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后世美国不同的是，航空联队不但要负责本部的飞机后勤支援，还将保证所有在本机场驻扎或参加作战任务的友军。各作战大队可以专注于作战，“上天就是打仗，落地就是住宾馆”，不用为衣、食、住、行、修理、保养的一切操心，这样可以随时入住全国任何一个机场，并投入战斗！
尽管现在一切都停留在纸面上，但是空军大规模的建设即将开始，按照“人等设备”的原则，先期成立若干个没有作战大队的基地联队很有必要----总不至于飞机到了没地方停、也没地方加油吧？
哈尔滨、长春、沈阳、秦皇岛和天津的机场都建好了，四平则被取消建设----在一切都要精简时，长春到沈阳完全可以实现直接转场。北京则在直系时就有南苑机场，不过那时候直系只有几架小飞机，倒被奉系占了便宜了。
空军决定在沿海一线建立多个机场。从天津开始，向北增加一个：锦州。它的任务是在战时可以协助对关东军盘踞地大连的攻击。
向南沿海为一线基地，有济南、青岛、烟台、徐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广州、湛江，共13个；
二线基地有长沙、南昌、武汉、合肥、郑州、石家庄，共6个；三线基地为太原、归绥、西安、兰州、银川、成都、重庆、南宁、贵阳、昆明，共10个；
在遥远的大西北，建设阿勒泰、迪化、哈密、玉门、西宁、银川，共6个。
先期建设一线机场，包括北京、天津、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一共20个，这些是中国海防线的最前端，承担着支援海陆军作战的任务，还肩负着防守海上领空的任务。
因此，先期根据机场情况成立一些防空团很有必要。当然，没有作战大队的基地联队长的军衔就低了一些，为上校，而非全员时的少将。
力所能及的事先做着，有困难的硬着头皮上。在张汉卿看来，人才的储备比什么都重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引进、模仿、超过，厚积薄发，以质代量”的建设步骤，用有限的经费，很快使中国空军迈开了大步。
在张汉卿与奉军老帅们、蒋百里等人的国防战略中，中日一战不可避免----中国的民意已将收复日占关东州列为首选，这也是中华民国能否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象征。
而日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对关东州的占领----部分日本人甚至将关东比喻为“第二故乡”。从民意角度上，日本民众也不能允许日本放弃关东州。
在中外历史长河中，从未有一个国家未经过战争就获得大国地位，近代中国也只有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才获得了大国地位，并在国民经济并不富裕的70年代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三角”之一。
旧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战争不可避免，而日本则是中国岷起的第一道拦路虎！
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形成对日全面的压倒性的优势是不可能的：自鸦片战争时代以来欠下的军事上的革新债务非一日所能弥补。
中国虽然有百万陆军，但是都是在内战中壮大的，与国外先进的军事理念、后勤支持、联合作战以及作战经验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
就日本目前的实力而言，中国政|府要举全国之力，投入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才能建立起同样规模的海军！
这还不包括不能生产到目前为止，制约中国交通的车用发动机、航空发动机、铁路机车与大型轮船蒸汽机等均不能实现自主制造，蓬勃发展的工业使得煤炭、钢铁的生产远不敷需求。
万一中日之战又形成如后世的僵持局面，也要将这种僵持尽可能的远离中国本土。海军力量的薄弱，使得远渡重洋打击日本本土成为笑话。
但是空中打击又另当别论：空中交通，不仅较陆海上距离短，且无地理上之障碍，较为活动自如。且空中作战可藉由空中交通穿透敌人防线，直接攻击敌国之战略基地、生产中心、人口工商业中心及海陆军要塞地带，亦即不须消灭敌人的海、陆军，也可粉碎敌人的抵抗。
陆军只限于地面，海军限于海上，而空军可制陆、制海而兼制空，能经由天空对敌人的任何地区做无情的打击，它可以不用传统的战场决战就可使敌人屈服，这就是所谓战略空军的由来。
试想正史上中国如果有一支能够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尤其是皇宫的力量存在，日本敢于倾全国之力、不顾一切来征服中国吗？
战争以攻击为决胜的手段，决胜的攻击，目的不但在破坏敌人的武力本身，并且要摧毁敌人全国的战斗意志与潜能，使之屈服。飞机可超越一切障碍，在任何方向与高度都可施行攻击，掌握制空权。因此空权是攻击的唯一力量。
纵观历史，二次大战德国的失败，并非在陆军，最重要的是盟国空军摧毁了德国的交通网、油料补给地及军火工业中心。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投降后三个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促使日本人心涣散而投降，因此可证明唯有深入敌人心脏地带实施轰炸，才能阻止敌人前方的攻系，而且空中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前方军事性设施，而是敌人大后方的城市及工商业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与外国几乎是同一基础，目前人民军已拥有了5个航空团、共15个中队180架各式飞机的实力。
大规模的空中战斗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最多只在直奉大战时向前线扔过一些炸|弹，轰炸效果不见得怎样，但威慑效果是挺足的。
如何让国人知道他重视空军？张汉卿私下里做了许多动作。
他亲自做媒，替他的副官吴敬安、一位来自江宁的上校飞行员说亲并成功地搞定且将于年内结婚，对象是名望满京城的朱启钤家的四小姐朱津筠。
朱启钤这位北洋不倒翁现在已是正部级的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亦是常务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潘复的重要助手。三个女婿都是国内有名的高知，却选择吴敬安这个空军的飞行员作第四位东床，意义不必赘言，尽管其能在如此年轻的年龄就能够获得上校军衔。
按说，按照职级相对等的原则，上校在陆军中对应的是团长级别，手下要管着几千官兵，没有十几二十年的军龄是很难达到的。奉系崛起之初因为战争频繁、块头越来越大于晋级倒相对容易，现在国家转入和平机制，想晋升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新生的空军是例外。
张汉卿特意为飞行员的职级定下基调：所有实习期的飞行员，军衔都为少尉起，转正后一律升中尉甚至直接跳过尉级直升少校，其待遇及晋升机会均优于除潜艇部队之外的其它兵种。
对标日本空军，虽然大致和中国同一时间开始对空军的建设，却一直不温不火。首先，其空军的地位是依附于海、陆军的，因此不被重视，这可以从日军飞行员的军衔中就可以看出。
二战时多数日本飞行员在空战中被击落下来的时候，身上挂着的多是“飞曹”（相当于中士）、“伍长”（相当于下士）等几乎无足轻重的军衔，顶多就是个高级士官。
日本的飞行员拿一个“少尉”有多难？参考后来的超级王牌飞行员、莱城航空队三剑客之一的坂井三郎，此人确认的战绩是击落22架盟军的飞机，多次绝境逃生，一只眼睛打瞎了还坚持升空作战。
就是这样一位牛气的飞行员，直到日本战败前几天，才接到了少尉的任命！
之所以日军飞行员的军衔很低，这和他们确认军衔的方式有关，因为其上层对一百个飞行员和一百个步兵的区别完全认识不清，所以对飞行员的任命还是按照手下兵员数量决定的。所以，在日军的航空队中当个少佐（等同于少校），那基本就是战队司令级别。
或许有人认为，“飞曹”、“伍长”这种高级士官的军衔已经很大了 ，毕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可是对比一下同期的美军飞行员就觉得日本飞行员的军衔确实是惨不忍睹。
二战中美军的飞行员是升官最快的单位，像什么中尉、上尉不过是菜鸟的标配，老手中随便拉出一个，少校算是低的，上校都不稀奇。这可能和美国财大气粗有关，毕竟人家有钱，养得起数量庞大的高衔空军军官。
但是现在美国空军同日本一样，仍然没有形成独立的军种，直到正史上的1947年才脱离出陆军，这时候离二战结束已经两年了。所以尽管其在军衔上的理念超过日本，但从系统层面，它与中国还有差距。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家的需求和优厚的待遇使愿意加入空军特别是飞行员队伍的人才越来越多，使中国不但在空军的起步阶段在硬件上与列强同步，还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显示出一个航空大国的潜力和风范。
当然，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人多了，选择起来就有很大余地，可以容易地择优录取。
反正在这种利好下，飞行员的数量成几何级数倍增，这给空军的快速膨胀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750章 海空之争
中国空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带给另一员人民党干将郭松龄的压力。但是国家的军费有限，在工业化大建设的时候更是如此。
因为政|府计划导入全民义务教育以及为工业、交通投入了较大的比重，相对来说，海军能够分得的一杯羹要小了一些。
以1925年为例，国防支出约占财政收入的14，为835亿元。这个数字比之北洋时代已经有了十倍数的增长，摊到海军上的数字自然也水涨船高，但是郭公龄还是不满意。
依民国将全军共设陆军总长、海军总长的惯例，作为海军总司令的郭松龄在军界本来应该极具影响力，但是眼看着空军的军费以亿计，而能拨给海军的费用不过是其半数。
张汉卿在谈到三军的比例有一句名言，即“一半一半”理论：“海军的支出要占空军的一半，空军的支出要占陆军的一半”。在国家力量还不能够协调发展三军时，这一口号持续了近10年之久。在这一国家战略指导下，优先保证陆军、迅速扩充空军、适度发展海军已成为必然。
知道要服从大局，郭松龄还是经常找张汉卿为海军鸣冤叫屈。
“少帅，这点军费只够海军维持目前运转的，要想达到少帅理想中的蓝水海军，现在的投入可不够啊！要知道海军的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功，少帅自己也常说‘百年海军’----能不能再拨点款下来？”
也确实难为他了，通常以一般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来说建造费用就需1300万银元之巨，整个海军一年的军费大抵只可以建造这样的军舰9艘。而去掉官兵的吃住用、训练、机器设备舰只保养，能够用来添置新军舰的钱真的寥寥无几。
这不怪张汉卿偏心，而是海军确实太吃钱了。造军舰，得有船厂吧？得有各种设备吧？哪怕只造一艘几百吨的军舰，完整的配套厂矿企业和机器设备一个都不能少，为其服务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也一个不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