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谢洛夫恶狠狠地说出这些话时，尤其是他提到“上海”一词时，连王稼祥的脸色都变得不好看起来。谢洛夫突然站出来讲话，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实际上他就是在转述斯大林的话。
“过去的几年，为什么从莫斯科回去的留苏干部越多，中国革命就越糟糕？
原因就是你们这群只学了一点理论，只会背书，都从来没有下过地，进过工厂，钻过矿洞的小布尔乔亚废物，对中国革命插手得太多了！你们对中国下层工人和农民一无所知，却愚蠢地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过去半年，斯大林同志是在帮你们，给你们这群无知自大的废物补课......”
一个月后，由谢洛夫转述的，极度羞辱“留苏派”的讲话，被印刷出来，放到了红军高层的面前。
之所以过了这么久，是因为斯大林在把这群人送回中国的过程，也非常地“粗暴”。
他没有给他们派飞机直飞中国，而是让这群人坐火车进入蒙古，然后在那里和一大群从东北暂时撤入苏联的“抗联”的同志会合。
1935年的最后几个月，随着中国革命的形式急剧好转，斯大林对东北抗联的态度，也变得“更积极”起来。在中央红军的要求下，部分靠近中苏边境的抗联人员，在十二月后撤入苏联“过冬”和接受整训，其总人数达到千人。
这群人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冬训后，并没有马上返回东北，而是按中央红军的要求，从外蒙古进入内蒙，穿过阴山山脉，然后通过刚刚解放的巴彦淖尔返回延安报道。
这一千多人的抗联战士，其领导人是周保中，他们进入苏联时基本是两手空空。他们和这群“象犯人一般被押到外蒙古”的留苏派们一起，从蒙古苏红图出发南行。
出发时，每个抗联战士的肩上都背着三把新发下的莫辛那甘步枪，而每个“留苏派”的天子之骄子们，也被勒令背负一把步枪一起跟随行军不过他们背的并不是常规的莫辛那甘步枪，而是刚刚生产出来的，12.7毫米的反坦克枪。
这款黄克提供了设计图纸的12.7毫米的反坦克枪，因为一开始就有完整的设计图，苏联方面按照图纸很快就制出成品，加上其所用的零件大都是现成的，几乎不要新制，一个月的时间就造了近三百把。因为斯大林要求能“连续射击”，该枪准备的是很奇特的三连发的弹仓设计。
制造出来后，苏联军工部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实弹射击测试。测试时发现，其在400m距离上，能击穿15mm厚的装甲，（初速为860m/ s，此枪真实原型为沙洛霍夫反坦克枪）。
150m的距离上打击装甲板，4发倾斜射击，只留下平均13mm深的坑，另外4发垂直射击，则击穿了30毫米装甲板。而在200m处对厚度为15mm装甲板以30°角射击，结果十分不理想，射击13发弹只有4发击穿，另有9发留下13mm凹坑。
军工部门对结果的最终评价是：刚好够击穿红军和各国现役的主力坦克的装甲。
该枪加上反制退装置，全重16.7公斤，去掉枪栓后，加上子弹，共二十公斤，全让这帮人背着行军，这是斯大林故意安排的。
红军即将在山西发动攻击的计划，斯大林已经通过王稼祥知晓。而斯大林在得知常凯申已经将大量的坦克也运到河北一带后，在援助反坦克武器方面，自然也加大了力度。在他的关注下，反坦克枪很快就大批量地制造出来，并在第一时间送到中国试用。
当时他大笔一挥，第一批生产出来的243把反坦克步枪全部被送到中国来，比最初索要的一百把还要多。有趣的是，其中3把，是最初先造出来用于测试反后座效果的五把枪中的三柄，全是最原始的单打一设计，其是作为“添头”附带的，由这群正要回国的抗联战士押运，一大批“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精英”们背负，以步行的方式走了十余天，行了三百多公里路，直至中蒙边境。
起初领头的周保中从苏联人这里，还以为这群人全是“要改造的坏分子”。
直到中蒙边境遇上接应的红军后，方才知道这群人全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让他们背这么重的枪走这么远的路，是要给他们“治病”。
在中蒙边境上，这时早有嘎斯汽车运来了另外一大批军火弹药在那儿等待。而边境线的另一边，却有大批的骡马骆驼队在等待，正是彭雪枫的骑一师护送的运输队。
拿下了巴彦卓尔后，红军确实打通了和苏联的陆上交通线只是这条道路的运输效率很差，尤其是内蒙这一段路，现在暂时还只能通过骡马骆驼队伍运输。
靠着缴获的马家军骆驼队，以附近蒙古部落的相助，他们是来边境线接收苏联援助的第二批军火：三千杆莫辛那甘步枪，两百余枝12.7毫米反坦克枪，十门轻型山炮，五百万发莫辛那甘子弹，两千发炮弹。
在路上又走了三天后，在阴山山脉北面，骑一师与红一军的接应部队会合，又过了四天顺利到达巴彦淖尔。
穿越阴山山脉时，有部分接应的红军和少量的抗联战士留了下来，开始在山脉里建设山间的游击活动基地。
常秃子以为红军很想要绥远，但整片黄河以北绥远地区，李润石看中的只有两处，一是巴彦淖尔，其次却是恰恰是这段漫长的，却常被人忽视的“阴山山脉”。
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河北省最北部。西端以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东端止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潮地，长约1000公里；南界在河套平原北侧的大断层崖和大同、阳高、张家口一带盆地。
黄河的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就是受阴山山脉保护，方才不受蒙古风沙的影响。
历史上，因为没有获得以黄河以北的“支点”，抗战时期，红军在黄河以北的绥远地区，唯一能开辟的根据地，就是大青山根据地。但是那里受四面八方的日伪军强烈的压制，虽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是一直无法壮大。
如今历史不同了。
拿下了巴彦淖尔之后，红军就准备将整个阴山山脉，按照历史上“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标准来建设。
归绥、包头虽好，但实际却是易攻难守的死地。
整个内蒙、绥远两地，其实最有军事价值的，却是看似荒芜的阴山山脉。
阴山山脉的位置很有意思傅作义虽然控制了绥远，但是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区，全在阴山山脉以南，山脉以北，他的控制力接近为零，只是名义上拥有。
只要控制了阴山山脉，就等于控制了大部分的“中蒙”边境。这里要建立根据地，唯一的问题，就是天气过于寒冷。以南方士兵为主力的红军很不适应这儿的环境这也是红军要求部分抗联的战士从东北转道苏蒙南下内蒙的原因，因为抗联的战士在更寒冷的东北作战过，有这方面的经验。通过蒙古回来的这批人，未来大半会成为阴山根据地的主力。
阴山山脉几乎横贯整个内蒙古高原，控制了这里，日后日军侵华时，即使他们先后拿下归绥、包头，结果也只会是坐在火药桶边上。原因就是两地以北那一横串的阴山山区，全是红军游击队纵横的战场和后勤基地，随时可以以大山为依托南下袭击。
山区可以使用“游击溜鱼”战术对抗清剿，山脉以北可以放牧种田，而且很容易可以获得苏联通过蒙古送来武器弹药援助。只要经营好这里站稳脚，整条山脉就是红军一长串举在半空中的铡刀，随时可以砍向包头和归绥两地。
历史上的晋察冀地区，日本人要发动大扫荡，可以就近获得控制县城的补给。
但绥远不同，整个区域人口也就二百万人，主要人口仅集中在少数大城，稍远点距离的扫荡，光是补给就会是把日本人逼疯。而且这儿人少，日军在这儿想找伪军当眼线，都相当困难，至于想学在东北时那般，玩小村并大村，迁走居民的方式对付游击队，也没有用。
东北可以这样玩，那是因为整个东北被日军完全控制，他们可以用这种手段，完全断绝抗联的后勤甚至人员补给。
但在内蒙古不同，阴山山脉南有巴彦淖尔和后套产粮区历史上日本人到战败都无力夺取这里，在这里屡屡被傅作义痛打，更不要说在这里他们要面对的是比其还要强的红军。
只要巴彦淖尔和阴山山脉同时在手，红军在绥远，确切地说，是在整个内蒙、绥远两省的布局就全活了。
巴彦淖尔是身，阴山山脉是左臂，再加上南边荒芜广茂的六百里鄂尔多斯高原这条右臂，侵华日军也许可以强占绥远和包头，但只要他们妄想夺取巴彦淖尔，北面的阴山山脉，南面的鄂尔多斯高原两地不断出击的游击队，绝对会成为他们未来的噩梦的。
至于入山扫荡，如此漫长的山脉，历史上美军、苏军在阿富汗的尴尬遭遇，以及最近薛岳在汉中秦岭地区的痛苦，他们也将很快品尝到。
------------------进入中国境内后，这群留苏派小布尔乔亚们身上背着的弹药，被卸下转走，但是还要背着枪走......
对于他们，红军的接应部队，并没有给予太多的“优待”。
到二月底时，这群被莫斯科象押犯人一般，遭受“极度羞辱”留苏派小布尔乔亚们，终于到达了延安。
这时的他们，身上什么傲气都不复存在了......
而在这过程中，一些被提前安排到抗联同志中的延安干部，一直在路上悄悄地观察这群留苏人员，就他们在路上的言行，悄悄地打分........
这群人，是来自延安的“整风干部 ”。
“听其言，观其行！”
这是红军上级发出的指示。
而斯大林放人前的讲话，故意被送到红军高层这边，也是借机表明他的态度：他知道这群人是什么人，不会再给这群人借他虎皮乱来的机会。而李润石主席在听取了黄克的意见后，本土势力对这些“留苏人员”，也不会再象历史上那般有“迷信的盲从”，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从基层做起。
而王稼祥在苏联期间，斯大林和他谈得最多的，除了红军明年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外，另一个被谈得最多的话题，却和黄克有关。
斯大林对王稼祥道：“这位海蛇同志，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