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到这时候，也该表现出对国民党、孙中山的合作意见，否则，等仗打完了，估计也就是那位东北少帅翻脸之时吧？况且人家来说了，50万大洋，即付；山东督理，已下单。
山东现在确实是无主地，原先的代理督军张宗昌在津唐打仗。如果直系败、孙中山入主北京、自己在山东遥相呼应，俨然又是政坛新的力量！他和张之江等人思忖：“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机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我们向沈阳要什么有什么，向保定要什么没什么。”
“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不过吴佩孚对他还是有些警惕的，不忘在城郊安排一支军队牵制他，这一下又让他犹豫起来。
张汉卿决定再给他加把火，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这样对他不利。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否则，真如冯之念想，奉军以疲惫之师，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谓奉军形势危急，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云云。
冯玉祥在京时间尚短，根本不知道天津及京沈线上的热河几地对张汉卿的非凡意义，他接电大吃一惊，这回玩大了！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将立即发动政变。
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
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佩孚上了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
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特别是吴佩孚从京城里抽调卫戍部队的举动，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
移后军作前军向北京回师，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11月4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直系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说来也巧，他在上任之初即被点了个，越怕捉放还是被捉放，看来天意难违。
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
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他拿来两处电报，略带颤音说：“司令，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
吴佩孚大吃一惊，他接过电报，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
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孙岳等。看完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当晚，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瞬息之间，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决定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停止对奉军的进攻转入全线防御，由吴佩孚亲率主力第3师星夜返回北京平乱。直到这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准备平乱后再和奉系一决雄雌呢。
午夜，吴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约有3000人星夜疾驰回返，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总司令部列车于凌晨2时离廊坊，到次日上午4时，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遇到了从北京溃败的少量直军，才知道形势已经比他想象得更危急。
原来11月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
鉴于孙逸仙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逸仙主政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黄郛，财政总长王正廷，跟随孙逸仙来京的国民军系统李书城，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挟曹锟令吴佩孚很有效，前线直军也知道了城门失火，都无战心，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
在此之前，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挺进新乡，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
不知道是谁走透了消息，把张汉卿许诺让冯玉祥担任山东督理的权宜之计捅出去了，倒让张宗昌吓了一跳。
战后势必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知道自己非奉系核心的地位，先行把山东攫到手里再说，估计老、小张都会不好意思要的罢？所以尽管为抗击直系立下汗马功劳，张宗昌等不及享受胜利果实，借口追击直系残余，不等命令即迅速再度南下，继续回山东当他的草头王去了。
第627章 战后（上）
而直军渤海舰队司令温树仁却根本不知道陆地上的变故，还在海上漂泊。
因为奉系也有海军，由宋长治率领的东北江防舰队在营口、葫芦岛巡防，又有岸上巨炮坐镇，满载兵员的直军舰队不敢贸然向奉军进攻，因为江防舰队有较多轻便快速的驱逐舰，一旦突破防线，整个海运旅就有危险了。
而东北海警处处长沈鸿烈又命令在几处关键的海面上大批布雷，温树仁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进攻。
在回程靠近天津海面时陆续接到多个内容混乱的电报，让温树仁无所适从，不得已直接退回舰队老巢青岛等待消息。等到确定吴佩孚下野后，无奈之下，他竟然投降了重占山东的张宗昌！
之所以走此下策，是因为放眼整个中国沿海，竟然没有一处可资落脚的地方！
天津以北是奉军的地盘，江苏在打仗，上海传统上是在皖系控制之下，福建缺少军港，广东是人民军地盘。只有山东既不姓直也不姓皖，而且渤海舰队的主要港口之一即是青岛。
交了狗屎运的张宗昌不花一分钱竟然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舰队！要知道这时的渤海舰队算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海军，在去年从广东撤回后有巡洋舰“海圻”、“海琛”、“肇和”号和驱逐舰“同安”号等众多大型舰艇，最主要的是它的门类齐全。
不过张汉卿没有时间去盯着那支舰队了，虽然流诞，却因为战场上事多繁杂，只能一桩桩就近来。吴佩孚一宣布停火，张汉卿便火速命令在蓟县、天津、张垣、郑州等各线的奉军与人民军就地接受直军缴械。
直系在军事上最强大的洛阳系吴佩孚落败，老大保定系的曹锟被囚，天津系的王承斌反水，在民国呼风唤雨多年的直系，就这样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正史上不同的是，下野后的吴佩孚不是先去湖南而是直接投奔四川的杨森去了，因为湖南此时已经是人民军的地盘。
这一仗，吴佩孚输的不是在军事上，而是政治仗。他仍然是北洋军阀中极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不少人都劝少帅，要么留下他，要么杀掉他，总之不能让他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不过张汉卿才不会在意。经过一连串大的战略战役，他已经完全成熟为合格的政治家和大半个军事家了。强大的直系在时，吴佩孚都输了，现在普天之下已经没有土壤可以使吴有再次发迹的机会了。至于阴谋诡计，去他的。
少帅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我不在乎别人的意图，我只在乎他们的实力。”吴佩孚想走，那就走吧，他甚至向人民军放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他还用了一首非常诙谐的乱诗送别吴佩孚：
“一片冰心在玉壶，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寒雨连江夜入吴。”
引诗一字未改，只颠倒了次序，让吴佩孚失落的样子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
吴佩孚乘津浦线南下逃往江苏时，忙于接收直系海军的张宗昌竟然把这条大鱼放了。等到孙岳的国民军追至山东境内时，缓过神来的张宗昌却说什么也不让国民军入鲁。
这对一心想再立大功的国民军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此役最大的胜利者，肯定是奉系。其在河南的四个师约5万人集中向人民军投诚；在北方，奉军共接收约9个师12万人的残兵。
至于冯玉祥、孙岳，因为远离战场，只控制了在北京的一些杂兵各约万余人。此役共歼灭直军近3万人，还有一些官兵失踪或逃匿出战场。
在中央，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奉系的独揽政局，即使是孙逸仙也一样。张作霖兴冲冲地自沈阳赶到秦皇岛，准备改组政|府，赤膊上阵了。
到1923年底，奉系辖下铁路总里程约为9000公里，除关外有绝对控制权的不谈外，在关内掌握了当时全部重要铁路如京汉铁路、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等，而且连接南北、东西的两大主干粤汉、陇海线正在分别建设中。
财政上，税收已达到141亿元之多，是同期日本的86。行政上，已完全据有奉、吉、黑、兴、蒙、热、绥、察、甘、陕、宁、青、鄂、皖、湘、赣、粤共17省，另还在名义上管着新疆、实际上占有天津、安徽全境，人口上占全国的一半还多。
军事上，打败了直系的20多万精锐后，盘踞在江浙沪一带的各系兵马已不足十万。山西有几万人、加上北京的几万人，即使其它各系联合起来，也不到奉军、人民军的一半。强大的直系在奉系身侧也只能另僻奚径不敢直面，何况一个松散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