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已大致猜出了怎么回事。
艾琳娜出现在上海滩至今已近两月，很早就因为美艳、骑术、慈善还有“有钱”而闻名上海滩。最近这段时间，更因为其神奇的“宫廷秘传皮肤美容术”而让大上海的所有女人发疯。无数的上海滩的名媛名流夫人，都排着长队到她私人的住里进行皮肤保养，有幸能得到治疗保养的那名媛名流夫人们，事后个个都赞不绝口。现在她和他的“男人”，早已是上海滩或者南京政府高官家中的座上宾，就连住在南京宋家三姐妹中的老大和老三，都听闻他们的传说，打算找机会来上海滩光顾了。
这样的人物，即使是上海滩一手遮天的特务头子徐恩曾，也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招惹。他过来观看现场，纯粹是出于特务的本能和直觉。
“一个洋婆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价比黄金还要贵几十倍的洋药，不要钱似一般给穷鬼的孩子身上打......”
在徐恩曾在看来，这实在很不正常。
实际上，一个多月前，他说艾琳娜在上海滩开了一家孤儿院，疯狂烧钱搞慈，一口气收养了好几百名孤儿时，就感觉怪怪的，就曾习惯性地往“交行劫案”上想了几秒。只是后来觉这个猜测太扯蛋：一个能拿出如此先进武器抢劫的劫匪，拿着抢来的钱不去花天酒地，却只全用来开善堂收养孩子这种事大概只有共党份子才有可能做吧......
徐恩曾的跟班名叫陈建中，从前的身份其实是共产党事实上，“中统”局第二组（后改为第二处）从组长到小特务清一色的都是中共叛徒，其中比较的“著名”有陈建中、杜衡、郭乾辉、周光亚、先太启、王维理、范振中、邹春生等人。而在中统内部，中共叛徒也占了极大比例，就连徐恩曾的小妾费侠也是叛徒！
他在徐恩曾耳边嘀咕道：“这两个人来历不明，可是他们实在太有钱了”
他朝那三个洋人医药公司在华在董事代理的方向撸撸嘴。
“他们把治疗肺痨的药称为链霉素，这三个洋人，这几天为了抢这药的代理权，都快打起来了。我得到的消息时是，他们为了抢这药的代理权，已经开出了一针剂一根小黄鱼的天价，但是这位艾琳娜小姐理都不理，反而天天在这儿免费给这些幼儿打针送药.......”
“一针一根小黄鱼？”
这个数字听得徐恩曾忍不住脸皮都抽了抽，九百人就是九百根“小黄鱼”。
所谓的小黄鱼就是小金条，民国时期的一根“小黄鱼”重量是31.25克（大黄鱼是大金条，重量是其十倍），约相当于四十个大洋，二十美元。二战前的美元可不比现在的绿钞只是纸，当时可是叫美金，是真的可以直换黄金的，价值大概是现代美元40到50倍。
“那这两个人绝对不可能是共党份子了，那群穷鬼再怎么喊打土豪分田地，也不可能在现在正被委员长剿匪剿得山穷水尽的环境下，拿出九百根金条跑上海来洒钱的！”
徐恩曾在第一时间就排除了二人是共党份子的嫌疑，然后又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张啸林被劫杀一案，张家满门只有一个身在南京小儿子和嫁出去的女儿幸免于难，小儿子事后说张啸林在别墅里的密室、保险箱全被洗劫一空，甚至连保险箱也不见了。其在租界的一最大的烟馆赌场（二者是一体的）也被洗劫一空，加上古董损失，超过数百万大洋，这也是惊人的财富。
“如果这事是他们干的，倒是真的拿得出这笔钱来。不过能开发出这种神药的人，应当不会为了这点钱去冒这种风险吧？”
怀疑的念头才刚冒出来，就被徐恩曾按下去了。他知道这对中西结合男女情侣虽然有些古怪，但绝对不是他轻易能招惹的。别的不说，光是他们能帮助一堆高官的夫人小姐“美容”的“真本事”，就算查出这事真的是他们干的，他徐恩曾要去抓人时，也是要考虑再三的。
因为他也不想得罪这些高官的夫人和小姐们，也怕她们在丈夫或父亲身边说坏话吹枕边风。
这时现场已经完成了诊治，病人和家属开始散场，而那三个洋人则在第一时间围住了艾琳娜和黄克，然后用英语叽里咕噜的说着什么，不用猜也知道，肯定又是为了这“神药”的代理权而来。
“还是从其他地方入手吧。也许这事是王亚樵干的，在上海滩，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做出这种事了......”
徐恩曾不想多事，决定离开。他最近实在烦得很，原计划正准备对上海的地下党进行第四次“清扫”，好向委员长报个功，谁知道突然冒出的两起大案，压力全在他头上，简直让他烦透了。
徐恩曾属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人，掌管特务工作。戴笠建立的“蓝衣社”，其实也曾是隶属于中统的下属分支。随着戴笠越来越得宠，最近徐恩曾听到风声，常凯申正准备将蓝衣社从中统旗下分出去，另立一支特务部门。
徐恩曾明白，这是帝王心术的有意分权。在这节骨眼上，他也实在不想再搞出什么妖蛾子出来惹来大麻烦。
不过临走前，他还是吩咐了手下的一名特务，帮着多留意一下艾琳娜孤儿院的动向。
而在当天晚上，徐恩曾得到手下传来一个消息：就在今天晚上，常委员长夫人的姐姐，同时也是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带着她的长女孔令仪，刚到上海就亲自上门拜访那位神秘的“艾琳娜”小姐，当天晚上更住携女一起住在那儿。第二天因为“颜值大涨”而心情大悦的孔夫人，更大笔一挥，直接对艾琳娜的孤儿院捐出了高达十万大洋的捐助。
这下子，特务头子徐恩曾是任何想要怀疑二人身份的想法都没有了.......
因为他非常明白，那位民国第一夫人，在得到姐姐这边的“好消息”后，很快也会找上她的，徐恩曾再怀疑再想作死，也不会再在这事上自找麻烦了.......
****位于1935年的小黄克，在拿到了大黄克提供的讯息，尤其是那本董牧师和其家人写的革命回忆录后，才算是弄明白了这段时间上诲地下党的那段历史。
董牧师的直属上线，叫浦化人。
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后，3月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也称五人团）委员、宣传部部长，为主持日常工作成员之一。5月至7月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也称三人团）委员、宣传部部长。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时，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后经冯玉祥出面营救，于1936年获释。
这位同志在被捕后，一直没有叛变革命出卖同志，董牧师也因此幸运地逃过一劫。而比起警惕性较差的其他同志，甫化人却是有意和董牧师“失联”，中断联系的。
原因很简单：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遇破坏，每次都是近乎全军覆没，斗争经验更丰富的他，这时已经意识到组织潜入了特务，出了叛徒，而且一直没有被清查出来。
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地下组织，连续出了重大破坏事件后。不认真的理一理，清一清，就直接在原基础上草率地重建，这简直就是自杀一般的作死行为。
但是在那个王明左倾思维控制下的党组织，一群只有二三十岁出头，毫无经验的小年青上层，外行指挥内行瞎指挥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地下工作就是这么地乱来作死。（博古此时27岁，王明也才31岁）
黄克这个未来人，在看这段时间的党史时，对照一下那几个在后世臭名昭著的左倾冒险主义份子的年龄，第一的感受，不是感觉这些人无能，而是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年青”得夸张，甚至到了“乱来”的地步。
你可以想象一下，1935时期的党组织，最高首脑，一个是1904年出生（王明），一个1907年出生（博古），他们瞎搞瞎折腾时大概是在1933年左右。这么两个嘴上刚长毛的家伙，党龄短得可怜，更是毫无斗争的经验，他们是怎么象坐直升飞机一般，轻易地跳过一大堆资历，经验，都远胜他们的前辈闪电般上位的？
即使是天才如那个不能提名字的那个人，年青时也是有很多不足和幼稚之处的。而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居然就让这么两个年青稚嫩得不得了的家伙上台胡来！
这中间，肯定大有猫腻。
原因无非就是所谓留苏派，28个半，还有米夫这个不久后被斯大林枪毙的共产国际中国分部负责人瞎搞的原因、当然，在这过程中，有些人也有极重大的责任。这中间的真实历史，其实是很复杂而诡异的。
而这个时期，在连续遭遇破坏后，还要在上海架设起这个所谓的“临时中央”，而且还是赶鸭子上轿般“随便”找几个人搭建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其“政治意义”远胜实际目的。
大黄克在2010年的网络上和网友讨论这段历史时，就有网友提出了极尖锐的看法。
“这个所谓的上海临时中央，其实是建起来做给斯大林看的形象工程！因为上海这个地点的意义太重大了。以当时中G和苏联的关系，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果斯大林知道这个重要的分部，在上海被人端了老窝，待不下去了，滚蛋了，完蛋了，会是什么感受？短短的一年内，被连续毁灭三次，傻子都知道一定是内部出了大问题，肯定是有特务有叛徒，不把内部清理干净是不能重建的。为什么还要送人头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强迫当地组织反复重建？还不是为了唬弄斯大林，告诉他们我们这儿没事吗？”
“米夫和王明这两个王八蛋，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了上海的同志。”
黄克觉得这段历史这样理解才是最合理的。
所以，后来米夫被斯大林枪毙，真的死得一点都不冤枉！斯大林也不是傻子，他可以被唬弄一时，但后来中国革命陷入那样糟糕的低潮期，米夫和其为首的那些所谓留苏派的胡乱瞎折腾，他终有一天也会回过味来的。
所以在1936年中央红军重新和苏联取得联系后，斯大林在这事上亲自关注，直接表示支持教员了，而王明也逐渐失宠。
不过现在距离1936年还有一年的时间，王明的胡来还在继续。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面对在关键时刻躲到莫斯科治病，“远距离革命家”的瞎折腾，甫化人也是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着上海地区残余的党员。
与董牧师的“失联”，就是他为了保住种子故意的。实在是他自己，在这个时期都对身边的同志，带着严重的警惕，强烈地感觉到了中统特务对组织的渗透。
而这个时期，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虽然表面“恢复”了，可是失去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哺，经费来源也是大成问题历史上瑞金根据地建立后，每年都会往上海地区输送大笔活动经费。
在黄克来找董牧师前，董牧师一家过得很辛苦，其实整个上海的党组织，各个部门同样都在艰难渡日，加上王明这个“远距离革命家”的胡乱遥控瞎指挥，就更加艰辛无比。
这个时期，甫化人采取的作法，就是消极对抗上层的胡来，说简单一点，就是什么都不做，不联系同志，尽可能不联系下线，而是把注意力专注在搜索组织可能存在叛徒或特务身上。
忙碌了一天的甫化人回到家中，因为精通英语，他现在的掩护职业是替租界的洋人和买办担任翻译。在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组织中，算是极少数收入还可以的党员。可是在组织经费来源被切断的现在，他赚得的那些钱，大半都用来接济其他同志，所以自己过得也很是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