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2日。
21．《陈永贵同志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0月5日。
22．《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30日。
23．《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转达陈永贵同志对全县工作的指示的讲话》，1977年6月25日。
24．见《草原启示录》，知青书简第639页。工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25．参见《但悲不见九洲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历史在这里学思》第六卷第388页。
26．见秦怀录：《陈永贵的遗属们》，《知音》，1991年第3期。
27．转引自《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48页。
28．调查报告：《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1980年12月。
29．《昔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6年2月2日晚。
30．《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
31．《昔阳县委常委会记录：宋莎荫传达陈永贵同志的指示》，1976年4月25日。
32．同上。
33．《昔阳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材料》，1976年6月6日至18日。
34．《李喜慎同志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1977年2月9日。
35．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59页。
36．《李喜慎同志传达陈永贵同志对昔阳的指示》，1977年6月7日下午。
37．《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召开的大会战农村工作会议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对全县工作的指示》，1977年6月25日。
38．参见《陈永贵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和《郭凤莲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39．引自《陈永贵副总理在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全体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5月27日。
40．引自《陈永贵同志在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6月。
41．转引自《粉碎四人帮纪实》，《历史在这里沉思》第6卷第416页。
42．同上，第417页。
43．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1页。
44．见《郭凤莲同志在县委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9月21日。
45．见注41，第425页。
46．见《郭凤莲同志关于第二次全农会和华主席接见的情况介绍》，1977年1月3日。
47．同上。
48．《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49．引文及参观的经过的诗歌均见昔阳县委整理的关于叶剑英和汪东兴访问大寨的记录材料，1977年9月。
50．《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51．《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1977年12月25日。
52．这位知青就是本书作者。这几段描写源于我当时的日记和日记唤起的回忆。
53．张广友：《风尘墨踪》，第132页。
54．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18页。
55．摘自作者1990年1月16日的采访笔记。
56．见《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7．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57页。
58．见孙启泰：《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305页
一、与胡耀邦的冲突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农田水利建设之类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动不动就发脾气。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的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会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①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帮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边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也难怪陈永贵有气，当年营口与昔阳冲突到了喊哑了嗓的地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伟大的创举》，人家营口最后也没敢这么挤兑他的大寨。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②最后在表决的时侯，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２０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的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竟然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理论务虚会起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老百姓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薰陶多年，在他们眼里这个命题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常识。用浩浩荡荡大半个版的篇幅论一加一等于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然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竟然同时转载了这篇貌似小题大做的长文。这下就有人恍然大悟了。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合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着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跟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与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③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１９７８年底，不过半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④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等的发现）推翻了以往被认为确定不移的概念，当作否定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动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１９７９年５月７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３６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
“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主席。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大家都关心批毛主席。我们不能给毛主席下结论1848年法国革命的性质、动力、进程和失败原因作了科学分，而且也下不了。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答应。他讲了很多毛主席的伟大，我们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⑤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方面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士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我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总会有人讲理的，”陈永贵说，“地方有人，军队有人，国内有人，国际也有人。美国人也讲，也讲毛主席不能反，大寨不能不学。来自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