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问题，不能迟也不能拖，更不能过贪。这三个月，其实是我们红军战斗力最强，而三马实力最弱的窗口期。我们到达陕北后，西马三马现在肯定正在疯狂地向各方势力求购军火，增强实力。拖久了，他们得到军火补充，那就难打了！至于贪，西北太大，宁夏不小。一口强吞咽不下，更难消化。咬一块下来，嚼碎了咽下去消化了，再考虑下一步。”
开军事会议的时候，李润石等人已经从黄克这儿拿到了西马三马历史上这一时期的军火输入情报历史上其是在1936年5月左右，得到了日本人出口的六千条三八大盖和近千发万子弹，后来这批武器被用于在和西路军的战争中。而现在的三马，在去年刚刚和孙殿英火并，弹药人马都损耗极大，反而是其最虚弱的时候。
这是难得的重创三马的窗口期！
李润石告诉黄克，陕北红军会在十一月左右，完成休整和整编后，就对宁马发动全面攻势。为配合作战，位于甘南的红军也会同步进攻，令甘马，青马不能全力支持宁夏。这将是一次涉及到八万红军外线作战的大战役。
目前最大的困难不是弹药不足，而是冬装不足问题。冬装方面，胡宗南在天水的库存解决了一部分，但余下的缺口还不小。
黄克被早早地“赶”离天水，就是想借助他在上海的关系以及能力，设法弄到大量的冬服、弹药以及更重要的工业机器。打西北三马另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这个时期，西北三马本身也是一个“破落户”，经过和孙殿英的火并后，枪械老旧，弹药不足，只是士兵敢拼敢死，炮灰很多。打赢了他们，实际的弹药缴获，很难补上红军的消耗。
从弹药消耗与补充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是亏本生意。拿下宁夏后，到明年夏收为止，其实也全部都是“亏本投资”。而可以预见的是，常凯申的围剿大军，极有可能会在三四月份后发动。如果和三马的战争打成了消耗战长期战，应付后面的围剿大战，就很吃力了。
不能迟，不能贪，不能拖。这九个字就是主席出的战略方针。
早打三马，晚打三马，其实各有风险，全衡利弊之下，也只能取其轻。
如果这个时期，红军方面能通过黄克设法再弄到大批弹药补充，哪怕只是大批的“洋粪”，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也因为这样，九月初时，红军高层在开会过后，已急不可待地“赶”他走了。至于艾琳娜，根据她个人的意思，她想在这根据地这儿多待一月，等天水会议开完后才会走。
红军到达天水的这段时间，黄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当地的枪械修理所里。作为西北重镇，胡宗南经营数年，在当地建起了一个枪械修理所，当然这里现在也姓共了。这段时间黄克大部分时间都是窝在这里，一边帮着红军修理枪械，另一边把另一个自己“刚学到”的那些珍贵的军工、化学知识，传授给红军中的军工干部。大黄克在后世看到的那些“反贼手册”，这段时间他也全部默抄了一份交给了这批根据地出来的军工人员。
（长征中，根据地的军工人员也有随军，这些都是极珍贵的种子）。
总之，小黄克未来三个月的精力，都是为与即将爆发的宁夏之战作物资准备。此外他提前返回上海，接到的第三个任务，却是要配合地下党，给正在南方坚持游击站的陈老总红军和米丰红军，送去珍贵的补给品这个任务，红军这边会派出相关的人员与其配合。
红军长征后，留守南方老根据地进行游击斗争的地方红军，目前也过得极艰难。历史上能坚持到抗战暴发，然后被整编的红军，主要的也就是米丰粟大将军的游击队，以及高敬亭的大别山游击队。
而其他较小的地方游击队，在这艰难的两年里，很多都被剿灭了例如历史上著名巴山游击队，也就是位于汉中南部巴山地区的，由于地处炮党心腹要害之地，哪怕是抗战爆发了，炮党仍然不承认其是红军，而一口咬定是土匪反复剿杀，最后于1938年全部牺牲。
现在历史改变了，又有了黄克这条强力的暗线，中央红军方面，也开始考虑对这些老根据地的游击队进行支援的问题。在到达陕北甘南后不久，中央红军高层，就已提前派出了一批特派员，带上黄克提供的青霉素，前往这些游击根据地提供最珍贵的药品支持，同时也算是替未来的更大的支持打好前站工作。
九月十四日，黄克乘座火车，从西安抵达到达北平，这个时候，从成都返回的张学良还在北平府邸，尚未去西安“走马上任”常凯申刚刚任命他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原历史是副司令代职总司令）
自从丢失东北老家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成了丧家之犬，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原本是财大气粗（据说其每天打吗啡可以打掉二百美金，应当是夸张的说法），人送外号中国的洛克菲勒（民国报纸骂他），如今已沦落为比杨虎城还不如的破落户。前段时间，他特地飞到成都，跪着去求常凯申“赏”点饭钱二百万大洋而已，脸都丢光了却一分钱都没要到。
幸运的是，随着胡宗南全军覆没，常凯申却在近日对他突然大方了起来。
和历史上相比，他的剿匪总司令，由副司令代职总司令，变成了正式的总司令。升官之余，更一次拔给了他高达五百万大洋的“剿匪开拔费”，并许诺全歼陕北红军后，不但将陕北和甘南划给东北军治理，还会把陕南的汉中也划给张学良。
画饼这种事，常凯申是很擅长的。而张小六这个他眼中的“凯子贤弟”，也确实是很好骗的。
在成都绥署，因为脸被打肿了，躲着不肯见记者的常凯申，在大方地批给张小六五百万银元应急后，他拍着他的肩膀道：“贤弟，你的东北军有二十万，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有六万，再加上三马，三家合起来总兵力就有四十万（连地方民团都算进去），匪共那儿，满打满算也就十万人，阎老西那儿也有十万人，我在汉中也布置了十万精锐！再添十万中央军从别处入陕。贤弟啊，到时候我们五路齐发，七十万打他十万，轻轻松松！”
按常秃子的说法：如今的红军主力大部分在甘南，陕北一地最多不过二万多人，满打满算是三万，你这边出动个十万人，带个好头，十万人打他三万人，不难吧？
常凯申的算盘打得很响：即使剿匪成功，他张小六的东北军与红军火并后，还能有几个兵剩下来湖南的何健就是最好的例子，湘江一战他是打得红军损失惨重，但何健自己也是主力尽丧最后地盘被吞。没了兵，他张小六还想当西北王？
这种驴子面前挂萝卜的骗术，就连杨虎城都不会上当，但张小六这个贤弟，就算明知这是常凯申画的饼，现在的他也不得不咬了，因为他没得选择嗯，也不是没得选择，历史上张学良在屡次上当后，终于也明白过来了，然后就有了西安事变。
当黄克到达北平时，张学良刚刚返回北平的官邸不过一星期。被常秃子一阵忽悠，他又迷糊了起来，这几天正召集手下，商讨去西安“就职”，同时将东北军调入陕西，参予合击红军的事宜。
当黄克从北平火车站下车时，看到一列载满东北军的军列，正要从北平火车站发出，其目的地正是西安。
“呀呀呀，这个张小六，是生怕我们打马家军时弹药不足，就这么急着抢先送弹药吗？”
黄克在火车上瞧了一眼，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却一点也不急。历史上张学良的二十万东北军，欺负刚到陕北，缺衣少弹，兵力不足两万且疲惫不堪的红军，都被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完成送枪送弹送衣送粮的工作事后红军评价：东北军也就是（最烂的）杂牌部队的战斗力，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好不到哪。
而套用石原莞尔这个老鬼子的评价：一群土鸡瓦狗尔。
此时的黄克，并不是孤身一人上路的，身边还跟着几名红军派来保护他的“老红军”，共有六人，全是久经沙场的战斗英雄。这六人刻意打扮得象彪悍的青帮流氓一般，而黄克则是一副上海滩常见的纨绔富家子弟打扮，梳着这个时代时髦的油亮分头。而他身边跟着另一个买办师爷模样的人，却是未来的大名人：潘汉年。
下火车的时候，他们一行八人遇到了当地军警的检查，可是黄克亮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夫人，特别给他开的通行证后，火车站的检查军警就恭敬地放行了。
潘汉年也注意到那辆装满东北军的军列，有些担心地道：“他们是去西安的，东北军要对红军动手了吗？”
“别担心，长河兄，那全是替红军送衣送粮送枪弹的友军。如果西北军川军晋军都是军阀型军队，张小六的东北军却是最渣的土匪型军队，人数越多，战斗力越烂，真正的土鸡瓦狗。我们来北平，还有另一个任务，先完成了再说。”
长河是潘汉年现在的化名，原计划他是要叫长江的，还是黄克堂兄的身份，可是一想到他原本姓潘......还是别当堂哥了吧。在黄克的强烈反对下，他现在的化名叫林长河，是黄克的表兄。
潘汉年略显担忧地点点头，一行八人出了车站后，直接去了北京最豪华的六国饭店，进入饭店大门前，与黄克并肩行的潘汉年突然停了一下，黄克立刻明白地把右手提的箱子交到他手中。
六国饭店里，有一群六人的洋人，正在要从门里出来，他们也看到了潘汉年，其中领头的那个人，手上提着一样的箱子。
潘汉年独自提着箱子走过去，对方也带人鱼贯而出，两人身体交错的瞬间，双方以熟练的动作，把彼此手中的箱子进行了互换。
一切就象是最常见的间谍片里的画面。
那个手提箱里，装着黄克提供的，整整十公斤重的高纯度利福平。这是红军高层讨论后的一个决议：用可治疗肺结核的利福平与苏联作交易，换取急需的物资。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艾琳娜身份，很难再在苏联那边保密原因很简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当时的艾琳娜是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出场”，为了万无一失，这个情况事先是通知过苏联的，也得到斯大林“认可承认”的，但事后斯大林也知道红军的队伍里，多了一位和“海蛇”关系密切的“金发碧眼白肤的外国友人”。
张国焘问题，当时正是利用艾琳娜的肤色与发色产生的“认知误会”，被红军以为契机轻易解决了这个大敌，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让长征中的“李德”这个外国人见到了她的模样，而不久前真正的共产国际特使来到天水时，对方也点名要求，其也和艾琳娜见过一面。
艾琳娜早就是“国际名人”了，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另一重身份，这时已经很难保密。与其掩耳盗铃，倒不如大方点，直接和斯大林说明情况，同时利用黄克手中珍贵的抗生素和苏联作交易。
十公斤的利福平，在这个时代足以令一万人的肺结核病病情好转（要完全治愈需要长期用药，短期只够好转），对于苏联来说，这可谓是超级大礼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当时苏联方面空前重视，派出了多名特工在六国饭店和潘汉年交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回苏联。
“那人，是我在苏联认识的。”
潘汉年对黄克道，他也属于留洋派，在苏联接受过特工训练。
目送着苏联特工带着箱子离开，黄克对潘汉年道：“过去的十几年里，苏联那边对中国的投资，几乎都是赔本的。这十公斤的药，足够让斯大林同志大方起来了。”
“你拿给孔宋两家的两公斤链霉素，按一针二百美元算，能赚到一千六百万，这还只是最初的“出厂价”，倒手人赚得更多，太可怕了！”
潘汉年看着自己提过手提箱的手，他听黄克说，“利福平”和“链霉素”相同，都是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只是前者副作用毒性更小，是更好的药。那么十公斤的利福平，算过去最低也值八千万美元！
一想到自己几分钟前还提着“八千万美元”，即使是经历过各种危险地下工作的潘汉年的大心脏，现在也有些手抖了。
“一公斤赚八百万美元，还只是出厂价，这种疯狂的高价，其实卖不了多久的。因为全世界有能力消费这种高价药的病人很少。我只是趁着他最热的时候，狠割了一波这世界上有钱的，能消费得起的富人一波韭菜而已。如果一直都是按四百美元一针的天价卖，我怀疑连十公斤都卖不出去。全世界能消费得了一针四百美元终端销售价的有钱人，而且还是肺结核病患者，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多少的。“要知道，肺结核这病，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极易复发，而且治疗疗程极长要根治，21世纪时的疗程是半年.是相当难缠极易复发的病。
历史上，青霉素在二战时能卖出那样的天价，原因那是战争时期，有国家”兜底“，而当时的大美利坚又实在太有钱也太有节操了，买买买，反正就开印钞机嘛！不过即使是大美利坚，在青霉素产量上来后，其价格也是十倍，二十倍地往下掉的.......
"等第一批的有钱的结核病人，被治得差不多时，高价的消费市场饱和后，我会把药价降十倍，甚至二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