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对中国来说却有质的变化，因为从1000多吨一下子跳跃到6000吨，绝对不仅仅是数字的差异，那是鸟枪换炮的感觉。毕竟，军舰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不管是自造还是购买，世界上不超过十个国家。
当然，中国名义上只是买它来“训练”，所以数量不能多其实也没有多余的钱来大量买这种成品的，中国需要的是开拓眼界、积攒经验。
正史上德国本来采用柴油机作为它的动力系统，无奈当时技术不成熟而采用两台蒸汽轮机，导致这种设计极为浪费空间。因为中国武汉造船厂的大型柴油机的研制有望不久后完成，因此在合约里说明给中国建造的那艘将用中国动力。
除了武器之外，军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动力了。连几千吨舰壳都造不出来的中国人，竟然要用自己的动力系统，这不是开玩笑吧？如果不成功，难道要让这种几千吨的大铁疙瘩在大海上用风帆吗？
所以不但英美日等传统海洋大国抱着看笑话的心思，就是合作的德方也有很多人质疑。为了中德友好的大局，德国船厂还特意多订购了一套动力系统，以防止中国的军舰出现无法动弹的情景。
不想在这级军舰的建造过程中，当德国碰到动力问题后反而借鉴了中国大型船用柴油机的技术，从而使这一级军舰的诞生相当成功，并反哺了中国同行。
后来此案例也成为中德合作的典范。
在潜艇的发展上值得大书特书，由于中国之前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在德国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协助下，迅速地抬升了一个大台阶。
从蓄电池到发动机、到柴油机、到声纳，无一不精益求精，为此还拓宽了中国的工业门类，热力学和机构学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人该是对英法列强有多大的怨气呢？
中国人如痴如醉地学习德国技术，利用这难得的时机，他们不但基本建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也从这些严谨的德国技师和军官身上学到了纪律、敬业和一丝不苟，还有为国的奉献精神。
张汉卿偶尔也会做些贡献，为了增加潜艇的续航能力和相对安全地补充电力，他提出了潜艇携带再生药板和安装呼吸管的办法，这是后世的一个小方法。
再生药板好理解：通过携带的过氧化钠，与潜艇舱中人员呼出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人体需要的氧气。虽然这个时代的条件有限，这味儿可能不太好，但是足可以让一百人的艇员呼吸90天，还不够牛叉的？
当然给人喘气可以，用于潜艇柴油机的使用就奢侈了。众所周知，潜艇在那个时代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潜入水中的军舰”，平时主要是在海面上通过柴油机作为动力，只有在作战时或者面对危险时才会藏入水下因为当时蓄电池电时有限，只能够允许潜艇潜行几十海里。
在核潜艇未诞生之前，潜艇进行换气和充电是很频繁的，为了安全考量只能在夜间进行。张汉卿提出呼吸管的概念以后，深有感触的德国技师很快地就把构想变成现实，这个办法正史上是二战前夕的荷兰首先开发出来的：
它的基本构造是以可伸长的通气管将外界的空气引导至柴油引擎，并排出引擎产生的废气，另外再附加防止海水进入以及将进入的海水排除的管线。通过呼吸管可以让潜艇在潜望镜深度下使用柴油机，这样它就不必浮出水面即可补充电力。
这样不仅降低了被发现的概率，也扩展了潜艇可以充电的时机，从而大幅改善了当时潜艇的作业方式与弹性。
对于被反潜机、舰、船发现即意味着死亡的潜艇官兵来说，这一发现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以至于德国技师、退伍潜艇大副费利克斯开心地说：“有了这个东西，潜艇兵们能够安全回家的希望增加了何止一倍！”
此外，已经基本吃透“九江”级驱逐舰的中国海军，开始酝酿更大吨位的远洋驱逐舰的建造。动力系统不是问题，中小型军舰的造舰能力也有了，是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了。不然，光是陆军强大，海军仍然是旱鸭子可不行。
中国有广阔的海岸线，瘸腿海军会极大地牵制陆军的使用，两条腿发展、齐头并进才是王道。“陆炮上舰”的想法是否能与军舰匹配，都要好好地探讨下，又不是要建多大规模，只是为未来储备技术与经验而已。
同样地，新式驱逐舰的建造基地放在内陆的武汉，而不是张汉卿最期望的上海。
国家还没解放，海军聊胜于无、薄弱的空军力量只够看住京津一带的头顶，花那么大代价在海边扩大船厂，一旦被敌国海军扫一圈，辛辛苦苦的投入不都打烂了？
而且这个时候军舰都不大，不靠海边的造船厂在中国只有武汉造厂还有底子和条件揽活了。再说它有汉冶萍钢铁厂，工业体系是除沈阳、上海、天津外最强的。
其实根据资料记载，在1931年美国万吨油轮“加利福尼亚”号就曾从长江口上溯到武汉，说明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大的。想出海，等到汛期再走也可以啊，每年的5月到9月。
技术是慢慢培养出来的，需要不断地投入。中国海军短期内不会穷兵黩武地大造快干，所以为了技术储备、为了生存，武汉造船厂重头戏在民用船舶上。依托于长江黄金水道和四通八达的水上网络，作为陆上交通重要补充的水运在这里方兴未艾。
在没有铁路、公路直达上海及长江下游的内陆城市，用一条条漂泊在水上的浮动码头和舟车使得中西部和东部的联系紧密地抱在一起。
上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部的发展也越来越喜人。若不是湖北没有可以代替省会作用的有影响的城市，张汉卿是不会吝于把武汉作为直辖省的。
在重心转移逐渐转移到关内后，东三省的发展丝毫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1925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
当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
还在当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
这样继沈阳为中国重工业第一重镇后，哈尔滨也在多年的奋战中异军突起，成为一个集工业、贸易、交通为一体的商业枢纽，成为东北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
这样，以沈哈线两端为纽带的东北工业区、京津唐秦环渤海经济圈、江浙沪经济圈、珠江水带经济圈为龙头，配以青岛、武汉、兰州各大城市辐射周边区域，以三大建设兵团源源输出农产品为催生血液的经济布局已经形成，华夏神州的成就日新月异。
连续几年，中国的工业都以超过30的速度递增。这其中有对前几十年被压抑经济的释放，也有弯道超车在起作用。几乎每三年，就会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无怪乎各外国媒体都在惊呼：“中国驰入了工业发展的快车道”！
第757章 压力
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冲击。
日本经济在一次大战期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战争期间，日本趁欧美商品暂时退出亚洲之机，几乎垄断了亚洲市场；并不断向欧洲扩展商务。大战使日本由外贸入超国变为出超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
不过日本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与欧美国家比相对脆弱。它是个岛国，国内市场狭窄，资源贫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的受波及程度肯定要比传统的工业大国更强烈。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当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
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因为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导致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在此以后，一般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的主要进口国竟是向来为日本人商品倾销地的中国！
中华民国于1921年钢产量第一次超过日本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地保持了这一数据。
在日本持续萧条阶段，192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其15倍；1923年度发生了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而当年中国钢产量破天荒地达到其25倍，其工业发展后劲令人侧目。
反观日本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其政|府通过对内大量贷款，对受损害的资本主义进行援助，渐渐露出衰退的光景来。
本来半殖民状态下的中国是日本产品的“天然”倾销地，但是由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由大型国营企业和政|府资助下的民营经济能力远非正史同期可比，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能力也非同日而语，因此向中国转嫁经济困境阻力重重。
因为工商业的爆发，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本来就越来越少，最后后者能拿出来的，只能是代表其最后工业成就的设备。但即使如此，除作为生产母机用的机床中国还需要少量进口外，渐渐地项目越来越少了----因为日本的工业水平比起欧洲来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有德国技术为参考，有美国时不时地松开对军事并不敏感的工业设备的出口，有苏联的全方位的开放贸易，中国越来越看不上日本的东西了。
反之，中国廉价的工业制品及农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则越来越多地涌入日本国内。后世“制造大国”的名头绝对不是虚的：
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工人使得在几十年时间里不虞劳动力问题；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在小国可能无法生存的小众产品，可以非常容易地产生规模效应。
这种体量，在它随便向某一个方向发力时，都能产生势不可挡的力量。
纺织业就是一例。
更发达的美英已经把它淘汰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纺织工业的分布中心曾经很明确：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德国曾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之歌》，日本在一战前后是把纺织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可是当中国立足此行业后，一切都变了。
衣、食、住、行本来是民众的基础需求，奉系中国从大范围说已经可以吃饱饭了，穿衣自然是紧接的需求，毕竟这么大的市场。而中国又有发展纺织业的基础：大量的女工、丰富的农产品（主要是棉花）。
这种优势迅速地把日本在华纺织企业打垮了，并迅速波及到其国内。价廉物美的中国纺织品充斥着日本国内市场，对准备从关东大地震的余痛中渐渐好转的经济来说又不啻是一次大地震。不过这次地震是全国性的，影响也远比关东大地震来得猛烈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