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实情。
孙逸仙当初拥有的实力确实有限：辛亥革命后大部分的省份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曾经的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逸仙人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的朋友的餐厅打工度日，对革命事并不知情，所以孙逸仙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这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甚至一度不如黄兴，连号称“中国通”的洋记者、英国《泰晤士报》的资深驻华专刊作者莫理循都在公开的报道中说他是“半中国人”----意即对自己的国家很少了解的人，并痛斥孙逸仙：“革命威望来自吹牛。”
认为孙文不懂中国国情，在当时不只是袁世凯一人。张謇也曾说：“（孙文）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及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
黎元洪则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而现在的孙逸仙尚在上海，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空洞无力的讨伐袁世凯的文章《讨袁宣言》，正不知路在何方。这个时候的孙逸仙，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其中难免有中华革命党这个政治上败笔的因素在。也许因此让他幡然悔悟，中华革命党在几年后再次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历史上后来的变化是一回事，前提是没有他张汉卿在。
中年教官明显黯淡的神情让张汉卿感觉这个人或许与孙逸仙有些渊源，或者至少是同情者或向往者。在派系壁垒明显的时代，这种明显的倾向性是为大多数政权所不见容的。不过以张汉卿的眼界，却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他有些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
明显的，这个人一身正气，远不像典型的一些老兵痞惯有的邋遢与狡黠。军服在肩上部分有一块补丁，且整件衣服显得已有些发白，明显是长期浆洗过的旧制服，不过却仍显得甚是威武。一般地说，在中上层军官中能够仍然保持这么朴素的，立身一定非常严谨。于是张汉卿的好感顿增。
第132章 折服
两人的对话吸引了许多旁观的学员，张汉卿也浑身是劲。他把这群人当作他的表演舞台，继续侃侃而谈：“不过，也不是说统一中国就遥遥无期，至少，在奉天，我们二十七师是有资格和能力完成统一东北的大任的。我们齐心，上层也有远见增强军人军官素质，重开讲武堂便是明证。只要充分发动民众，力量逐步壮大起来，视形势则进可问鼎关内，退足可自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尚算和平的大局面下，更多地储备人才、发展工业与经济、改善民生，为将来的奉军大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中年教官追问道：“奉军即使将来壮大，也不过是脱离北洋系之另一极，又如何能够做到统一中国？”
张汉卿不假思索道：“以东北为根据地，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与上述各派所作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建设一个革命党，充分鼓动农民与知识分子，增强工人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完成在思想上、制度上的大革命。我们东北，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有为数众多的人群，有中国最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这是进行经济大建设的最好的地方。另外我们还要建设一支新式的军队，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只要我们抱成团，努力与各方保持不卑不亢的对外关系，只要十年稳定，我相信，东北就是一支最大的力量。”
中年教官继续追问道：“你说的新式的军队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如果从北洋练军开始，在中国，新式军队至少已经出现三次了？”
张汉卿如数家珍：“以往种种军队，只练其魄而少其魂。军人只知服从于长官而不理解其担负的使命，常沦为私兵，成为政客的打手。我所理想中的军队，是以保家卫国为最高信仰，以为国献身为荣，以丢师丧地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骚扰人民为耻；以文明文化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说得顺了，差点把“八荣八耻”带了出来。于是乎口水一咽，话题一收，总结道：“我要打造的军队，是一支官兵一体、有信仰有纪律的新军。”
中年教官点点头，接着又问：“然而少帅，将来，我是说如果，奉军与孙先生万一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少帅认为我们有几成胜算？”
张汉卿已经敏感地觉察到此人与孙逸仙有一定的关系，他这话也问得巧妙，实际上是下了套子。不过他真诚地说：“孙逸仙先生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我深深佩服他的这种‘天下为公’的境界，但并不看好他的将来。现在的国民党如无根之萍，寄居在广东。虽然旗号响亮，但历次革命，却都只能充当摇旗呐喊的鼓手，而没有力量做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孙先生自己，也只是被人利用或当作扯大旗的虎皮。他的建国政策，就连广东本地的商人都不赞成。”
这是实情，也是各种教科书所未曾涉及或未曾说明的奇事，估计是碍于“国父”的名望而“为尊者讳”所实施的春秋笔法：孙逸仙革命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华侨在海外募集而来，而在国内，即使在国民革命大本营的广东，国民党也未得到实力雄厚的广州商团的青睐。至于后来国民党的物质基础江浙财团与之勾结，那是到蒋介石时代才开辟出来的新局面。
商界参与辛亥革命，眼前的要求是避免动乱，使他们得以安心经营，长远的要求是希望中国独|立富强，摆脱外国的控制和压制，政|府制定和实行保护、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开始他们大都对革命充满期望，甚至曾给予大力支持。但最后他们逐渐失望了。后来在1917年1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上海商人联合发给孙逸仙的电文，主题是希望南北停战。对孙逸仙来说，这不过是他收到的众多电文中的一封。当时中国的资本家多数缺乏远见，革命党人又和他们缺乏深入的合作和密切的联系，眼前利益受损就会对革命党疏远、抱怨，对革命党的态度终于由支持转向反对。
历史上，孙逸仙的力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与他迟迟得不到经济援助息息相关。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大家都不提的因素是，相对于被各国承认的民国政|府而言，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在大义上是“非法的”。
国民党在台上时，需要举起国父这面大旗；共党不能抹杀他的努力，更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拔高他的作用的，其实在时人的心中，他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个，或者说，他也是一个军阀。
但是面前的这个人与孙逸仙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至少他是孙逸仙的忠实粉丝，回答这种问题要慎上加慎。不过张汉卿对此早有腹稿：“从道理上，我们将要进行的大革命与孙先生的‘三皿煮义’革命异曲同工，不过我们更可以得到工农的真正拥护，因为我们将会自下而上，而不是‘三皿煮义’空而又空的只落在纸面上；我们比孙先生更有优势的一面是，我们有自己的地盘，可以为我们的想法做充分的保证。
至于将来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假设还很遥远，现在谈起来，真有些杞人忧天了。在我的心目中，孙逸仙是民国当然的元首。如果真的到那一天，我一定尽我全力让奉军唯孙先生马首是瞻。”
中年教官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大手一伸，向张汉卿说：“说得好，少帅。我郭松龄愿意帮助少帅达成理想，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
“郭松龄？”张汉卿很吃惊。“郭鬼子？”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应该啊，他怎么在这儿？
“嗯？”郭松龄很疑惑，是谁在背后给老子起了这个外号？连少将军都知道了！
讲起来，这个外号确实对他来说名符其实。正史上的郭松龄身材高大挺拔，平时生活又很简朴。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地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被十月革命驱逐的旧俄军队，一向被称为俄国鬼子，编者注）。因为他穿的是布军服，长得又像白俄兵一样高大，所以这个外号不知道被谁叫起，然后就流行了，他倒不以为忤。
张汉卿能记起这个外号，只是因为他看过电视剧，呃，被误导了…他现在还不能叫“郭鬼子”。
郭松龄据说是唐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后裔，民国元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民国二年考入陆军大学。如果不出差错，他将在毕业后在北京讲武堂当教官，然后在后年孙中山组建护法军时投奔，只是在护法运动失败时他才不得不返回奉天，在东三省讲武堂任战术教官。
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逸仙，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因对张作霖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准备将政权交还给有皿煮思想的张学良。
本来他的人生应该没这么快见到张汉卿，但是因为后者的到来，让他的人生提前拐了一个弯。
因为就是张汉卿怂恿的张作霖提前筹办27师讲武堂，凭着老张在朝中的关系、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巨额投入，陆军大学里部分奉省学生都受邀回乡担任教官，郭松龄就是其中一个。
不可否认老张的名声不是虚的，讲武堂的事他要么不做，一动就是大手笔：教务长每月300奉大洋、各科教官200元、教员150元。
这个待遇是什么级别？参考当时一名奉军士兵每月军饷为2元，一块奉大洋能买10斤猪肉可知，教官们可是真正的金领收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27师讲武堂马上如火如荼就可以理解，从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学校挖了好多的教员、毕业生也是应有之义----很多人参军不就是为了钱么！
反正穿越的张汉卿横空出世之后便小小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顺带着把他身边人的人生轨迹也作了微调，这就是蝴蝶效应的原理吧。反正，郭松龄和他提前见面了，也就少了一些思想上的波动、多了一些患难中的感情。
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术教官郭松龄，能得到他的效忠，张汉卿非常欣慰。卫队旅筹备在即，在此之际，得到郭松龄的帮助，真是天意昭昭，他想。
第133章 嫡系
张汉卿极清楚这个人在史上的能力，虽然他最后因不满张作霖进攻国民军而背叛奉系并造反，后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后被处死。但是以七万人之力，打得张作霖要“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并准备逃往大连，且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可见其用兵能力之强。不过在日本人、张作霖、吴俊升等合力进攻下最终失败，夫妻双双被枪决。
以他这样一个忠心为国为此不惜以命抗击之人，在张汉卿志在统一全国之理想下，绝不应该在此时空里有叛反之意，郭松龄可是带兵与搞政工的通用人才、能文能武的一把好手啊！
两人相见，大生惺惺相惜之慨。
郭松龄意犹未尽，见围拢的学员越来越多，有些深藏于心内多年的话不吐不快。他盛情邀请张汉卿到他的寒舍坐坐，张汉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张汉卿的学业是最好的，又是少帅的身份，且又是教官的安排，因此不妨在中午时分自由离开讲武堂。
郭松龄的家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看起来生活极为俭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听说还是租的房子，这与他们夫妻两人的身份极不相称，也让张汉卿触动不小。他每个月不是领那么多薪资吗，至于么！
这年头高级军官真正做到两袖清风、带兵如子的可真是凤毛麟角，就凭他甘居这种条件而不忘国事就可以相信他对国家的忠诚。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才能算好统帅，在这一点上，郭松龄绝对是合格的，张汉卿暗自想。自己用人之际，一定要向张作霖郑重推荐，至少这识人之明是没跑的。相信在自己极力简拔之下，怎么着老郭也要尽一番心力吧。
“早听说嫂子是巾帼英雄，今日终于一见，学良大慰平生！”他对郭松龄的夫人拍起了马屁。
提起郭松龄，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夫人韩淑秀。韩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这块匾，现在就挂在正屋的对门位置。
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注销“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患难见真情，共同的理想让这对夫妻婚后感情历多年而弥新。在获知丈夫带来的客人竟是将军府的少帅时，韩淑秀讶然----丈夫不是趋炎附势的人啊。待看到丈夫的热情中不乏尊敬与郑重后，她更讶然。
但当张汉卿与郭松龄稍作闲谈后，她就知道，该对这位少帅肃然起敬了。
穿越后第一次与别人有共同语言，巧得是郭松龄也是一位有大智慧大思想的高手，张汉卿充分发挥。他把前世的心得知识稍有系统地联贯起来，详细分析了日本与欧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与未来10年国际局势的走向，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计划。坦率地说，纸上谈兵是二十一世纪愤青的专长：既不用深入地处理琐碎的具体事务，又可以从容地用过来人的高度看待当时人看不透的现象，再加上把旁边一个也算得上是未来一代名将的高高手级人物唬得一愣一愣的，爽莫大焉。
郭松龄相见恨晚。他自负学识过人，是战场上运筹帷幄的人才，却屈尊在奉天讲武堂做这成日夸夸其谈的“教书匠”，难得遇到少帅这么有理想、有文化、有眼光、有气度的“四有”新人，顿生知遇之慨、报效之情。
张汉卿是知道郭松龄的价值的。在东北军里面，将来能够数得着的人物，眼前绝对算得上其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在军事方面，是可以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的。难得的是，在目前，郭的忠心不容置疑，这是经过历史证明的。这样的人才，收之麾下，何乐而不为？
对韩淑秀，张汉卿也是表现的十分尊重。在妇女地位还很低下的民国之初，有这么一位女性，有思想、有眼界、有能力，更可靠的是，他是郭松龄的夫人。对缺少人才的张汉卿来说，每一个这样的人物都要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