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在台湾站住了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现在我们的海军应该已经在南洋开辟了新的据点，可以肯定的说，与荷兰人之间的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等到南天门成熟之后，我们就会通过航海条例！”
“航海条例？”
“没错，我准备效仿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去鼓励我们的航海业！我们不仅仅要像英国人一样，在航海条例中规定一切输入我国的货物，必须由我国船只载运，或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中国，不许其他有航运能力的国家插手，而且我们还要更为严格，只有如此，才能够促进我们的航海业的兴盛！而这就是说不许其他有航运能力的国家插手。荷兰一向以商船多、体积大、效率高、组织完善而成为贸易中介国家，他们在欧洲如此，在这里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到时候，冲突必然不能避免！”
之所以要颁布航海条例，是因为航海条例对海外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政府为贸易提供法律和行政框架内的支持，殖民地不再被认为是特权者或特许公司保护区，而全部向国家开放。受其影响，国家专营的海外贸易逐渐博兴，垄断企业在殖民地航运及商业中建立起来，全球性的海上力量、贸易、海运和船舶制造也应运而生。
“甚至，我们可以彻底的把西洋的商船排除出去南天门以北的海域，通过贸易禁令的方式，彻底垄断这一地区的贸易，甚至就是荷兰人”
看着梁赞，朱明忠冷笑道。
“别忘了，他们同样也不止一次的试图把其它国家的贸易商船从广州以北地区排斥出去，他们赶出了葡萄牙人，甚至就是现在，宁波、海州先后开港之后，他们同样也在阻挡其它国家船只的进入，以达到贸易垄断的目的，这种损害我们利益的行为，必须要加以制止，而私掠，就是阻挡他们的开始！”
在梁赞还未能从这种冲击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朱明忠又继续说道。
“至于对外贸易上，本官的计划是成为两家公司，一个是北洋公司，专门负责基隆以北的通商贸易，至于南洋那边，就由南洋公司负责，至于西洋，可以由两家公司出资成立一家专门公司”
什么！
原本还有意借助大米垄断南洋贸易的梁赞一听，整个人立即傻了眼，他压根就没有想到非但没有要来南洋，甚至商会还要把航线交给公司，于他立即有些惊骇的说道。
“经略，何必再组建什么新的公司，如果经略有意开拓南洋贸易，商会已经在那里初步开辟了一些渠道，完全没有必要另外组建什么公司”
梁赞的反应在朱明忠的意料之中，看着似乎有些焦切的他，笑着说道。
“嗯，当初成立“清河商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家普通的商会，但是通过贸易垄断，这不过只是几次航行，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可以说，现在，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已经令人为之侧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由商会垄断两洋贸易的话，势必会激起他人的反对，到时候，商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本官，亦无法阻止这一切！”
利益是需要共享的，更何况这种利益上的共享是为了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是为了把官员、商人甚至于普通的民众，都纳入到一个海外利益环节之中，从而让他们主动的去寻求海外利益，而不是每每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影响到长远的海外贸易。
“经略，这，这又是为何？”
经略的话，让梁赞几乎本能的想到了旧时如何与那些官员们“互通有无”，难道，经略是想？让商会与官员“互通有无”？
不对啊！
这并不是经略的性格啊，经略不是一直疾恶如仇吗？
“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公司将对外公开发行股票，无论官民，皆可认购股票，嗯，军饷局那边将会筹建股票交易所，用于发行包括南北洋两家公司在内的股票，当然，商会的利益，自然会加以考虑，毕竟日本的商路是由商会开辟的，所以未来的北洋公司将会以商会为基础创办，而商会的资本将会作为股本并入新公司”
通过推行股份制去把整个江北的各个群体都纳入到同一个利益环节中，是朱明忠的初步构想，尽管他并不是金融专业人才，但是对于人心的了解，使得他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打造一个利益群体，而这个利益群体不应该是孤立的，而应该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其中应该包括商人、百姓，当然官员、军人都应该包括其中，而不是中国传统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商人和极少数的利益官员，只有通过公开的股票发行，才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中获利，并最终因为利益成为这项新事业的支持者。
这是一种变革的力量！
作为江北的实际统治者，朱明忠所需要只是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并且让这种力量转让而为自己所用，为他所驱使。
作为清河商会的会长，梁赞在心底思索片刻之后，心底立即明了这是经略的一种策略，并不仅仅只是把利益释放出去，从而让对外贸易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同样也是为了避免清河商会的一家独大，想通这一点之后，看着经略时，那目光难免有些复杂，毕竟，当初经略请他出山时，曾给予许多许诺，尽管现在这些许诺并没有改变，但是，通过这个“股份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会，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想通其中环节之后，梁赞苦笑道。
“一切全听经略吩咐”
第260章 观察（第二更，求月票）
这个时候，不听从吩咐还能怎么样？
别说是梁赞，就是身为副会长的梁天佑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在内心略觉苦涩之余，也知道除了接受，他们并没有其它的选择，毕竟，经略是商会最大的股东，而且如果拒绝的话，经略使完全可以用新的公司取代商会。
这正是与官府打交道的风险！
“至少，经略没有违背当初的承诺！”
梁天佑这般寻思着的时候，父亲有关“股份公司”的解释，让他同样也看到了机会。
“外人可以参股北洋公司，那么我们不也可以参股南洋公司吗？”
突然，想通了这一眯的梁天佑就像看到什么机会似的，立即兴致盎然的前往清河书院，以便向书院中那几位西洋先生请教“股份制”在书院中有几位来自欧洲的教授，不过他们的身份各异，既然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但正是这些人把西洋的知识带到了清河书院，充实了书院中的“实学内容”。而梁天佑之所以会想到书院，正是因为他曾从报纸年看到与“股份制”有关内容，而那些内容正是出自书院中的西洋教授之手。
清河学刊。
置身于书院的图书馆内，大岛由利看着这份学刊，几乎是一字一句的看着这份书院报纸上的内容，并不时的作着记录，他并不仅仅只是一名幕府特准的随船的日本商人，尽管早在二十年前，日本就废止了“朱印船”，但是他们却同时又准许极少数商人搭乘中国商船进行贸易，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经商那么简单。
而在他前往清河进行贸易的同时，他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甚至，这还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不过与前往会安等地的日本商人不同，他并不需要四处打听消息，从报纸上，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一切消息。
“看来，现在江北所推崇的是“实学”，而不是理学”
尽管是商人，但同样也是读书人的大岛，从这份学刊了解到了在日本不曾了解到的情报，甚至他还特意的把学刊中的章抄写下来，以便将这些字带回日本。
不过，在大岛抄写着那些学刊上的章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在图书馆内，有人偶尔的会把目光投向他，甚至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几乎是从他的商船抵达清河之后，这个人就一直跟踪着他，观察着他的举动。
当然，尽管有人跟踪着他，但是并没有任何其它的举动，似乎只是在那里观察着，似乎是在那里学习着什么。
“虽说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前往日经商进行贸易，但早从十六年前，也就是日本的正保六年，实际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规定荷兰商船来日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及西方世界最新情况的报告，由幕府的外语翻译译成日，在幕府之中被称之为“荷兰风说书”。而我国商人来日后也必须向幕府提供所在我国各个省份的最新情况报告，被其称之为“唐人风说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幕府专门在长崎设立“风说役”一职，任务是当满清或者郑氏的商船进港时，专门听取那些商人的日常谈话，如有奇异消息，就记录下来立刻报告长崎地方政府，以便能够随时时获取海外情况。甚至，梁天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港，也与在其到达长崎之前，幕府就已经通过满清或者郑氏商人了解到了我们击败清军主力一事，从而才会顺水推舟，给予我们与郑氏等同的贸易许可”
作为军正司的负责人，石磊表现上从事着军法事务，但是军正司的军正却因其职责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持军法，一种是收集情报，前者类似的军法官和军法队，而后者则类似于锦衣卫，当然锦衣卫按其职责也分为皇家的近卫以及情报收集。
因为本身在锦衣卫中就是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此有专长的石磊自然注重这一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商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就在商船上安插有一名军正，正因如此，他才会发现，相比江北，看似封闭的日本更注重情报的收集。
“虽说其看似闭关锁国，但是他们通过编写“风说书”以及设立“风说役”收集，分析来看，在情报收集上，日人确实有一定专长，而在日本幕府派出那些“朱印”海商，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当然，这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相比之下，对此，我们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以至于想要了解某地，只得派出军正前往该地设立情报站，然后收集情报，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了情报工作的滞后，而通过我们的了解，日本人通过对“风说书”的分析、研究，他们对西洋以及我国的形势了解，甚至不逊于我们。”
石磊的报告，让朱明忠整个人都处于从未曾有过的震惊之中。
“你是说，日本人通过我们的商人收集情报？”
几乎是某种本能，朱明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汉奸”两字，但随即又否认了这个字眼，因为那些商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随意的报告，实际上是在向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提供本国的情报，至于日本的商人所肩负的情报收集使命，看来是有传统的，毕竟在19世纪至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日本商人都注重收集情报，在二战前，日本的商人更是主动的收集情报，供军队使用，二战后，日本的各个商社更是把曾经的军方情报人员、分析人员，纳入会社中成立专门的情报收集，分析机构，分析种种政治、商业情报，并从中获得大量的情报。
过去，只以为日本人重视情报收集，是近代维新以后的事情，可谁曾想到，他们居然是有“情报传统”的，而相比于日本，直至鸦片战争前清朝仍然对西方情况了解的非常有限，不知“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认为英人“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因而无法下跪。如果在“十三行”也有“风说书”、“风说役”又岂会如此荒唐？
“是的，即便是清河商会的商船靠岸之后，也需要接受专门官员的询问，而其正是通过这种询问，获得与我们有关的情报，虽说这些情报大抵上都是道听途说，可如果对这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加以研判的话，仍然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这是军正司派遣军正凭回忆，记录的其询问问题。”
接过石磊递来的纸，在那薄薄的几张纸上，书写着一系列看似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江准经略使是何许人？性格如何？”
“江淮经略与南京郑成功关系如何？”
“忠义军是如何击败清虏精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