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知道虽然奉军可以一战而败目前的关东军，但是日本无疑不能忍受事关荣誉的失败，必然会以全面进攻来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刚刚起步的奉系无疑不能承担大规模的战争的损失----即使是惨胜，也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了。
刚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两军对峙，吴佩孚认为此时是发展势力的天赐良机，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分别为第23、24、25、26各师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12、13、14、15各混成旅旅长。这样连同冯玉祥的11师及自己起家的第3师，吴佩孚一下子扩充到了6个师、4个混成旅（独立旅）超过18万人的庞大兵力。
抗日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为他人作嫁衣裳。凭心而论，张汉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蒋为什么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此时日本此时国内正承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也没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军的习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对“蝗军”的公然蔑视？既然如此，何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此事件体面结束？----谁叫自己实力太弱？
所以经过讨论，张作霖想过派人去日本说明奉系不欲与日本人起冲突的原则。主动点好，才显得有诚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耻辱，但韩信还能承受跨下之辱，张作霖又何尝不能？不过又担心这样做了之后，日本政|府没有“善意”回报，那样徒取其辱。
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后，其在华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
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他们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
“晖春事件”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进，师出无名。一旦事有不谐，东北的利益尽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退，则影响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亚洲强国名声，为国内民众所不允。此一时刻，日本人亟需一个台阶，既解当前危机，又不失“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大战使日本大发战争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18年工业产值上升为568，农业则下降到351，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战争带来的景气也必然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好在张汉卿洞晓形势，也愿意用这难得的好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在与张作霖充分沟通后，张作霖在《奉天日报》上以“国统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性。11月，张作霖最终委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于12月回到辽宁。
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于沈阳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在晖春事件上）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
总之，张作霖看起来好像将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不过经此一事，日本人也摸到了张作霖的底牌，在与他打交道时，也不敢轻易触到张大帅的“虎须”。在象征性地表明日本的立场后，于11月18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答允撤退珲春日军，于是“晖春事件”得到圆满结束。?
第454章 蒙古自治前夕
张汉卿枪毙千余蒙古人的行为虽然是壮士断腕，却让一些蒙人心有余悸。某些隐藏起来的阴谋家们乘机造谣说“汉人为了控制蒙古，要杀光所有蒙人…”等等，试图挑起民族冲突，以便火中取粟。一些不明真相的蒙人被煽动，让一度有起色的蒙古省自治的社会改革有中断的迹象。
所以，当代表中|央管理蒙古事务的“蒙疆经略使”张作霖在张汉卿授意下在全蒙古展开声势浩大的“蒙人治蒙”宣传活动，略稳了稳人心。大家都在看，蒙古的未来在哪里？
在国外，面对渐渐稳定的蒙古，苏俄政|府也有些不甘心起来。
呼伦贝尔事件，是张汉卿在苏俄国内政治军事局面非常不利时的出人意料之举，苏俄对此事件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反应。当缓过元气，当重新定位其远东之后，发现战略的天平已经渐渐转到以奉系为首的中国一方。此次蒙古内乱，始作俑者竟都是原白俄流浪分子。虽然日本人在明面上是推手，谁却都能发现苏俄的影子。
张汉卿对蒙古的重视和硬气，让准备混水摸鱼的苏俄政|府感觉到了压力。继俄国东进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止步于旅顺后，其对蒙古的蚕食和传统上超然的地位也有夭折的危险，这一切，尤其让怀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沙俄继承者们无法接受。
在他们看来，欣欣向荣的蒙古及团结日紧的汉蒙民族关系和中国政|府对蒙古的紧密控制绝非苏俄之福。一旦形势稳定后，人数居少的蒙古是无法与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内地人口相抗衡的。所以，维持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或者至少要拥有代理人，是非常有必要的。
既然蒙古是自治省，那么，蒙人治蒙就成为了必然。以王树翰为省长的人民党蒙古政|府已经完成他的使命，需要由合作的蒙人接盘了。谁其后能够作为蒙古治理的行政人物，自然会在蒙古未来的事务上拥有一定话语权。这一次，苏俄决定推出杀手锏，用堂而皇之的手段达成目的。
鉴于蒙古现代皿煮运动的落后，以及人民党在深入广阔的蒙古腹地打开局面的艰难，为了在短期内建成蒙人治蒙自治政|府，张汉卿主要采取“以城市涉及乡村”的办法。即仅在蒙古最大的城市库伦选出政|府，这个政|府便是全蒙古自治省的全权代表政|府，以减轻组建政|府的压力及速战速决。
由于绝大部分蒙古旧贵族被击毙，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近现代经历的新式头人。在蒙人心目中有一定影响的人员并不多，也较为分散。这一切，也是张汉卿力主在上进行大清洗的原因之一。没有了传统影响力，后起之秀便容易接受新事物。
可是当兼任“蒙古自治政|府筹委会主任”王树翰把各地报出的候选人名单电呈张汉卿时，张汉卿那颗一直在提着的心终于暴发。
苏赫巴|特尔、乔巴山、沙其喇嘛、鲍道、丹尚…
这些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但在后来蒙古建国史上让人耳熟能详的人物都被罗列在上了，真让张汉卿大光其火，也大为侥幸----
何其之幸，这些名单落在张汉卿手里！
何其不幸，这些人落在张汉卿手里！
此时的苏赫巴|特尔，还只是年仅27岁的青年隽秀----当然不能和作为奇疤的张少帅比年龄。这位出生于买卖城的牧民儿子，有着传奇的经历：14岁时在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当过马夫，21岁应征加入“蒙古自治军”，不久便被送到俄国人主办的呼吉尔-布拉克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过骑兵连长、机枪连长，可谓能文能武。在军队期间，苏赫巴|特尔受到俄国革命影响，25岁退伍后，在库伦一家印刷厂作排字工人的他开始组织蒙古第一个革命小组。在与乔巴山共同奋斗下，33岁成为正史上蒙古国的军事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
乔巴山，更年轻，只有25岁。这位车臣汗部克鲁伦河畔的牧民儿子，同样能文能武：在17岁时考入“自治蒙古外交部”的一所学校读书，1914年被送到俄国伊尔库茨克学习，24岁时组织地下革命团体并开始与苏赫巴|特尔小组合作。在蒙古建国后任军事副部长兼人民军副总司令和政委。为了纪念他，蒙古还用其名字命名了一个城市。
两位蒙古建国英雄都曾强烈地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并把蒙古脱离中国作为其前半生最大的功勋。如今，不约而同地来祸害少帅了。
沙其喇嘛和鲍道是在后来蒙古国内效仿苏联运动时被冤杀的高层之二，鲍道死时是国家的副总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通病，很多人才侥幸在战争年代幸存，却仍不能幸免于各种运动…
丹尚是在巴|特尔病逝后接替他的职务的人物，但同样被乔巴山引导的运动所清洗。
不过在这时，他们对于通过非军事的手段达成控制蒙古的思路非常齐心的。毕竟，苏俄人也不能正大光明地施展力量了；此外，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和戢翼翘的武装相比太不值一提。
不过相对于当时其他人，这些人在蒙古中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贫苦牧民心中。毕竟，思潮在那个时代，影响了不止一个国家，特别是受苏俄有意识的渗透时。
张汉卿是决定要消除他们的影响的。无论如何，这些导致蒙古|独立的领袖们，给穿越的他的压力是巨大的。除非在上彻底摧毁之，否则张汉卿是夜不能寐。因为谁会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变故，重新让蒙古|独立成为可能？
直接用军事的手段消除这些人是易如反掌，但是会给别人以口实，并给已不平静的蒙古以新的震动。但鉴于这些人在蒙古特别是在库伦的潜在的影响力，当前局面，“蒙古自治委员会”所属意的几个人是无法竞争过他们的。
这时候，深知少帅心意的陈布雷一句话让张汉卿拿定了主意：“乱世当用重典。数有蒙人反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用参与反叛的名义，让它，”他作了个下砍的手势：“彻底根治！”
靠，这厮一向都不以“学问为济世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自居的吗？怎么跟自己一段时间，手法竟也萎琐起来。
不过，张汉卿自有其一套主意。他的逻辑是，需要把目前的外蒙古和真正的“外”蒙古割裂开来。据他在后世所看到的资料表明，外蒙古即外藩蒙古，与后世蒙古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同样地，内属蒙古二十四旗与后世内蒙古自治区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清代前期其实没有外蒙古的概念，很多电视剧中有这样的镜头：康熙、雍正、乾隆那个年代的人们口中冒出“外蒙古”这个词，这样的镜头其实是不对的。
标准的一个解释是，内蒙古实际上是内属蒙古，就是不设世袭的札萨克的蒙古。所谓札萨克，是蒙古语“执政官”的意思，札萨克是中国清代授予蒙古贵族和少数藏人、回人的官职，世袭，有点像西南土司的地位，只不过后来改土官为流官，所谓的“改土归流”。简单地说，就是由中|央政|府接收了行政管理权的蒙古各地。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就是原内属蒙古的主要地方，还有兴安，占了一小部分。
札萨克由朝廷授予，受当地将军、都统、驻扎大臣的节制。凡是北方各省不设世袭的札萨克的蒙古都是内属蒙古，后世的东北、新疆、青海、西藏都还有内蒙古各部。内蒙古各旗包括：察哈尔八旗、热河都统所属、绥远城将军、黑龙江将军所属、乌里雅苏台将军所属、科布多参赞大臣所属、驻藏大臣所属、伊犁将军所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属。
而设札萨克的蒙古部落，称为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只有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杜尔伯特部与旧土尔扈特部保留有汗号，位在王爵之上。
而外札萨克蒙古这个概念比民国时期的外蒙古这个概念要广泛的多！外札萨克蒙古，是指清代外藩蒙古中除内蒙古二十四部以外的蒙古各旗，与哈密、吐鲁番、西藏等地的郡王同为外札萨克。外札萨克蒙古包括西套蒙古二旗、漠北喀尔喀四部以及科布多、青海、新疆所属札萨克各旗，由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与柔远清吏司管理。
乾隆年间，外蒙古各部的最高行政区划又发生变化。乾隆二十六年置库伦办事大臣，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民政事务改由库伦办事大臣管理，同年，置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科布多地方，开启了外蒙古各部军政分离的路径，乌里雅苏台将军只管辖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二部民事与唐努乌梁海事务，并统辖喀尔喀四部、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各路蒙古兵。
简单地讲，就是广义的外蒙古分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地方、科布多地方、唐努乌梁海地方这三块，而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地在外蒙古部分即为喀尔喀蒙古四部。
宣统三年，因为武昌起义的缘故，库伦的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蒙古|独立，并派兵西进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因为整个清朝时期，蒙古各部的事务不允许汉人插手，所以这个时候清朝设在蒙古诸部的札萨克包括各级官署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是效忠于清朝，清朝快灭亡了，如果效忠于民国，感情上又不认同。所以当时尽管各札萨克有能力平叛，但是都消极对待。
如果在整个清代，蒙古事务允许汉人插手，那么清末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理顺了这些关系，张汉卿等人才能够有系统地进行蒙古相关事务的整理。在提出“外蒙古自治”这个问题上，他明智地选择了狭义的外蒙古概念。这个时候，他对于民族自治的思索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
狭义的外蒙古仅仅是指漠北蒙古喀尔喀四部，就是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不含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两地。自治，也就仅仅限于这几个部落。这样，偌大的蒙古就非常明晰地切分了。
这四部都作为个体，加入到蒙古省里去，为二级单位，亦改名为土谢汗蒙古自治盟、赛音诺颜蒙古自治盟…等，在这些地方可以实现完全的蒙人自治。此次蒙人自治，就是以这些地方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