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已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业已不复存在，所谓的南方已是东南军区与桂、滇、黔、川各系军阀共存之局面。为了拉拢孙逸仙，曹锟电请孙逸仙，准备以孙在内阁任总理为前提，结束纷争，双方和解似乎露出一点曙光。
可是孙逸仙并不领情。10月8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发表宣言，申讨曹锟。同日，张汉卿陪同孙逸仙赴天津致电各国外交团，并请否认曹锟为总统。
“统一军政民政”对现代皿煮国家是好事正事，但是把权力交给曹锟肯定不是奉系之愿，也绝无此理。哪有大象甘愿受蚂蚁指挥的道理？
紧接着，张汉卿在天津会晤段祺瑞，眼看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在重重压力下，曹锟指派的总理孙宝琦宣布辞职，理由是“头晕目眩，肝胃不和”，被佞人曲解为“无首不明、直系内部分化”。也由此可见各界认为奉军在军事上战胜直系有相当把握。
但是破坏旧政权易，稳定新政权难。当统一战线即将结成之际，为战后的政坛务色接班人已经在他的构思之中了。
大战，肯定还是以奉系的军队为主，所以这胜利果实，不可能让国民党得了。那种很多人所想象的打败曹锟之后让孙中山当总统、张作霖当总理的臆想太不现实，虽然双方都有相当的市场。
张汉卿不会给国民党的壮大提供舞台和机会，他宁愿启用已经边缘化的段祺瑞。
这叫未雨绸缪。
段祺瑞被直奉两军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
当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逸仙，才有段祺瑞、张作霖、孙逸仙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的互动。
其实即使曹锟不贿选，双方的仗迟早是要打的，这次只是一个契机，让三方名正言顺地正式出场。
本来孙逸仙还想以护法大元帅的名义发布政令，但为张汉卿、段祺瑞所拒绝。两人一致认为：曹锟贿选，使得民国法统名存实亡，而且因为这次贿选，使“约法”在中国沦为笑柄，护法名义已不宜再用。自然，他这个“护法大元帅”也自然流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孙氏以专注于护法名声于外，也是国民党赖以存在的基石。如果再以护法的名义参战，结果又将是一轮说不清道不明的“皿煮”胜利。
只有坚定地绕开护法的名义，反直的胜利对张汉卿才有意义，就让民初的约法随着历史的发展走进它自己的坟墓去吧！看没有国会在大义上的支持，一个蹩脚的国民党如何与人民党争夺政权。
在张汉卿对前生后世的总结，中国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来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任务。纵观历史，凡是中央虚弱的朝代，都是造成大规模动乱的时代，从无落空。在中国，由于思想、文化制度的不同，造成我们从来没有欧美那种皿煮化的土壤。
自民国以来，十几年的尝试也证明这样的皿煮在中国不得人心，这样的皿煮也几乎没有可能成功。
在民众还很愚昧的年代，在教育只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才能够玩的时代，人为地拔高皿煮的意义是一种灾难。只有在中国人民党的领导下，实行有条件的皿煮，即皿煮集中制才是正解。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在尝试，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功统一了摇摇欲坠的沙俄，世界各地的人民发现一个集权的制度可以办很多大事，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涌动。
在意大利，1922年的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
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尚是政治丝的希特勒。次年他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却被送上了监狱。
不管德、意后来选择的道路是如何的反人类，但在当时，他们的做法是饱受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解放国家的希望。像中国，开始由学习日本英国向学习德国演变，深刻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它的根因，而能够在短期内强大国家是它最吸引人的部分。
人民党走的也是这条路，但是它不会逆历史潮流而行，而且在政治上会做许多改良。以党的领导下的三权分立为原则不变化、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方针不变化、以党内的皿煮集中制为执政基础的思路不变化。用这样的方式，完全盖过所谓的皿煮。
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逸仙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
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以范熙壬为首的一百多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们来到天津，组建流动国会。因人数不足，合参、众两院为国会非常会议，他们议定，由从各省议员中选出的行政委员轮流充任主席。范熙壬被共选为主席，面见孙逸仙、张汉卿、段祺瑞。
因为范熙壬与孙逸仙的“对内扫除军阀，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追求相契，也一直推崇孙为“国之导师”，他的到来，总算让孙逸仙还存点面子。
在“三方反直同盟”通电外界后的第二天，远在东北的张作霖、在浙江的皖系督理卢永祥一致行动，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互为呼应，孙逸仙以“三角反直同盟”盟主的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
张汉卿熟读三国，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有心得。常感叹世事无常，以一段祺瑞为例而言，之所以在此时要极力笼络他，仅仅因为皖系虽经大败，仍有实力，在浙江、徐州可威胁直军后翼。
可是不久前，奉军还在报纸上连篇讨伐并通电全国直斥段祺瑞为卖国贼呢！
他最初极崇拜孙逸仙为革命所做的努力和巨大的声望，一直要扯虎皮作大旗，连人民党的宗旨也是孙逸仙的“三皿煮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地发真的让孙逸仙占了北京城大总统的位置，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的能力，能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吗？
就连他一厢情愿的所谓“皿煮选举”，在曹锟的搅和下成了民国的笑柄----但是这次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非常“皿煮”，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强迫，完全是各议员自己配合完成了史上最大的选举丑闻!
可是反直胜利后，奉系也不能撇开孙逸仙自己做龙庭，那样奉系马上就处在风口浪尖。而且张汉卿依稀记得正史上在反直成功后，冯玉祥与奉军又成水火不容之势。那将是新一轮的洗劫，对多灾多难的中国而言是一种痛。张汉卿决心尽量用“文明”的方式达成统一中国的诉求。
否则，以奉系的实力击败各方的联盟均不是问题，但是惨胜之后还能不能抵御列强的不平等要求、以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点极不确定。
不过把段祺瑞绑上同一辆战车，一起陷身于反直战争大潮中，则杜绝了战后皖系卷土重来的可能。以张汉卿的计算，会让皖系保存实力吗？
而且他也盘算着有孙逸仙的威望在，再把他树在旗帜的至高点上，奉军花了无数心血得来的战果，极有可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让孙逸仙轻易得了去！
考虑到战后布局，做过三任总理的段祺瑞，是再好不过的扶持对象了。如果国民党想借此东山再起，他有把握让段祺瑞出头顶一阵。
不过他明显想多了。段祺瑞的野心经过直皖战争的打击，已经基本息掉了。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他亲眼看到人民党天津治下的蓬勃发展，也听说了人民军在关内纵横披靡，他不打算与奉系争雄了，所存的一个心思，就是在他手上，完成中国的统一，了却自己从政的心愿。
当最有希望助他完成心愿的少帅伸过橄榄枝时，他立刻接过来，明确地发出通电，同意联合奉系，并与国民党孙逸仙一道共讨贿选直系政|府。
几年来，他先后与张作霖、孙逸仙交恶，谁想到到头来竟是以这样的方式把手言欢？政治果然是一个雾，正应了那首歌曲“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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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0章 四照堂点将
那边三方说曹锟为贿选总统，这边吴佩孚则请曹锟明发总统令，任命自己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孙逸仙的联军。
吴佩孚早已经在京多时。贿选总统丑闻一出，直系众叛亲离，他对此怒发冲冠，匆匆从洛阳赶回北京，戎装上阵。
这是他为人称道之处，也是最大的政治失误“愚忠”。本来津、洛分歧已久，吴亦有独领一军的能力，但他感于曹锟的信任和提拔，始终维护着曹锟的地位，从无取而代之之心。
“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认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去年之言犹在耳，难道就应在他身上？
吴佩孚在军事上却绝非等闲之辈，他的直军虽然只有14个师又2个混成旅，但大都是身经百战，训练得当，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人民军与奉军任何一支部队。
在北临奉军、南有人民军形成两面夹击之战略态势时，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图速战速决，在将奉军打回关外后再倚铁路交通之便回兵黄河以南迎击人民军。
他的军事部署无疑是很正确的。
尽管同比之下，吴佩孚军队的战斗力媲美奉军甚至还要高出一着，对人民军也有老兵对新兵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可是架不住对手的兵多啊。
整个奉系的优势就是兵多粮广、后勤充沛，这也是直军的劣势。如果双方在南北两个战线进行拉锯战，直系肯定要吃亏----黄河以北是平原，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如果人民军全面开花他将防不胜防。
所以为了在人民军背后形成牵制，使之无法尽全力进攻，他暗中联络川、滇、黔、桂诸路军阀，并利诱宁夏省长马廷勷起兵，力图在人民军控制下的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全面发起战端，拖住人民军北上的步伐，给直军在北方最终战胜奉军创造有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