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还是被人怼了。正在听课的学生们兴趣盎然，都想亲身体会下“黄疯子”发飙的场景。有道是遇强愈强，张汉卿在北大时间不多，却早有了“小疯子”的美名。两强相争，场面一定精彩。
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正面怼自己了。黄侃在听到张汉卿毫不客气地指责后，有一两秒、还是三四秒，反正完全出离了状况。他有急才智才，反应也很敏捷，不然不能怼得大师胡适接不上话。可是张汉卿没有和他玩文字游戏，只是从品德上直斥其非，让他极难堪。
不过也就瞬间的事，狂傲的黄侃又回来了。他盯着稚气未脱的张汉卿，气哼哼地说：“你是谁？”
张汉卿毫不畏缩，迎着目光怼回去：“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得对不对。”旁边朱光沐吃惊了，轻轻拉着他的手：“汉卿，不要胡闹。”
黄侃是出了名的狂人，岂能容忍他人、特别是一个学生给他下不了台？他啪地一声把书本摔在讲台上：“我黄侃就是这个样子，还改不了了，你不想听课就出去！”只以为是一个不懂行情的新生，不知道几斤几两，敢和闻名北大的黄疯子叫板？
张汉卿眉毛直竖：“不对就是不对，想拿教授的权威来吓我么，我不吃这一套！要赶我走，把你们的校长喊来再说吧。”
他可不会被对方吓住，无欲则刚，他又不指望混毕业证，只是体验生活罢了。蔡锷的事像在头上悬着一颗，止不定什么时候会爆炸。他重来北大，就是要暂时从漩涡里脱身，向各方表明，他来北京的“主业”是学习，他的身份还只是个学生，不要把他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拥戴老袁称帝的事，他父子俩已经做够戏了，也要见好就收，不然做实了“帝制元凶”的名声，将来不好收场。
不过就这么乖乖地来上课，也显得太突兀不是？怎么着也要在北大惹些事端，不失自己对袁大总统的“赤子”之心才好。
今天没黄侃这个事，他也要找别的事来惊忧各方。他还存着一个小心思，若是把某个事搞大了，最好被开除，自己就有理由坦坦荡荡回东北了----没法上学了么。
选择黄侃也是急智----他的老师因为反对袁世凯正被软禁着，他也亲自去陪狱，不过最后被赶了回来。如果自己和他怼上了，至少会给老袁一个错觉----如果传扬出去，相信会传扬出去----到目前为止，咱小张还是不改初衷拥袁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
别人怕校长，至少后世的校园里都是这样，因为校长是行政一把手么，在学校里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但这是在民国，校长顶天了算是教授的后勤保姆，民国出现一大堆不把校长放在眼里的教授，还被赞作知识分子的脊梁。至少对黄侃来说，胡仁源校长他是不在乎的。
见张汉卿拿校长来压他，黄侃不怒反笑。好家伙，是什么来头，不懂行情吗？你就是总统的儿子，我黄侃也敢把你赶出教室去！
要说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骨气也是挺硬的，可是人家碰到的都是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主。不管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包括后来正史上的蒋介石，可能识字不多、学问不多，但是对于知识分子那是真的尊重----哪怕是名面上的尊重也罢----是中国历代包括后世所做不到的。鲁迅那么骂国民党，特务就在边上，他还不是该干啥就干啥，也没见有人身威胁；胡适把老蒋气得经常失眠，却从始至终没受过政治迫害，反而在死后得到老蒋的亲自吊唁，手书挽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极尽哀荣；梅贻琦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有洁癖的老蒋对面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对知识分子也是尊重有加，历史上最被诟病的是杀害李大钊，却也有充分证据表明是有苏联人在后面鼓动推翻奉系政权，那就上升到政治高度；而不久后的辜鸿铭在老袁称帝后直呼其为“贱种”、“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老袁只能生闷气。
风气如此，似乎不这样就不显得他们的肚量。但就是这样，才让人们觉得这个时代的军阀也有其可爱的一面。黄侃有这种反应，也正是此时学术风气好、知识分子地位高的表现。
“校长来了，你就确定不会赶你走？”黄侃恢复了知识分子的雍荣，并制止了他的学生们要用武力把张汉卿赶走的冲动：“请胡校长来一趟吧”，他向他的一群“黄门侍郎”说。
胡仁源几乎是小跑着冲进来的。在他的治下，发生学生和老师吵架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是当事一方有黄侃，那可是个疯子，平时都不敢惹，了不得啊。他已经暗下决心，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果敢，把学生重重处罚，一定要让黄教授满意才好。
作为一个思想守旧的校长，对前清遗老、士大夫有一种天然的尊敬，要不然他在任上聘请的一些教授，也不会是辜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古遗等辈了。黄侃教授再有脾气、再疯，那也是老师，学生不能尊重师长，一定不是什么好学生。
可是，当一心要问罪的胡校长见到张汉卿时，却不禁犯难了。谈不上媚上，可这是袁大总统亲自安排的学生啊，印象深刻呢。
“汉卿啊，怎么和季刚教授吵上了？你年纪轻轻不懂得礼数，还不快向黄教授赔礼道歉？”在一瞬间他动了和事佬的念头。双方都有来头，还是尽量不要撕破脸的好。估计张汉卿一个纨绔子弟，在某些事情上惹恼了臭脾气的黄疯子，只要放下身段说些好话，自己再转圆一二，此事也就过去了。张汉卿十几岁的毛头孩子，服个软也没什么的。
黄侃见胡仁源和张汉卿认识，倒吃了一惊。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以自己的身份和他吵起来就落了下乘了。
不想张汉卿丝毫没有息事宁人的意思，反强硬地说：“自打小家父就告诉我要尊师重教，不过老师也要做得让学生尊重才行啊，在这一点上我没错，哪来的歉可道？”
黄侃脾气上来了：“我不管你是谁家弟子，上我的课就要守我的规矩。校长现在也看到了，要么让他离开教室，要么我走。”他像一个孩子似的赌气，犟脾气上来了，谁都拦不住。
胡仁源犯难了，这时候诸多学生七嘴八舌早已把事情的原委说得清清楚楚。咳，张汉卿这孩子也是的，这算什么事啊，在北大，比黄侃离谱的事多了去了，黄侃做得离谱的事也多了去了，不就是好吃么，在北大是出了名的。
“汉卿啊，这人呐，有一分本事，就有一分脾气。黄教授是有大学问的人，所以呢这脾气自然就有点。有些禀性啊也是好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像明朝的张岱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以区区一顿饭而获得可贵的知识，传出去应是士林佳话啊，怎可因这事仵逆老师呢？”这是胡仁源为抚平老黄的气愤，向张汉卿灌输胡氏理论呢。
张汉卿不服气了：“还有这个理论？有本事就该有脾气？那我也是有脾气的！”
黄侃乐了：“你想和我比本事？敢问阁下是研究经学、文学还是哲学？有何文章见世？黄某不才，愿拜读一二。”他在经、文、哲三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被称为民国三大“国学大师”之一。出言向一个乳臭未干的半大孩子“请教”，实际充满了讽刺之意。
张汉卿不以为诩，反而大言不惭地说：“我研究的是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是活的思想，不在书本上。举凡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外交与国际博弈均有涉猎，绝不会像先生一样深埋在故纸堆里造学问。就是比较起来，也是各有所长而已。”
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在这里瞎扯，一个是资深大儒，一个如啸谷乳虎，学生们伸长了脖子，要看他们的黄校长最后怎么收场。
第6章 袁世凯的心思（上）
张汉卿的一席话，不久后就报到北京总统府袁世凯的案头。不是他的话有多动听，而是暗合了袁大总统的心事----在此动乱年代，像张作霖这样统兵的将领、封疆大吏能将儿子教育得这样“忠心耿耿”的真不多见了。
“克定，你怎么看？”他问侍从在身边的长子。
“父亲，这个张学良别看小小年纪，却很有见地！解决目前中国政局最好的出路莫过于集中人心、军政权力成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连一个十六岁的娃娃都看出来的道理，我想父亲应该已经确定想法了罢？儿子在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就对我说过：‘中国现在搞的皿煮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他让我回国之后一定转告父亲您，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想必德皇的信，您一定很认真地读过吧？”
说话的是袁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
如果说袁世凯身边对于鼓吹帝制最热心者，莫过于他了。因为脚疾的缘故，他曾到德国就医，受到德国殷勤的招待。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是没有皇帝哪来的太子？作为一直跟随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对乃父的心思是一清二楚：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雄心壮志却又患得患失。他不明白，天下都已经握于掌中，父亲还怕什么呢？
提到民国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袁世凯，此时正为各方所膜拜。正是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实力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并用盟约挤兑孙逸仙以换取大总统之职。
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高峰。而后为免于受制于人，施诡计令手下兵士哗变，以此要挟并达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职之目的。他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穿的目的，竟然很简单就达到了。
也因此，他看透了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虽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对于国民党，他是抱着嘲笑的态度的。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他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大一统思维，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土壤。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
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
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逸仙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所以即使在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搞“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他，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他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凯深信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命令、指挥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所以在1914年1月，他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皿煮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皿煮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种种集权措施虽然是独裁的表现，却也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的美誉。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却变得死气沉沉。政|府的尊严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