倒是小靳庄的代表去大寨参观，由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出面接待。
陈明珠请小靳庄的客人讲话人家没讲。陈明珠怒形于色，说小靳庄看不起大寨人。
１９７６年６月６日至１７日，在批邓运动横扫中国的时侯，昔阳县委召开了有４００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陈永贵亲临会场讲话。他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批邓。在昔阳，这个实际就是原昔阳县委书记《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参见“伦理学”、“美，当时的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和他的“三个六年”理论。昔阳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稀奇古怪地搞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张、批“三个六年”的运动。陈永贵是这个奇特转化的总导演
十四、“官做大啦，混啦！”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态度却好像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１９７３年，张怀英主持昔阳工作，陈永贵入政治局，两个人磨擦多了起来。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说今。同样是谈农田基建问题，陈永贵以他的“陈永贵风格”直截了当地号召出大力流大汗，“吃饱了肚子还不大干？”说起来也挺生动。而张怀英则谈他怎么访问了昔阳县旧衙门中的一个管钱粮的，那人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２３年，一代人的时间全县耕地减少了５０００亩。张怀英说他从１９５９年就开始发愁，再过几十年可怎么办哪？现在有办法啦等等，也挺生动。昔阳人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面带敬畏。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陈永贵感到了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说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大老组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的威望。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拔他两下。
撩拔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点是张怀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在县里工作，他也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大主意。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了，陈永贵按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越来越大，为了谁培养谁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Ghose，1872—1950）印度，谁沾了谁的光的名分问题红了脸。陈永贵盛怒之下拂袖退场。过了一会儿，有人出去找陈永贵，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常委们猜测他可能回大寨去了，估计该到了就往大寨打电话，大寨那边说老陈没回。常委们急了，派出许多人半夜三更寻找失踪的中央首长，找来找去，有人在城边的南河滩上发现一个亮点忽明忽暗，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陈永贵蹲在河滩上正抽闷烟呢。当年年底，张怀英调出昔阳，任寿阳县县委书记。
张怀英在寿阳干得很有成绩，粮棉产量两年翻了一番。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知道了，就在公开场合表扬报寿阳，说：“还有一个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两年翻了身，了不得。”李先念也说：“寿阳发展速度很快，寿阳的经验值得研究。”华国锋也表示：“寿阳粮棉，两年翻一番，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这个经验值得研究。”陈永贵听说了，一开始还挺高兴，他认为这是大寨道路通天下的又一铁证。他在大会上说：“寿阳多年来一直上不去，去年怎么上来的？……什么原因？昔阳能上去，寿阳同样也能上去。路线摆正了还能上不去？要是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上去？”B30
陈永贵正高兴，王金籽找永贵说了几句勾人上火的话。王金籽说：“人家讲了，大寨经验是你老陈创造的，把大寨经验推出界牌岭还是靠人家张怀英哩。”界牌岭是昔阳县界的代称。这就是说，陈永贵没有本事把昔阳以外的地方搞好，而张怀英有。当时，上边有话要从昔阳的干部圈子中提拔出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张怀英和王金籽都是首当其冲的人选。王金籽不能不考虑到张怀英的竞争力。
陈永贵听了王金籽的话，满脸不高兴地说：“寿阳也是学大寨么。”后来，陈永贵专门从北京发来关于宣传寿阳问题的指示：“寿阳有成绩，首先肯定寿阳广大群众，寿阳贯彻了大寨精神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宣传寿阳学大寨，不要宣传寿阳出天才。”B31
批邓、反击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宋莎荫拿着他起草的关于大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书稿到北京请陈永贵审阅。宋莎荫修史，多少参照了张怀英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一个叫“三个六年”的总结模式，其大意是，张怀英主持工作的五十年代的六年，在路线上是正确的；张润槐和原耀先主持工作的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的六年，在路线上是错误的，文革后的六年又是正确的。路线上的正偏正，对应着产量上的高低高。张怀英本人在掌握路线上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张怀英的总结长达七小时，讲过之后一度风靡昔阳，全县的历史都依此模式写，连昔阳公路史也是路线上的正偏正，公路上的长短长。如今宋莎荫写大寨史又带出了三个六年的影子，陈永贵终于压不住火了。
陈永贵表示了对宋莎荫的书稿的不满，又按捺不住地尖刻地批了一通张怀英。他对宋莎荫说张怀英：“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把人家说成修正主义。省、地就没有批你当第一副书记。上台搞三个六年，批别人为了抬高自己，这不叫马列主义。你回昔阳造反，扔下那里的工作，这对吗？……大寨是你培养的吗？你比毛主席还高明？你沾也沾不上！你要夺毛主席培养大寨的权！六四年修正主义一迫害，你们都认输，你既能用马列主义培养大寨，怎么全县搞了修正主义？这能说得通吗？为什么不能用马列领导全县？你敢沾大寨边吗？B32”
陈永贵拍着桌子说：“你高，六二年怎么饿死了我那些人？你说偏，就在这六四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你说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等三个方面阐明了政治暴力，咋个偏？”
陈永贵一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大批三个六年。联系着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一块批。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张怀英搞三个六年。还有三家村，三上桃峰，三株大毒草。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方言表态，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揭发批判张怀英。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张怀英撤了他的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在的时侯就很好了。“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邓也就是批张怀英的汇报时，听到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自满，觉得太不够劲了。他指示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B33
１９７６年６月，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达到高潮，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新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张怀英。陈永贵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道学六先生指北宋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司，板着脸给他当年的上级、后来的战友、如今的下属扣大帽子。他说：“张怀英同志总结的三个六年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在第二个六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两个伟大批示？为什么要抹煞？为什么不突出？……１９７０召开了北京地区农业会议，三个六年里提到没有？不仅没提到，还想把五种人否定了。……你把那讲古弄今为什么不放在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什么前晌克己，下午就复礼？”
其实，很多坐在下连听陈永贵声色俱厉地扣帽子的人心里都明白，如果张怀英不暗示他培养了陈永贵，不争这个功，不显得比陈永贵还高明，陈永贵也不会生这么大的气，扣那么吓人的大帽子。这是头头们在争功哩，与老百姓有什么关？大家东拉西扯地乱批一通，批得很热闹，但是劲头并不大。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没人说二话。
张怀英被批得坐不住了，给陈永贵和王金籽各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回昔阳做检讨。王金籽把自己收到的信拿给陈永贵看，请示怎么办。陈永贵说：“没有必要。因为你是想借用昔阳和大寨为自己树碑立传。”
张怀英无奈，也不管陈永贵是否接纳，自己坐火车回了昔阳，在大寨诱行社找到陈永贵。陈永贵正和李韩锁坐在沙发上说话，见张怀英进来，不高兴地问道：“你来干什么？”张怀英走到陈永贵旁边，坐在沙发上，陈永贵扭头就站了起来，拉开门走了。张怀英被晾在那么，尴尬地和李韩锁说了会儿话，也不见陈永贵回来。张怀英没办法，只好当天又返回了运城。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张怀英似乎动了陈永贵最可珍贵的宝藏，他的火气怎么也消不下来。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５日，陈永贵在全县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骂完了姚文元，批了几句四人帮，又批开了张怀英。他坐在昔阳中学礼堂的主席台上，口气蛮横地说道：“不是有人说，不要再批判三个六年，三个六年是正确的，某人的水平是高的。什么高？你给咱把个高拿出来咱看看！你给咱把那正确摆出来咱看看！就是那正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在个人身上，是自己的基础，还举例说明，什么汉景帝呀，什么汉武帝呀，帝王将相，什么帝，怎么不举例马列主义说明？怎么不举例主席思想说明，主席路线说明？”
当时，第二次全农会刚闭幕不久，昔阳正在派干部下去参加工作队，要求工作队一去四年。陈永贵反对，说：“提一定四年不变不好，有成绩一年可以回来，有的二年可以回来，有的三年可以回来，有的一辈子也不能回来。像张怀英那个通迅员就不要回来。”B34
陈永贵一句话，这位小通讯员的一生就算定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陈永贵说了一句原《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领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那位名叫李玉秀的记者，在四清中写过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在《记者反映》上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看到了。因此发生了五级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的事件。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李玉秀被揪到大寨连续批斗多日，并责令他把多写的六亩地造出来。李玉秀在大寨修梯田，直到手臂被石头砸伤，才吊着绷带放了回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分管内参工作，也因签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正找不着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下令举行批斗会。宋莎荫在新华社干过，解释说反大寨的那个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与这位方实先生熟识，发现他是一位极其敬业，处理问题很慎重的人。设身处地替这位忠厚长者想一想，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招致陈永贵的痛恨，几乎被作为敌人批斗，这算个什么事呢？即使自以为代表了天道的皇上，也懂得不能将“言官”治罪的道理。
昔阳的邻县平定有一个叫岳增寿的复员军人，仅仅因为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写信告陈永贵弄虚作假、乱批乱斗、为王金魁平反翻案，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在万人公判大会上五花大绑地押走了。这种蛮横得出奇的处理是在陈永贵知情，并亲自接见了平定县委、县公安局和人武部的负责人之后做出的。Ｂ35他显然已经把自己整个当成了革命的化身，当成了历史规律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动分子和反革命了。这时候的陈永贵听不得坏话，听了坏话就发牌气骂人，连他左右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把不好听的消息对他讲。
陈永贵的这种脾气，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特别。当时流行的规矩就是培养这种脾气的。谁反对林彪林副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更是现行反革命，立刻就要被专政，那怕你只是不小心弄脏了他的一张画像。就连反对毛泽东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女儿，都属于正式规定的现行反革命，一概在打倒之列。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在毛泽东、林彪与普通劳模之间，找到可以反与不可反的一条界线，这是极难掌握的政治艺术。直接下令逮捕岳增寿的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总结说：“现在有的人所以犯错误，就是他们还把陈永贵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模范。”（注：转引自《“文盲宰相”陈永贵》第329页）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政，陈永贵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侯，无论他到哪里，到外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进一通，有时候毫无准备想到哪儿讲那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郭凤莲、李喜慎和大寨公社书记赵怀瑞到北京开座谈会，讨论全国整党问题，会后在陈永贵的住处住了三天半。陈永贵坐在沙发上，天南海北地做了三天指示，并且多次拿张怀英的水平与自己做比较。陈永贵说：“咱县一弄就是水平。我说水平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水平，一种是资产阶级水平。我认为，只有实践多，才能有理论。水平不是靠天上掉下来，而是从干中来的。像怀英同志水平，最后落下个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