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充足的土地和资金推动邱总不断向上下游及周边产业扩张、在各地设立分公司。在机械、电子、纺织产业，邱氏家族分别拥有的公司，难以统计。
在房地产市场火爆时，飞跃在滨海、齐鲁等地亦有所投资，飞跃庞杂的扩张给资金的跟上带来了压力，亦带来财务上不明晰的质疑。在许多人眼里，飞跃是一个被树立起来的民企神话，而现在这个神话破灭了。
而浙东，到底有多少家飞跃集团，孙祖杰不知道，同来的浙东省长葛宗良也不知道，很多时候，只有退潮了，才只能企业在不在裸泳。
在亲自视察了飞跃集团，并听取了浙东和乐安市的情况汇报后，孙祖杰指了指身边的央行副行长，原华投信托董事长陈民强同志说道，
“民强同志将留在浙东，担任副省长，具体负责浙东金融一块的工作。民强同志，你对同志们说一说中枢的研判，以及给浙东提供的一些特别政策。”
陈民强，时年五十岁，二十岁考入华财经，毕业后被分配到华投投资部，担任过华投银行杭城分行行长，华投银行副行长，华投信托董事长，中枢财经小组经济一局局长，央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陈民强长期在华投和央行工作，精明强干，孙祖杰特意挑选他，就是因为浙东的金融形势非常复杂，金融危机加上复杂的民间金融，需要一位非常能干的金融副省长。
陈民强报告了一串浙东的经济数据，然后他很明确地说道，“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正在增加，美帝次级债危机影响蔓延，外贸下滑的迹象虽不显现，但已有预兆。
尤其对浙东而言，经济外向度高，加工型经济两头在外，经济过热的程度不大，当前主要应以防范下滑为主。浙东应立足当前，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与社会和谐稳定；着眼长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浙东应该一手“保稳”、一手“促调”，既要保眼前的“稳”，切实防止经济滑坡；又不能为了暂时的“稳”而放弃甚至否定“调”，重走粗放经营的老路。
金融工作要支持好的，帮助困难的，扶持弱小的，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金融部门要把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工作做细一些，不能该保的不保，该压的不压。”
说到这里，孙祖杰插话了，“我今天视察了飞跃集团，这个企业要不要保，我的态度是要保；但是我们保的同时，也要压。我今天说一说我的处理意见，可以给同志们做一个参考。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化解可能存在的区域金融风险，必须首先解决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相互担保，这是重中之重的内容。
首先要把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的链条拆分掉，浙东想办法筹集一部分资金，中枢也会给你们提供相应的政策贷款，首先成立一个担保基金，需要多少资金现在还不清楚，暂时一百亿吧，浙东不够的部分，中枢会补上。
由担保基金出面，分拆企业的互相担保，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担保，变成企业与担保基金，担保基金与银行这件的担保，然后按照个案逐个处理。
浙东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很好，我相信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有自我调节和应对的能力，飞跃集团只是少数。所以这个担保基金最后也许会亏钱，但是我相信亏损的不会太多。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保护产业和就业，这一块，还是老办法，地方和中枢各出一部分钱，成立一个救助基金，由救助基金负责救援。
不要动不动就让银行下场，银行是商业机构，他们也是要赚钱的，由政府担保的政策性救助基金出面，这样分开了，有些工作就比较好谈了。
我们救助飞跃集团的出发点是救助飞跃集团位居全国第一的缝纫机产量，这是我们救助飞跃集团的出发点。
飞跃集团这几年过分的扩张把银行和地方都拉下了水，我们不能为了保护飞跃集团，再不负责任的往里面堆资源。
所以我们只保护飞跃集团最核心的内容，那就是他们的缝纫机生产，确保飞跃集团不因为财务危机，影响到乐安市缝纫机产业的发展。
这一块怎么提出来，需要地方救助基金、银行和企业三家谈判，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
与此同时，飞跃集团旗下的非核心资产，不是我们救助的内容，必须尽快切割，完成必要的收缩。收到的资金也必须在银行的监管之下，在保证外贸订单生产的同时，逐步归还银行债务。
对于飞跃集团高利息的民间债务，要放到最后。既然是高利息，就必然是高风险，放贷的人承担风险也是必须的。
我最后强调一句，化解金融风险，不能什么都做，政府也要算一笔经济账。请同志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保的是产业和就业，而不是企业本身。只要产业在，就业没有大的影响，相关企业的生死存亡不应该是政府关心的内容。
我这句话说得也许有些残酷了，但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我们不能只优胜，不劣汰，这样不利于优秀企业的脱颖而出。”
孙祖杰一句话决定飞跃集团的生死，他的做法事实上就是银行拿走飞跃集团的优质资产，至于剩下的那些，够不够企业还债，政府就不管了，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位名噪一时的企业家就会破产。
确实非常残酷，但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一轮次贷危机就是要淘汰这一类的企业家，让更小心，更有眼光的企业家活下来。
当然了，孙祖杰也现场听过邱总的汇报，他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计划抛售附带资产拿到几个亿贷款抵债，工厂暂停多条生产线，但是为了稳定人心，停工补贴一样不少，年终奖照发。
同时，邱总也准备进行股份制改革和引进资本。放弃个人利益，出售大部分股权，开始转型。他计划回到主业缝纫机行业，同时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
邱总的想法得到了孙祖杰的认可，如果他确实表现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愿意扶持，但是相应的处理方案和原则不变。既然是市场经济了，那么国家绝不能再当保姆了。
孙祖杰说完，陈民强继续汇报给浙东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加浙东信贷供给、在未来将适当上调部分一般贸易产品出口退税率和适当降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费等。
但是与此同时，中枢也决定对外贸企业的银行贷款和出口退税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尽可能促使企业减少高风险订单，以减少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
孙祖杰最后总结，“同志们，不要唯GDP，不要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要谋划一批管长远、管全局的大事要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浙东经济要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但是结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三天五天就能完成的，是个长期的过程。
要有恒心、沉得住气，可能经济一度下来了，指标比较难看，但如果结构在调整、在积极变化，这个指标下来还会有上去的时候，而且这个上去会更可持续。
同志们，在危机来临时，自信一些，耐心一些，相信自己，一定会挺过难关。我们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手段，可以进行大补；
但是补药不能多吃，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中枢有中枢的考虑，会根据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发展在关键的时候使用，请同志们在遇到困难时，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在一阵掌声中，孙祖杰结束了这一次讲话。但是浙东省委从他的讲话中，已经意识到孙祖杰对形势的判断很不乐观，而且很可能不会太快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所以才会说出不要过于重视指标这样的话，这也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
孙祖杰考察了浙东之后，接下来就去了东海，他重点考察了东海的钢贸城，原因就是孙祖杰对目前把持东海钢贸市场的秦宁帮十分不放心，原因就是秦宁帮创造的联保和担保模式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钢材并不相同于普通商品，要实现正常的经营流转至少需要货值的3-4倍资金的支持，入行门槛较高。
把持着市场大量份额的商人却不是来自本地的东海，也不是相邻的江东和浙东，而是来自闽东省东北部一个人口大约20万的山区县秦宁县。这群商业移民依靠着自身的团结与努力，硬是挤垮了最大对手，以精明强干闻名全世界的温城人。
秦宁全县有10多万人从事与钢铁贸易相关的工作，交易市场份额占到了70%以上，人称“秦宁帮”。他们是为东海地区贡献占总额3%的税收，解决数十万人就业。
秦宁人打败温城人并不是偶然，而是来源于其自身独创的“前店后库，入驻钢市”与“联保和担保模式”。其实这两者合一，才是他们的秘诀。
由于其经营货物的特殊性，成本高昂，所以秦宁人一般将钢材铺面开在了由秦宁老乡开设的钢市中。铺面后面就是堆货场，铺面楼上用于生活起居，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钢市中的商户大部分也都是秦宁老乡，这就形成了一个内部结合紧密的商业实体。
如果一家缺少货物或资金，周围的老乡可以互相“串货”，也就是没现货了先去老乡货场签单赊货，卖出之后，本金归还，利润自有。这样很大程度上聚集了资源，降低了资金和现货的门槛，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完成。
而做大做强之路，与“联保和担保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钢材行业与银行之间的放贷模式流程很复杂。简单来说，是银行，钢贸商，钢厂签三方协议，银行放钱给钢厂，钢厂产出的钢材所有权始终在银行手上，钢贸商先行支付20%的保证金与钢厂贷款利息，而钢贸商找到销路后，将待售货物的货款转给银行，银行给存储货物的仓库下达相对应吨数的指令，发出货物。
在这种模式下，钢贸商可以完成杠杆融资，银行则实现放贷和挣取利息，钢厂维护了与产业链下游的关系，对各方都有利。但随着钢铁贸易量上升，这个复杂的流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开始成为了钢贸商的进一步扩张的桎梏。
在这种现实需求之下，钢贸商开始准备绕开银行监管，自己想办法融资。老乡们很快自发三户五户联合，形成联保体。为此服务的担保公司也大量应运而生。同时，秦宁人成立了东海秦宁商会，这是一个隐形的超级联保体（入会条件是5000万以上的身家，并在东海拥有房产），连银行也认可其实力和信誉。
最终，银行放松了对实体货物的监管，对钢贸商采取了“重担保，轻质押”的措施，效率大大提高。大量贷款流入钢贸行业，产业发展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有了成熟的贷款模式和发展平台，钢贸行业对于周宁人的门槛降到了最低，加之福建人经商素有传带的传统，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一村带一族使得以地缘与血缘相连的商帮迅速壮大，其内部也极为团结。
在改革开放早期这种传帮带的传统是造就秦宁神话的秘密武器，但是次贷危机一旦爆发，原本正常的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将会截然而止。房地产，出口与投资都受到阻碍，钢铁消费需求大幅下滑，价格回落，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孙祖杰考察之后，就非常明确的告诉随行的成乾林和东海方面的同志，要求各家银行严格审核秦宁帮的钢贸公司，严格控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