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谁上来呢？说黄兴他们？那不行，他们毕竟是外来的，在湖北军政|府要想立得住的话，光靠外来户，当地有人不服，不稳定。所以，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这时候大家公认的是得找一个在湖北当地能镇得住的人。想到谁了呢？想到黎元洪了。黎元洪身为两湖名将，在军界之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由他来担任大都督，各地必然纷纷效仿，响应革命。到那个时候全国都会形成轰轰烈烈之势态，推翻清王朝指日可待。
就这样，革命党人去请黎元洪去了。黎元洪那会儿根本就不想碰这个，他是看不惯清朝政|府的无能、让世界列强瓜分中国这种局面，可是让他造反他也没这个胆儿。所以，革命党请的时候，他百般推脱不出来。逼得没招了，革命党人浩浩荡荡带着枪上他家去了，说你出来也得出来，不出来也得出来。把黎元洪吓得躲到自己三姨太房间的床底下了，结果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床下都督”这称号就这么落下的。
黎元洪说你别害我呀，我可不想干这个，最后把这革命党人给惹急了，说你再不去我们把你给崩了。最后黎元洪没招了，被绑架着来到湖北军政|府外面。一看这军旗招展，浩带飘扬，祭坛都立起来了，下边这些当兵的都跪拜，黎元洪没招了，稀里糊涂地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成了当时革命军的领导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逸仙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顺理成章兼湖北的军政|府都督。后来的事我们知道，袁世凯通过自己的手段，逼着孙逸仙把总统位置让出来了。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在上海当上了总统，而黎元洪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总统。不过，他定居在湖北。而袁世凯想，这黎元洪不是自己人啊，这用起来能方便吗？觉得黎元洪是个心腹大患，他认为这是孙逸仙的人。所以，在1913年10月，派段祺瑞到武汉，以“磋商要政”为名，把黎元洪骗到北京，安置在瀛台，软禁起来了。然后开始笼络他，让自己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两家结成儿女亲家。
摆平了有职无权的黎元洪，用得是硬招；但对自己的心腹及重要班底的冯国璋，则是另一招，却是一记败招。
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年6月间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闻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甫，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
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其无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加上已经离职的段祺瑞，几位北洋干将都是反对老袁称帝的，这是袁世凯一大憾事。
第79章 形势逼人
在北京，那要做死的人依然努力在做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放眼全国各省，除了有数的几个与袁世凯关系莫逆的亲信如冯国璋、段祺瑞之辈还敢于执言几句，几乎没有那个将军傻傻的说反对老袁称帝，连并非北洋出身的阎锡山（貌似老阎在北洋时期对谁都是赞成都是拥护）和张作霖也积极劝进，作为袁大总统御用文人的杨度又岂能甘居人后？他领导的筹安会更是上窜下跳，拼命的鼓捣老袁同志当皇帝。没办法，在梁士诒“国民请愿团”的压力下，他不努力不行啊！
奉天的张作霖也不负前言，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于袁世凯的支持，说得出做得到的江湖风范一览无遗。8月底，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另一位同城大佬冯德麟见张作霖如此，为讨好袁世凯，配合段芝贵，也不得已和张作霖联名以东北军和政商各界名流的名义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这让老袁大感欣慰，也对前几天张汉卿与段祺瑞的侄子段宏业之间的冲突故事有了倾向性的意见：张汉卿这是父亲英雄儿好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和乃父的江湖气一脉相承呢，反增加了对他的喜爱。俗话说的“智子疑邻”，估计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吧？
为女人打架，能打出这个道理来，张汉卿若是知道，估计也要哑口无言的。
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登基称帝“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袁阅后喜不自禁，批复“颇有见地”。
9月，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2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
9月，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通电劝进。
9月，驻奉天、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劝进。
驻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劝进。
驻吉林、将军孟恩远劝进。
驻湖南岳州、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劝进。
……
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嬖人这个词，原指“君夫比较疼爱的侧室”。杨度乃须眉男子，老袁也从来没传出什么好男风之绯闻，只有另一个解释比较合理些“君主所宠幸的臣子”。
这可是冤枉了杨度了：“我只是找到了合适的舞台而已，与嬖人何干？”而且，他为帝制出了这么大的力，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后来在封赏时，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他为用君主立宪实现救国道路，只是个人抱负；怂恿老袁称帝，只是实施他人生理想的步骤而已，从本质上讲，不能认为他谀上。只能说，他用老袁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而老袁给了他施政的舞台。
风云雷动，在这特殊时刻，袁世凯加大了对各方的防范。形势危如累卵，说是白色恐怖也不为过。一直到袁大总统称帝前，舆论被牢牢压制：到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1月7日，袁记《著作权法》出台。
对明着表达不满的冯国璋，袁世凯当然很不放心。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对有“拥戴”之意的人杰蔡锷等，老袁也没有放松警惕。与蔡锷闲逛的张汉卿经常发觉，身边暗盯的人换了又换，人数也渐渐多起来，这让蔡大将军有些急了，他逃跑的难度加大了。不知是张汉卿影响到了蔡锷，还是蔡锷影响到了张汉卿从而又辗转连累了自己。反正按历史所载，这时空蔡锷应该以治病为由离开天津逃往日本了，却始终未能成行，这让他坐立不安，觉得该为国做点什么。
张汉卿也觉得形势不妙：他在北京城里一连串的行为，在军界、政界、财经界都有了一定影响力，也影响到老袁对他的聪慧有了更深的提防，他身边的陌生人也多了起来。看来老袁对他的好感有是有，但还没影响到他的政治判断力呢。
按理说，张汉卿能以一介少年，得袁大总统如此青睐，他应该引以为豪才对。可是一想到无时无刻都有个影子在你身边，无论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窥探，无疑是令人不快的。就如同明星，被时刻暴露在镁光灯下，连一点私人空间都没了，人生自然了无生趣（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与事是故意暴露与狗仔队以博取眼球，但张汉卿无此癖好）。
上上下下都觉得形势逼人，自然这北京城里也没有生气。蔡锷只能更频繁地与张汉卿拉家常，努力不参与进这桩疯狂的大戏中。是自己太过于让老袁忌惮了，是时候让老袁放松对自己的掌控了。他对张汉卿这段时间的锋芒毕露有些担心，拉过张汉卿说：“近来汉卿频频与军界人物接触，已然被大总统所疑忌。昨来我听闻那位有言，令执法处为你我单独设立侦查组。个中曲直，你自己考虑。”
局势危急如斯，张汉卿自然接受他的好意，点头说：“世叔说的是，学良就在此专心读书，有机会便像世叔一样自污罢了。”
蔡锷闻言老脸一热，落荒而逃。
第80章 自污
张汉卿说的自污，在一身正气的蔡锷听来，似乎是一种讥讽。虽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多少枭雄以此自保或巧度难关。不过考虑到眼前年刚满15岁的“世侄”，怎么都有点教唆未成年人的意味。饶是英雄如蔡锷，也不能对此坦然。
因为他的自污，选择的是京师八大胡同。君若不信，提及“八大胡同”，诸位自动脑补的是啥？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独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绝非偶然。到了清末民初，它已经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畸形繁荣之地。有道是“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万佛寺前车辐辏，二条营外路纵横。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
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若是让张作霖知道自己的长子名声是自己带坏了，自己怎么好意思再面见“世兄”呢，虽然两人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着面，历史上也是如此。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时至深秋，是老北京银杏黄、枫叶红，五彩斑斓的时节。从十月下旬开始，秋风一起，那大街小巷里的银杏树，就像灯一样，刷的一下，被点亮了。
自古文人悲秋。这秋，不正是文人眼中的愁吗？不过比起无病的愁，蔡锷是真的烦心了。随着袁世凯好日子即将到来，“京师执法处”对他的行踪也加紧了监控，导致他去八大胡同的时间是越来越多。
因为近期一直跟蔡锷走得近，在高纪毅的观察与教导下，连带着自己也发觉身边多了些不同寻常的陌生人。可能，近期他的表现被有心人捅给了老袁吧？是以，京师执法处那帮人也同时加大了对自己的监视。
比起蔡世叔的愁，张汉卿却多了几分潇洒。他得到蔡锷的“点拨”，“果然”读书时间少了些，多了些风花雪月。既然自污是一种逢场作戏，那就索性放开些吧。不过，由于这个时代“夜生活”用具乏善可陈，怀着对花柳病的恐惧，他基本上在欢月场上是风流而不下流，也保不了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
本来他是作戏，谁知入戏太深，真把自己当成了嫖客了。虽然他是穿越而来，但毕竟占了原主人的身子。这一番做作，倒让风流少帅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不出一个月，八大胡同的各类小妞都知道，来自辽东的豪客小张六公子“人傻、钱多、速来”。
没办法，一心想借助蔡大将军的名望和人脉在北京城做点事情的张汉卿，为了达成目的，只有先打进蔡锷的圈子里，博得他的信任。
可同样，蔡锷也想打入另一个圈子，间接博得另一个人的信任。
这个圈子就是杨度的“筹安会”。
作为“筹安会”的负责人，帝制的催生者，未来袁氏朝廷的宰相，杨度政治能力先不去说他，但历史上评价他是个风流倜傥、落拓不羁、寄情声色、醉心犬马的大名士，却不假。
既是“名士”，自然要有“名士风度”。虽然做不到魏晋那种服散捉虱的程度，天天晚上呼朋引类往八大胡同去征歌逐色是跑不了的。蔡锷决定要打进他们的圈子，就不能免俗。那些人各自有相好的姑娘，蔡锷总不能老带着张汉卿去吧？虽然15岁的张汉卿唇红齿白，早就具有了小白脸的潜质。民国有晚清遗风，狎妓还能被文人诩为风流，那好男风却早已让人齿冷了。蔡锷是自污，又不是自绝于人们。
杨度利用他和蔡锷都是湖南同乡的身份，天天到棉花胡同力促蔡锷列名赞同帝制发起人之一。因为此时的“筹安会”，都是一群媚主捉刀的笔杆子，真正有影响力的聊聊无几。要能把在全国武将中有卓越影响力的蔡锷挂上名子，那才有说服力。
而蔡锷需要表态同意，否则的话，他不但仍然会被软禁，还有生命之忧；但是以他的个性，直接表态赞成反而会让多疑的袁大总统怀疑，因为他的恩师，是梁启超。
蜗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梁启超是典型的反对称帝者，就在几个月前还写了篇很出风头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却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有这样的老师，学生怎么会差了？且在在入京以前，他手握重兵，一直以诤诤铁骨形象示人；在京后，虽然职位明升暗降，权柄尽失，但一腔正气，仍为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系将领所折服。一句话，蔡大将军从来都不是奴颜婢膝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