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张汉卿也提前给了枕头风：“汤二叔现在兼任省城密探队长，这军警分离，可能会触动他的利益。”
张作霖笑笑不作声，但张汉卿知道，那是父亲不以为然的态度。
汤玉麟时任27师53旅旅长，与孙烈臣一道同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他又兼着省城的密探队司令，其实就是情报系统的头头，在奉天是权力仅次于张作霖的人。张汉卿对他有顾忌，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前身并没有被这位爷放在眼里。
而且改革，历来都会动到别人的奶酪。遍观古往今来，鲜有不动用霹雳手段来完成的。张作霖自恃这些都是跟随他很久的老人了，自己完全可以拿捏得当，因而对张汉卿的提醒不以为意。
在军队整编上，张汉卿建议提升参谋长的地位和权力。
民国陆军编制效仿德国，师设参谋长一，职称上校；师部参谋分一等（中校）、二等（少校）、三等（上尉），师属步兵旅及以下并无参谋编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将一、二、三等参谋的职位配旅作战。按照一师二旅四团制，参谋长的军衔与团长平齐，完全是师长的幕僚。若非这个职务与军事有关，只怕连副官长都不如，好歹副官长还是主官的亲信。
日本、中国都是师从德国，以德国人的严谨和参谋制度的完整，主官完全可以集成参谋们的成就进行战略战术决策；日本是执行上下尊卑相当有素的国家，因此参谋长的作用只作为幕僚是完全能够达到军事目的的。
但是中国不行，特别是在派系林立的北洋军中，旅长团长等正职完全可以不鸟你这个师参谋长，反正你也没有对他的制约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中国的参谋长几乎没人愿意去做，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去做正职去了。
本来现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就不怎么完善，主将也大多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训练，再加上一个几乎不能够坚持几见、或者说有思想的参谋长，导致主官刚愎自用从而误事的例子数不胜数。军事现代化，要从参谋团抓起，这是德国的成功之道。
而且一师二旅制极容易形成对立之势，随便一个人反水都会给军队造成灭顶之灾----两个旅长可是各掌握着一半的兵力呢。在没有形成一师三旅的“三三制”之前，参谋长作为平衡的一极极为重要----因为此时没有副师长这个职务。
张汉卿认为应该设法让师参谋长的军衔与少将旅长们平齐，或至少要明确一个观念：当师长不在时，参谋长是法定的作战代理人。这样，即使暂时参谋长没有实力，在虚名上也要挂起来以增加影响力。将来有可能，在职务晋升上也要这样排序：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这些远大“理想”本来不是张汉卿迫切要达成的，只是因为看到张作霖对限制汤玉麟等军中实力派的想法过于轻敌，张汉卿便想通过第三方势力来压制这些人一部分的影响力，因为他瞄准的是杨宇霆。
杨宇霆时任将军署上校参谋长、兼奉天将军使署总参议，也是张汉卿的在参议“任上”的直属上司。张作霖本就非常认可杨宇霆的能力，也引为亲信，否则不会让他兼着这两个相当重要的岗位。
正史上杨宇霆就是张作霖麾下极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
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
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但这个人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又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
正史上少帅与他一直心有芥蒂，在张作霖“皇姑屯事件”后又自视为奉军元老，嚣张拨扈，数犯少帅之忌。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乘机挑拨离间，张学良遂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帅府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
这时空张汉卿抱着人尽其才的想法，并不介意未来的“镇主”可能，反倒认为史上的少帅气量未免太小，缺乏帝王驾驭权臣之术的勇气和能力，放着一个现存的人才不用。事实上就是因为杨宇霆待人不宽容，使他在历史上的奉军内部人缘较差：少帅张学良和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姜登选、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而曾经不得不请求督军外地。
这样一个人，像极了前生在工厂里发牢骚的中层主管：能力不错，搅浑水可以，浪头却掀不大。牢骚很多，事情也能够照样做好。
了解了对手的底牌，张汉卿自信满满，至少目前这个人还是可信的。等到其羽翼丰满，嗯，东北军也成了火候，不信自己的王八之气镇不住他。
父亲起家的27师中，大致有三股势力：54旅旅长孙烈臣、53旅长汤玉麟，以及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其中以杨宇霆的实力最弱。要不是他兼职的总参议的身份，光凭参谋长的身份是镇不住台面的。
这也是杨宇霆之憾。民国的立国之基是以武制文，没有兵权，做不成大事。
现在，年轻的张汉卿以少将军的身份建议张作霖提升他的地位，当然求之不得，从而第一次对这位少将军起了“惺惺相惜”之情。最后碍于军制，他的上校军衔没能够再提一步，但是也在军中的地位起了大波澜，张汉卿的这个情是领了。
至少他对于张汉卿提出的“军警分离”没有任何意见，连同一直唯张作霖马首是瞻的孙烈臣也表示同意，张汉卿奉天改革的第一刀，就切向了汤玉麟。
第117章 虎口夺食
作为给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稳定百姓生活与治安的警察一支，张汉卿尤为看重。当时不像后世，警察分为许多门类。由于是新生事物，警察在中国诞生后就一直身兼多职：治安、民政、缉私、交通、消防、武装平叛。特别是武装平叛的职责，让警察队伍拥有一支可观又合法的武装部队。
关内警察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黄遵宪在湖南新政时建立的保卫局，首开了中国近代警察的先河。1902年时，袁世凯被慈禧谕令为署理（即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为庚子事变擦屁股时，由于天津处于西方列强的霸占之下，驻地本应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只能呆在保定上任。
上任后的老袁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涉撤销洋人的“都统衙门”及归还天津。因为《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在天津租界周围20公里内有中国驻军，这可是洋人玩的一个大花招：不许在天津驻兵，市区内的治安无人维持，租界的外国驻军则可以名正言顺地“维持治安”了。这样即使天津归还清政|府，依然是在洋人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的聪明才智在这时充分体现了出来：他从北洋六镇中抽调出服役即将满的3000名老兵，在从山东、上海等地高薪聘请的租界退休的外国警察的强化训练下，一支新的兵种诞生了。这些人原本主浊北洋老兵，有着较高的军事素质和服从精神，很快就掌握了警察的技能和知识。
老袁又派精通外交的唐绍仪和列强交涉，郑重提出：八国的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外队一日不撤出天津，他就一日不迁往天津，自然，所有的“善后事宜”也就无从办理。为了进一步吞食胜利果实，列强总算妥协了一把，把都统衙门正式交给了清政|府，但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保障洋人的安全，列强的军队还是会再度重来的。
早有准备的袁世凯迅速接收天津。当这支3000人的中国警察整齐地开进天津后，在津的洋人们看得是目瞪口呆，这实在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了，中国居然还有警察？开始还以为是用正规军来充数的，但袁世凯很客气地请各国领事、武官到街上考察中国警察后，他们便哑口了。
因为这些中国第一批的巡警们用非常娴熟的手势指挥着街上的交通、或者很有礼貌地盘问路上可疑的行人，充分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让老外也不得不服。没有理由挑刺了，天津城也就顺利地被收复。这样，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巡警”第一个巡逻的地方，也使天津成为当时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
效果显著，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于1905年10月8日期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中国现代警察成立这件事情上是有眼光、有功劳的。
不过虽然政|府主张建立警察制度，京师以及各地虽然也积极尝试探索，但警政建设长时间没能走入正轨，各省有各省的搞法。关外因为先后被日、俄插手，又有胡子作乱，这警察制度建设得更差。再加上张作霖起家后把警察与地方保安之职都交给汤玉麟这个大老粗，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自然可以预见了。
二十七师的老兵油子们，没少插手警察的事务，趁机做些动动民脂民膏的事。特别是汤玉麟兼任司令的省城密探队，集警察、特务的职责于一体，在奉天“一枝独秀”，影响十分恶劣。警察是一个特殊的部门，既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一面，也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一道桥梁。汤玉麟一个大老粗，指望他带的人能有“服务”的意识？考虑到东北胡子传统，没有明目张胆地警匪勾结就已经不错了。
张汉卿的军警改革的第一个举措，便是解散密探队，收回警察权。
军警分离已经在许多场合放过风了，所以在失去警察管理权也是意料中事，只是张汉卿的动作太快了，来不及交待后事。而解散密探队就要了汤玉麟的老命了，他之所以自诩奉天城里张作霖老大、他排第二，除了旅长之位，在政界靠的就是警察和密探队这两样。现在一朝权力尽失，这样搞，人们怎么看老汤在奉天、在张作霖心中的地位！
古往今来改革的最大阻力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一点在奉天军警改革之时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军队里已经举足轻重的汤玉麟旅长不接受张汉卿的理论，他向张作霖表示反对：“密探队为大哥立下汗马功劳，不能说解散就解散！而且把警察交给别人管，大哥就放心吗？再说我的几百个弟兄的衣食怎么办？他们乱起来可不得了！”
当初，自己为了张作霖可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老张能够坐稳奉天，除了他的27师，密探队的功劳也不能小觑。打探消息、刺探、寻找对张作霖不利的人和事，以及监督奉天城的军政高官，他可是做得有声有色。凭着这股势力，他才能以旅长之职在奉天呼风唤雨，地位仅次于张作霖。现在，就因为张汉卿一个毛孩子的异想天开，就要解散他辛辛苦苦创立下来的队伍----这不单单是人马，还是地位的象征！
张汉卿作为奉天督理的参议之一，他直接参与张作霖的种种重要政策，当时在坐。他最讨厌这种嘴脸，还上纲上限要挟起来了！假以时日，还真的尾大不掉了。当下笑笑说：“如果一些人被裁掉便要兴风作浪，那么这些人是裁对了！而且一定要裁！否则谁都可以和督军署叫板，今后政令军令还怎么行！”
张作霖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打脸，他可不是受威胁的主，心中不悦嘴上便说：“四哥你带兵打仗已经很辛苦了，再管着警察这档子事也容易让人说闲话（汤玉麟：谁他妈的会说闲话？还不是你卸磨杀驴）。这军警改革一定要做，警察权收归政|府也是符合潮流的！
至于密探队虽然说是解散了，还是会重新挂牌子的。你知道的，密探队的名字不好听，我计划重新规划它，起名叫做‘奉天情报局’，四哥你觉得怎么样？密探队的人如果得用，还可以重新加入嘛。具体的人嘛，等下你和小六子详细合计合计。”
他话锋一转，声调提高八度：“至于说会乱，老子不信了，当初只有几十条人枪时，面对千八百土匪我没皱过眉，现在手下有上万条人枪时，反而缩手缩脚不敢做事了！阁臣你也不要太过担心，他们要是真的敢乱，我会亲自带兵把他们突突了！”
见张作霖发火，汤玉麟不敢吭声，只能耷拉了脑袋说：“四哥这么说，我还有什么讲的，回去就解散密探队，各寻各妈罢！”既然只是换个名字，为什么非要拿走他的管理权？明显地给小六子铺路嘛。看来，这结拜兄弟到底不如父子关系有用（这不废话么）！
他忽然想起一事，不无醋意地问：“大哥钟意谁来带警察？是于珍还是辅臣？”
于珍也是久跟张作霖的，曾做过一任奉天全省警务处视察长，让他做名正言顺；辅臣就是张作相，他虽然没有警务方面的经验，但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又都是拜了把子的兄弟，现在忝为27师炮兵团长，级别算起来并不高，但级别却是杠杠的陆军少将。张作霖如果关照一下他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自己的地盘被人分食，不争上一争别人会以为他汤玉麟好欺负！好歹也是在省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只要张作霖选择这两人中的任一个，哪怕是另换成杨宇霆或者孙烈臣，他都要争上一争。太欺负人了，一边用军警分离的理由削去自己的权力，一边再派别人收权，于珍、张作相、杨宇霆、孙烈臣哪个不是军队的人？难道就俺老汤好欺负！
可是张作霖的回答让他吃惊：“都不是，我已经聘了王岷源担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27师的老人今后都不会再介入政治，当兵就要好好当。”
这下汤玉麟无话可说了。
这个王岷源是何人？在民国初的东北，他可是与财经界王树翰并称“二王”的关外知名人士王永江。他自幼研究易经，旧学出身，反对男女同校，这是他传统的一面。但是另一面，他又有那个时代优秀文人的共同的优点：勇于任事、知恩图报、踏实肯干、刚正不阿等优点。刚正不阿，正是警察部门的职业要求；与军界无瓜葛，对纯洁警察队伍、斩断伸向民政的黑手有先天的优势；知恩图报，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军事政治集团在起步之初必须有的要求。外部风云变幻，内有强邻掣肘，不求能力，先要忠心。这个人来顶替汤玉麟管警察，谁都没话好讲。
可是张作霖怎么会启用他呢？
第118章 礼遇
讲起来，张作霖与王永江还是有仇的，两人恩怨已久：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当年年仅35岁的王永江曾办辽阳警察，并在辽阳警务学堂任老师，曾获“全省警政第一”称号，颇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赏识，想让他担任奉天民政司使（即民政局长），却遭到张作霖的反对。
当时的张自觉羽毛已丰，此时他家中“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宾客如云，文武官员都有。无论与张有关或无关系的事情，都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事先必使他与闻”。而王永江却不吃这一套，从未去张府送礼物、套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