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话出自宋璟之口，张说却明白宋璟是真心实意的。
自古文武殊途。
文臣就是见不得武将做大，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将。
即便这些武将对朝廷对皇帝忠心耿耿，依旧免不了各种猜忌。
这些猜忌很多时候就是导火索，能够将一切燃爆。
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很多，很多拥兵大将都是因为各种猜忌导致冤杀或者被逼造反。
尽管有诸多的前车之鉴，但是文武之间的隔阂，令得这类事情一犯再犯。
如蔺相如那般，能够尊重重视武将，提倡文武并力，一起护卫家国的文臣太少太少。
李隆基用人唯亲，人所共知，裴旻也因此掌握了莫大的权利。
从开始的陇右军政大权一体，到现在身兼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坐拥二镇十五万兵马。
对于这样的人物，即便裴旻没有反心，诸多文臣也会脑洞大开的想着万一裴旻动了造反之念，应该怎么办？
尽起河陇之兵，直捣京师长安，应当如何？
这种闲着没事干的瞎操心，往往就是事态萌发的起点。
只要一有导火索，这种瞎操心就会成为猜忌。
所以远在陇右、河西手握大权的裴旻，没有少为朝中的诸多文臣议论，甚至给李隆基建言，希望削弱裴旻的实权。
李隆基对此不闻不问，说得多惹他烦了，直接驱赶出朝，去外地任官，就如劝说李隆基对付王毛仲的吏部侍郎齐澣一样。
但是经过这些天的事情，宋璟心底突然有一种负罪感觉。
他以往没有少劝李隆基削弱裴旻的权力，但是裴旻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帮着他。
从最开始的《三字经》鼓励李隆基上朝，到为劝说李隆基节俭，为世家关说，到现在为他们提出的封禅的行程路线劳心劳力，甚至屈尊与他们商议。
这一切的一切就如反过来的廉颇与蔺相如。
将相和说的是文臣蔺相如以胸襟气度折服了武臣廉颇。
现在武臣裴旻却折服了身为文臣的宋璟，令得他心服口服的以“裴公”相称，甚至自行惭愧。
他自问做不到裴旻这般，又凭什么来指摘裴旻？
故而宋璟方有此言，让张说莫要以往常的眼光来看裴旻，免得枉做小人，甚至将一个诸葛**成了曹操。
张说能够体会宋璟之意，肃然道：“宋公大可放心，对于裴公，某是打心底的敬重，不论是才学，还是文采，皆是如此。您大可放心，某与裴公非但没有半点矛盾，反而在政略上惺惺相惜。必会效仿昔年蔺廉之交，一同为我大唐效力，再创贞观盛世。”
张说这话说的有些激昂，也并非是违心知论。
张说名动天下，是文武全才，他文可治国，武能安邦，行文事历任太子校书、左补阙、右史、内供奉、凤阁舍人，干武事任兵部员外郎、兵部侍郎，还有实战经验，任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同时还是士林领袖，一代文宗，与许国公苏颋齐名，号称“燕许大手笔”。
如此文武全才，与裴旻极为相似。
历史上唐朝的募兵制就是张说提出来的。
针对唐朝府兵制的败坏，张说一早就开始研究全新的制度了。
只是裴旻先一步提出来，张说也只能如曹操遇到了张松，怀疑裴旻与之暗合。
而且裴旻的募兵制是经过考验的，经过发展也修正的更为全面的制度，比张说纸上谈兵要胜过百倍。
只凭这一点，足以让张说心服口服。
兼之裴旻的锦绣文章，让同为文宗的张说极为敬佩，因故从一开始他就不如宋璟、卢怀慎、苏颋这些文臣之首那般对裴旻怀有莫名的忌惮之心。
宋璟的警告之言，在张说这里全无压力。
就算宋璟不说此话，张说也相信自己这文臣之首，能够与裴旻这外臣武将第一人好好相处，来一段历史佳话。
宋璟将移驾洛阳之事，在朝堂上提出。
西京长安的发展一日千里，越来越盛，东都洛阳已经给远远甩在了后边。
加强东都的发展，也是势在必行之举，与封禅之行一举两得。
满朝文武无不赞同。
李隆基更是大感意动。
太子李嗣谦的脑残举动让李隆基有些不放心。
移驾洛阳，太子将在洛阳监国。
李嗣谦在洛阳毫无根据可言，根本不用担心他能翻什么浪花出来。
对于这移驾的提议，称道非常。
此提议是裴旻、宋璟、张说一并商议的结果。
但李隆基本能的无视了宋璟，给了裴旻、张说各种赏赐嘉奖。
在船舰的护卫下，李隆基从长安移驾到了洛阳，解决了封禅行程的最大困扰。
裴旻也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长安、洛阳之间极为便利，裴旻也来过几次，但向来都是走马观花，没有好好的游玩。
相比长安八景，这洛阳也有八景之说。
休沐日，张说邀请裴旻游玩八景。
裴旻知道张说即将是未来的大唐首相，给了他这个面子，也想见识一下十三朝古都的风采，一并而行。
除了张说、裴旻，还有与张说齐名的苏颋，三大文宗齐聚，加上洛阳本地的文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