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了八十年代影评人的影响力开始衰退，到了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兴起，传统影评人的影响力迅速瓦解，而烂番茄等电影网站对观众的影响力则在逐渐升高，但也不能对影片票房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商业片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亚当·桑德勒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影评人眼中他是超级烂片王。亚当·桑德勒主演的电影获得影评人好评的几乎没有，就连在观众眼中口碑不错的《神奇遥控器》、《50次初恋》、《最长的一码》等片子在影评人眼中也都是大烂片。但亚当·桑德勒是北美有名的过亿王，到现在为止他主演的电影有17部北美票房过亿，其中大部分电影都是他单抗。
当然现在影评也不是对电影票房毫无影响，至少对艺术片来说影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关系到电影的生死。因为艺术片大部分是小成本独立电影，没有太多的宣发资金，不可能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大肆做广告，观众要了解一部电影，往往都是通过影评来实现的。
艺术片在北美往往都是采取小规模上映博取口碑，然后通过口碑发酵，从艺术院线扩散到商业院线，从而以小搏大，赚钱高额利润。如果电影口碑不佳，上座率一般，那么就没有机会扩大上映规模，点映之后电影很快就会下片。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纽约首映后口碑扑街，索尼方面就决定不再投入花钱宣传，直接上映，等于给电影判了死刑。所以，对艺术电影来说，媒体和影评人口碑关系着电影的生死。
不过《正义天使》的情况跟《中场战事》不同，《中场战事》是媒体和观众口碑双扑街；《正义天使》是媒体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但观众口碑很好。更重要的是张然在北美华人心中地位极高，华人向来都非常支持张然的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又是讲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华人观众自然会更加支持。
就在前天，丁元打电话告诉张然，等到《正义天使》上映，史维会成员都会支持这部电影，并会发邮件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这部电影。他还告诉张然，他和北美地区其他一些华人社团沟通过了，等电影上映的时候这些社团都会力挺《正义天使》。
有北美华人力挺，张然自然对《正义天使》开头几周的点映成绩一点都不担心。
张然笑着安慰道：“在开机之前，我就知道有些人会想阻止张纯如的书顺利上市那样，阻止《正义天使》在北美上映，他们肯定给这部电影恶评，让这部电影变成烂片，迅速从公众眼中消失，不过我敢把这部电影拍出来，我就有信心粉碎他们的阴谋。”
斯科塞斯听张然说得胸有成竹，知道他早作好了对付这些人的准备，便道：“那就好，我实在不希望看到一部优秀的影片，因为电影之外的因素而被公众无视。”
张然笑道：“谢谢，马丁。不过你可能卷入麻烦中了，你站出来为《正义天使》说话，那些人肯定会想方设法攻击力你的。”
斯科塞斯哈哈笑道：“我可不怕他们的攻击，当初我拍完《基督最后的诱惑》，受到了宗教界的批评和抵制，甚至有人向我发出死亡威胁，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嘛！”
不过斯科塞斯低估了对方的无耻，很快一个叫霍恩·格伊尔的影评人在网络上对斯科塞斯的批判进行了猛烈回击：“斯科塞斯已经老了，他的电影也不再受欢迎，但斯科塞斯是个喜欢拍电影的人，如果不能拍电影，会非常痛苦的。于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给张然和张然旗下的奈飞打工。今年八月，斯科塞斯将自己的新片《爱尔兰人》的版权卖给了奈飞，电影才有足够的资金启动。所以，我们应该理解斯科塞斯，他老了，拍不出好电影了，他只是为自己的长期饭票发声。”
张然看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太过分看，说斯科塞斯是为了讨好张然和奈飞才写文章的，这完全是对他人格上的侮辱。张然赶紧拨通了斯科塞斯的电影，想要安慰老头几句。
不过斯科塞斯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平静：“看《正义天使》的时候，我看到众多专家和教授攻击张纯如，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夸张了，东瀛人在美国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现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张然不知道斯科塞斯是真的很平静，还是故作平静，便安慰道：“马丁，你还是去忙你的新片吧！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擅长跟人对喷，还是交给我来，看我喷得他们生活不能自理。”
斯科塞斯知道张然早就做好了跟那些人交锋的准备，他相信张然会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轻笑道：“那好，那我就等着看好戏了。”
张然冷笑道：“你就得等着看吧，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挂掉斯科塞斯的电话后，张然很快敲了一段长文，发在Fly上，对那些抨击《正义天使》的评论进行回击，指责这些所谓的影评毫无价值，完全是政治评论。
张然在文中写道：“东瀛右翼这些年来一直在否认日军的罪恶，只要有反应日军罪恶的作品面世，就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和抹黑。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也不是一件。
去年安吉丽娜·朱莉执导的电影《坚不可摧》上映后，就被很多东瀛民族主义者炮轰电影‘反日’，并要求禁止该片上映。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些人连电影都没看，却指责电影里的一切都是捏造的。很多美国影评人也抨击电影里面描写日军虐待俘虏的场面是‘没有意义的拷问马拉松’，甚至还有媒体说‘可能会刺激中国的反日情绪’。
当初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从出版之初就受到各种阻挠，等到这本书出版之后，张纯如和她的书更是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指责。
有这么多活生生的例子在前面，我非常清楚《正义天使》上映后，这些人一定会跳出来抨击电影，而他们的指责一定离不开这几个词语‘政治宣传片’、‘丑化日军’、‘反日宣传’。事实也是如此，现在对《正义天使》的批判基本上离不开这几个词语。
其实我对这些评论毫不在意，因为这些评论毫无价值，根本不是影评，而是政治评论。我记得有篇评论说‘如果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在1942年导演《正义天使》这样一部电影，也许可以成为一部有效的反日宣传片，而且博得好效益。但在今天，《正义天使》如此拍不过是低级噱头’。这样的评论让我觉得很好笑，我想如果这些文章发表在1938年的《朝日新闻》上，会是非常优秀的政治评论，甚至可能获得东瀛政府授予的勋章；但作为影评，还是算了，就别侮辱影评这个词了！”
第1133章 口水战
张然的文章发出来后，立刻被众多粉丝和影迷转发，并迅速送上了热搜榜首位。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这篇文章转发破百万，点赞54万多，评论超过十万：“影评人是一群不懂装懂的白痴，他们写的文章毫无价值！”、“影评人谈电影就是太监谈做爱！”、“影评人是个没有意义的职业，电影好不好用得着别人来告诉我么？”……
媒体对张然的反击非常惊讶，对于影评人的恶毒攻击，好莱坞电影人一般会保持沉默。因为他们都明白，犀利就是影评人的招牌，挖苦讽刺是影评人风格的一部分。他们以为张然肯定不会回应，以张然的身份根本没必要搭理这些影评人，没想到张然竟然回应了，而且是以最猛烈的姿态回击。
对媒体来说，张然回击影评人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完全是送大新闻上门。于是，各大媒体都在娱乐版以大篇幅报道了这则新闻，标题煽风点火的意味特别明显：“张然痛斥影评人都是一群不懂装懂的蠢货！”
国内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张然抨击影评人的新闻，但报道的态度却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国内大部分媒体力挺张然，因为西方长期以来就喜欢对中国进行“政治化”的读解，不管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扯到政治上去；而以《新晶报》为首的张黑媒体，对张然冷嘲热讽，高呼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朱大柯、肖鹰等专家教授更是激动得手舞足蹈，他们知道对影评人来说，在骂电影的时候，是巴不得电影人回应的，那样可以展示自己的电影功底与辩才了。他们相信影评人很快会对张然进行反击，也相信张然不是这些影评人的对手，他们恨不得整个影评界能够一哄而上，将张然痛骂至死。
正如朱大柯他们预料的那样，影评人的反击很快开始了。
第一个跳出反击的是知名影评人谢利·克雷泽，这个人对中国电影非常了解，曾经在北平居住过十年，还有个中文名字叫谢枫。他之所以第一个跳出来，是因为《帝国》的影评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被张然骂得太惨了，说他写的不是影评而是政治评论，这简直连他做影评人的资格都否定了。试想一个影评人写的文章被认为是政治评论，那他还有资格做影评人吗？所以，他肯定要反击，也不得不反击。
谢利·克雷泽继续将《正义天使》往政治上扯：“《正义天使》是一部软性政治宣传片。中国电影一直强调宣传性，中国电影有个特殊的类型叫‘主旋律’电影，有时也被翻译成‘主旨’电影。这些电影是为了加强政府确立和认可的积极价值观，并引导观众。在中国这样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电影体系中，所有通过审查并可在商业影院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认可的，都可以说是主旋律电影。张然的电影也是如此，尽管《正义天使》和传统主旋律电影不同，但本质还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是为了迎合中国政府反日的需要。”
第二个跳出来的是霍恩·格伊尔，他在网上大骂：“张然是中国政府的红人，为政府拍过《唐山大地震》，为政府执导过奥运会开幕式，现在中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于是，张然立刻拍了反日电影《正义天使》。张然气急败坏的跳出来反击，说明影评界对他的批评戳到了他的软肋，因此，他害怕了！”
霍恩·格伊尔语气激动的表示：“张然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丑，一个讨好政府的白痴，这种人竟然被影评界称为新世纪最佳，简直是笑话。张然这样的导演只能风光一时，不会长时间被铭记，最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也许《正义天使》票房会不错，但在颁奖季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这样政治味十足、充斥着陈词滥调的电影，只能被整个评论界唾弃，张然唯一能够获得的只有金酸梅！”
其他一些被张然骂了影评人也纷纷在Fly、博客，以及媒体的专栏上写文章痛批张然，将《正义天使》贬得一钱不值，甚至大骂张然是中国政府的走狗。
站出来为张然辩护，力挺《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不少。《正义天使》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各个方面都是顶尖的，但现在却因为政治原因被抨击，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著名影评人托尼·雷恩表示：“一部电影的好坏，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很多影评人对中国电影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凡是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不愿意这场好戏就这么完了，继续煽风点火，恨不得张然像乌维·鲍尔那样，将影评人拉上拳击台，来一场流血较量。
一些媒体大喊：“电影被影评人批评是很正常的事，张然的反应过度了，他被评论界宠坏了，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导演，根本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另一些媒体高呼：“影评人可以批判张然的电影，张然当然也有权利批评影评人的文章。”
海外媒体也都在关注这场口水战，都满怀期待的心情等待新一轮的对决。
张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再次进行反击。这次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字叫：影评人的七宗罪。文中写道：“1955年，年仅23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在法国著名的《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影评人的‘七宗罪’。六十年过去了，如今重读特吕弗的文章，我发现特吕弗当初抨击的问题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今天我就狗尾续貂，说一说当今影评人的‘七宗罪’。
第一，影评人无知者无畏。
六十年前，特吕弗说很多影评人非常无知，在写文章前，经常查阅各种电影史，但那些书错误百出，影评人就复制这些错误。如今看来，特吕弗简直错怪当初的影评人了，至少他们在写文章前还会查阅资料，现在的影评人根本不会查，完全由着性子瞎写。《正义天使》主要讲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及《魏特琳日记》和《拉贝日记》三本书的故事，那么作为影评人在评论这部电影之前，至少应该看看这三本书吧？可那些抨击《正义天使》的影评人有几个看过呢？如何一个看过这三本书的人，都不会说出《正义天使》妖魔化日军这种蠢话。《正义天使》展现的日军暴行，不及真实暴行的百分之一！
第二、影评人既不了解电影史，也不了解电影的拍摄技巧。
特吕弗当初也抨击过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如此。现在很多影评人写出来的影评，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所谓的影评大多不能够称之为影评，唯一的用处是拿来包鱼。他们不懂电影，不懂电影语言，无法对电影视听语言，以及电影的拍摄技巧进行分析。他们的影评大多都是把电影内容简单复述一遍，然后议论一下，总结两句，一篇所谓的影评就完成了。
我在电影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让学生写影评。他们把影评交上后，我经常会生气地冲他们咆哮，这写得也就比谢利·克雷泽、霍恩·格伊尔那些五流影评人好一点，这也能叫影评？对构图、对光影、对视听语言的分析在哪里？全部重写……
……第七、影评人喜欢不懂装懂。
2014年，我带电影《烈日灼身》到戛纳展映，一同展映的还有戈达尔的《再见语言》，这部电影是无逻辑拼贴、倾斜画面、忽大忽小的音量，几乎把所有常规电影拍摄最需要避免的技术问题展示了遍，粗暴而彻底地捣毁创作语言体系。
电影宫里的影评人绝大部分看了十多分钟就呼呼大睡，我旁边的几位影评人也都睡着了。我左边的女影评人甚至打起来了呼噜，而且呼噜声特别大。让我惊奇的地是，在电影结束之后，现场的影评人们集体起立鼓掌。我旁边那位睡了五十多分钟的影评人醒来后，揉了揉眼睛也开始鼓掌，并激动地宣布：‘哇喔，真是一位伟大的电影！’
我不知道谢利·克雷泽、霍恩·格伊尔等人看《再见语言》时是不是睡着，但我知道他们跟其他所有睡着的评委一样，对《再见语言》的评价是：戛纳又一部神片诞生。
电影评论的目的在于分析、鉴定和评价蕴含在电影中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社会意义、镜头语言等方面，解释影片中所表达的主题，既能通过分析影片的成败得失，帮助导演开阔视野，提高创作水平，以促进电影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又能通过分析和评价，影响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和鉴赏，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从而促进电影艺术的发展。
电影史上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影评人，当《公民凯恩》遭到评论界，甚至萨特这样的文坛领袖抨击时，巴赞挺身而出与之论战；当《雌雄大盗》无人问津时，宝琳·凯尔为它摇旗呐喊；但现在影评人正在变成笑话，很多影评更多的是宣泄，而不是理性地探讨问题。
甚至有不少影评人是为了金钱而写作，片商、甚至东瀛右翼，只要给钱让他们说啥就说啥，他们经常把写好的评论提前送给片商看，供其摘录妙句或修改，而片商会将他们的话放在电影或DVD宣传广告上。更有甚者，2001年索尼哥伦比亚虚构了一个叫作大卫·曼宁的影评人，吹嘘自己的影片，后来被揭穿，法院判索尼赔偿150万美元，每个看过那些片子的观众可以去领5美元。
在80年前影评没有太多价值，是巴赞让影评有了地位，但如今的影评人正在摧毁这一切。从80年代开始就有人在喊影评将死，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影评真的要死了！”
这篇长文发出来后，张然粉丝和支持者笑疯了。他们没想到张然的嘴这么毒，整篇文章引经据典，将谢利·克雷泽等人的影评贬得一钱不值，恐怕以后很少有人把他们的影评当回事了。
第1134章 打垮
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在第一时间以“张然炮轰影评界”为题，对张然的反击进行了煽动性地报道，企图将战火引向整个评论界；而他们似乎真的成功了。
张然的文章不但激怒了批评《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激怒”了很多还没有看《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他们纷纷跳出，加入讨伐张然的队伍，骂战进一步升级。
《每日快报》影评人亨利·菲茨赫伯特表示“黔驴技穷的张然除了谩骂影评人，已经找不到办法挽回电影的烂口碑了”；《波士顿先驱报》的影评人詹姆斯·弗尼耶尔嘲讽“张然是个需要母亲表扬而长不大的孩子，可影评人不是他的母亲”；《东湾快报》的凯莉·万斯则斥责张然炒作“《正义天使》口碑惨淡，为了拯救即将坠落的票房，张然只能疯狂炒作！”……
影评人和导演掐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往往都是某个导演和某个影评人之间掐，像这样的大规模骂战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了。不管媒体，还是电影圈的人，甚至普通观众都怀着期待的心情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就在这时，张然的铁杆支持者大卫·波德维尔站出来了。波德维尔在《综艺》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谢利·克雷泽发表在《帝国》上攻击《正义天使》的文章进行猛烈的抨击。
波德维尔在公开信里写道：“谢利·克雷泽在《帝国》上刊登的对张然《正义天使》的攻击是我看到的误读最严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误读还是有人说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是对于核心家庭的支持。鉴于日本右翼现在正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张然的电影在东瀛上映，并计划对电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上映计划起到冲击；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并不想纠缠于谢利错误的逻辑以及陈词滥调，我只想将《正义天使》从他自说自话的误读、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来。
谢利提到了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但没有指出《正义天使》有什么不同。除了方令正杰出的《川岛芳子》中关于南京的充满讽喻的镜头之外，我所看过的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泪，在受害者的身份中无法自拔——应有尽有。《正义天使》跳出了这些电影的窠臼，甚至比所有大屠杀电影都走得更远。张然在电影中表现的不是大屠杀本身，不是大屠杀中的人性，也不是反战等已经说过无数次的主题，他要表现的是面对历史和真相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回避人性以及反战。
谢利声称《正义天使》结合了‘斯皮尔伯格式的战争崇拜’以及‘中国烈士电影传统’。《正义天使》的三位主角和斯皮尔伯格，以及中国电影中的传统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中维护了历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而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是1997年，恰好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国代表着一个轮回，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这六十年中，东瀛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他们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张纯如通过自己的书粉碎了这一图谋。张纯如说，遗忘历史，就相当于二次大屠杀，对历史的屠杀。《正义天使》真正讲的就是，张纯如他们通过努力避免了历史重现，阻止了东瀛人对历史的屠杀。张然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这才是张然拍这部电影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宣传。
谢利指控《正义天使》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软性政治宣传片，用某种方式宣传党内某个派别的态度或政策。如果真是这样，张然怎么可能用十多年的时间来打磨剧本？请问《正义天使》与不论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证据在哪里？既然指责《正义天使》是在进行政治宣传，我觉得谢利应该告诉我们证据是什么。
谢利认为《正义天使》拥有使用当代电影技术，以及制造流畅影像的自信，但又批判这些特质，因为电影不像泰伦斯·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那样有着反躬自省的素质。他说《正义天使》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用象征性的救赎把南京大屠杀强行塑造为中国版的犹太种族屠杀。谢利没有明确地说，但他似乎认为‘斯皮尔伯格’和‘好莱坞’是近义词，而张然的错在于跟随了斯皮尔伯格的脚步将观众震撼得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从而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我不想要在这点上多作文章，但我必须说这是屁话。这充分表明谢利不了解电影史，以及对电影语言的无知。
事实上，《正义天使》避免了自命不凡的说教，而且结构是流动的，焦点间歇地在三个主角，以及两个时空之间转移、同时又不断地回到全局，让这部影片完全不同于任何好莱坞影片。《正义天使》有技巧地展示了一系列得与失，而且自始至终试图给予角色心理深度。电影整体风格冷峻内敛，带有强烈的纪录片风格，让人想起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而影片中重复的、有节奏的蒙太奇呈现冷漠的围观者的面孔，让人想起20年代苏联的蒙太奇实验而不是任何美国电影，哪怕是支持共产主义者的电影如刘易斯·迈尔斯通的《北方之星》。给谢利留个功课：看一下唐·希格尔的《突击魔鬼岭》以及对塞缪尔·富勒的《铁血军营》的导演剪辑版，然后再来谈论好莱坞怎么重现战争。
谢利既不懂电影史，也不懂电影技巧，更不懂张然，他对《正义天使》的攻击完全是建立在主观臆测之上的。在攻击张然电影时，谢利恰好犯了自己所批判的错误，充满了政治意识，就像张然说的，那不是影评，更像政治评论。我的观点是，面对这些影评人愚蠢和不诚实的攻击，《正义天使》应该被维护。”
张然在《影评人的七宗罪》里就指出影评人不懂电影，也不懂电影语言；波德维尔这篇文章进一步证明了张纯如的观点，谢利·克雷泽既不了解电影史，也不懂电影语言，对《正义天使》的批判完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从电影本身出发。
波德维尔是电影理论方面的专家，他对电影的理解，所掌握的电影知识和理论不是谢利·克雷泽能够比拟的；对波德维尔的抨击谢利·克雷泽根本无法招架。
谢利·克雷泽和其他影评人都清楚这一点，都假装没看见波德维尔的文章，继续对张然发动猛击，继续抨击《正义天使》是烂片。
不过张然很快再次开火了，在Fly发表了一篇名为《揭开政治影评人画皮》的文章，并标明欢迎媒体转载。张然在文中写道：“波德维尔说得很对，谢利·克雷泽他们说《正义天使》是政治宣传片，应该拿出证据来；同样的，我说谢利·克雷泽他们的评论是政治评论，也必须拿出证据来。
我当然有证据，因为谢利·克雷泽他们的影评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只要是展现日军在二战中暴行的电影，就会被他们扣上政治宣传片，以及反日之类的帽子；但同类型展现德国纳粹暴行的电影就不会如此，他们甚至会为电影拍手叫好。这种倾向性太明显，我不得不认为他们的影评是政治评论，因为我没有证据说他们收了东瀛人的钱。
我从众多的二战电影中选了十部电影，其中包括四部展现日军暴行的电影《正义天使》、《南京南京》、《坚不可摧》，以及《金陵十三钗》，三部表现美军与日军交战，但不涉及日军暴行的电影《细细的红线》、《父辈的旗帜》、以及《血战钢锯岭》；三部涉及德军和德国纳粹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以及《无耻混蛋》；让我们来看看，谢利·克雷泽他们对待这些电影的不同态度。”
在文章后面列了一张表，对以《正义天使》为首的十部影片和以谢利·克雷泽为首的五位影评人进行对比分析。通过这些列出的数据，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谢利·克雷泽他们跟张然说的一样，对电影的评价带有明显的偏向性。
就拿谢利·克雷泽来说，他给《正义天使》、《南京南京》、《坚不可摧》，以及《金陵十三钗》四部电影全部打了差评，而他电影差评的理由几乎如出一辙，说电影丑化日军，没有超越超越非黑即白的刻板道德。《正义天使》《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在谢利·克雷泽的评论中都是反日电影，是政治宣传片。《坚不可摧》是美国电影，谢利·克雷泽不可能说它是政治宣传片，但他还是强调电影“可能会刺激中国的反日情绪”。
与之相反，谢利·克雷泽对《细细的红线》、《父辈的旗帜》、以及《血战钢锯岭》这三部电影全部打了好评，实际上，这三部电影中东瀛兵同样没有好人，尤其是《血战钢锯岭》，电影里的东瀛兵简直跟悍不畏死的兽人似的，但他却没有批评电影丑化日军。《辛德勒的名单》等电影中德国兵同样没有好人，谢利·克雷泽也说这些电影丑化德军。
其他四位影评人的情况与谢利·克雷泽如出一辙，都给以《正义天使》为首的四部电影扣上了政治帽子，说电影妖魔化日军；而其他电影中有些对日军和德军的刻画更极端，但由于没有展现日军的暴行，四位影评人就没提这个问题。
张然粉丝和支持者看完文章后都拍手称快，媒体则一片哗然，很多对影评人早就不爽的电影人则欢欣鼓舞，他们都相信谢利·克雷泽他们完蛋了！
不过真正判谢利·克雷泽等影评人死刑的不是张然的文章，而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长期以来，东瀛驻美国大使馆向部分影评人提供资金，以帮助东瀛在维护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
第1135章 后续
其实东瀛政府在海外撒钱维护东瀛形象或抹黑中国并不是新鲜事，东瀛外务省每年向政府提交的预算项目中就包括“对外战略传播”一项。按外务省的说法，该项目“将主要针对领土、历史认识、安全保障”等重要议题，加强与东瀛相关的国际舆论分析和对外传播能力、加强对外国媒体的传播推广、加强外交领域智库建设、加大涉及领土和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传播等。
两个月前就有英国媒体报道，东瀛驻英使馆每月支付英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1万英镑，帮助东瀛在英国制造和渲染“大东亚共荣”。这件事曝光后，只有《今日俄罗斯》、《印度快报》等媒体进行报道，东瀛媒体一致保持沉默，而英美主流媒体也大多没有跟进报道。
不过这次情况不一样，《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出来后，张然很快转发，并评论道：“难怪我觉得某些影评人的影评不像影评，像政治评论，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张然转发和评论后，众多张然粉丝和影迷纷纷跟进，将这则新闻送上了热搜榜。他们在转发之余，疯狂唾骂谢利·克雷泽等人：“我在纽约电影节看了《正义天使》，绝对是满分杰作，当我看到谢利·克雷泽他们给电影打10分，20分的时候，简直惊呆了！这么好的电影，怎么可能那么低的分数？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可耻啊，真的太可耻了！作为影评人竟然收钱攻击别人的电影，这简直比大卫·曼宁事件还可耻！大卫·曼宁只是虚假宣传！而谢利·克雷泽他们在攻击一部好电影！”
“我一直以为影评人是一群自以为是的贱人，没想到他们会贱到这种程度，竟然收钱攻击其他的电影。谢利·克雷泽他们被爆出来了，那没有爆出来的还有多少呢？”
随后众多欧美主流媒体迅速跟进，以“媒体爆料知名影评人收钱”为题进行大规模的报道，使整个事情迅速变成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谢利·克雷泽他们拼命否认，并声称《星期日泰晤士报》老板默多克跟张然关系密切，是有意抹黑自己，但他们的否认非常无力，也没有人相信他们，因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爆料有切实的证据。
那些没有被点出来的影评人被吓到了，纷纷表示自己的文章可能不够理性，带有偏见，但绝对没有收钱；那些没有写《正义天使》影评，但跳出来抨击张然的影评人都暗自庆幸，幸亏自己还没有写影评，不然自己也要跟着倒霉了，为了洗脱嫌疑，他们迅速调转矛头，对谢利·克雷泽等人猛烈开火。
很多与这场大战无关的影评人都站了出来，对谢利·克雷泽等人进行谴责，因为谢利·克雷泽等人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影评界的声誉，可以说是在砸大家的饭碗。《新共和》杂志的影评人克里斯托弗·奥尔表示：“我被这个消息震惊了，这绝对是大丑闻，是比大卫·曼宁事件更大的丑闻！”《滚石》影评人彼得·特拉弗斯痛斥道：“这种行为在毁灭整个影评行业，真的太可怕了！”《娱乐周刊》影评人莉萨·施瓦茨鲍姆强调：“必须对谢利·克雷泽等人进行严惩！”……
很快谢利·克雷泽等人所属的影评人协会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正式剥夺了谢利·克雷泽等人的会员资格。事情闹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是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他们发表声明称：“我们不仅仅是要把自己和这种不值得同行尊重的人割裂开来，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我们的行业中，绝不允许收钱抹黑或者宣传的行为存在。”
紧接着，为谢利·克雷泽等人开辟影评专栏的媒体和杂志通知他们专栏取消了，因为他们收钱写影评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杂志的权威性。
这一连串的消息对谢利·克雷泽等人来讲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意味着他们影评人生涯的终结，毕竟没有哪个媒体或者杂志会刊登一个收钱影评人的文章。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星期日泰晤士报》爆出的消息来自于张然，但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猜到这事是张然捅出来的，否则一家英国报纸吃饱了撑的，跑去调查一个加拿大影评人收东瀛政府钱的事情。
事情确实如很多人猜测的那样，就是张然捅出来的。就像张然跟斯科塞斯说的那样，在开机之前，他就知道有人会阻止《正义天使》在北美上映，会给《正义天使》恶评，让电影变成烂片，迅速从公众眼中消失。张然清楚有些影评人对《正义天使》进行政治性的解读是出于偏见，而有些人则是收了东瀛的钱。只要从中揪出三四个个收钱的影评人，那么所有围攻《正义天使》的评论都将成为笑话。
以张然的资金和掌握的资源，想要调查几个影评人实在太容易了，他很快就拿到其中几个影评人收钱的证据。等到《正义天使》上映后，那些影评人果然如预料的那样跳了出来，给《正义天使》扣上政治宣传片的帽子，声称电影反日，有意抹黑日军。
不过张然并没有直接抛出证据，因为直接抛出来舆论关注度太小，而且只能打击那几个被揪出来的影评人，这件事很快就会像一阵风似的散去。张然希望把这件事闹大，希望把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然后把证据抛出来，从而给西方观众留下一个印象，那些动不动给中国电影扣上政治帽子，动不动从政治角度解读中国电影的人可能是收钱了。
中国电影在海外遭遇政治解读是司空见惯的事，很多海外人士看中国电影，总喜欢以政治眼光去看。当初，张艺谋和戛纳闹翻，就是因为他的电影被政治解读，一气之下退出了戛纳。
张艺谋在1999年完成了两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把《一个都不能少》选到戛纳后，但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却因为《一个都不能少》有升国旗唱国歌的镜头，就说电影是对中国的美化，替政府宣传，建议张艺谋撤回《一个都不能少》，并表示他很喜欢《我的父亲母亲》，希望把《我的父亲母亲》送到戛纳。
张艺谋致函雅各布，表示《一个都不能少》没有政治的东西，但雅各布坚持认为《一个都不能少》是在替政府宣传。张艺谋非常气愤，就写了封公开信宣布退出戛纳，并将自己的片子撤回。
在公开信中，张艺谋表示：“我的这两部片子都是关于爱的主题。《一个都不能少》表达了我们对孩子的爱心和对我们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现状和未来的忧虑。《我的父亲母亲》讴歌爱情的至真至纯。这是人类共同拥有、颂赞的情感。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阁下竟以‘政治’的理由对影片加以指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