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腊生说：“长庚，收下吧，你要不收，楚书记该批评人了。上次来，楚书记在我家吃的饭，也付了钱呢。”
黄长庚这才把钱交给了老婆子，嘴里还在念叨：“你看，这事办的，这事办的。”
黄腊生拉着楚天舒，非要请专家教授们去村委会坐坐，黄长庚不乐意，被黄腊生瞪着眼珠子熊了一句，便不做声了。
从黄长庚家出门，刚走进村子里，杏林乡的乡党委书记郑有田和乡长黄福霖带着几名乡干部气喘吁吁地迎了上来。
原来，在吃饭的时候，郑有田给薛金龙打了个电话，得知楚书记带领专家教授考察团到了山坳村，连忙赶了过来。
看郑有田要把楚天舒等人接下山，黄腊生不干了，大吼大叫说：“不行，楚书记和专家教授是来考察山坳村的，你们怎么能半路打劫呢？”
这回轮到郑有田吹胡子瞪眼睛了，说：“黄腊生，你胡咧咧什么，山坳村还归不归杏林乡管？”
黄福霖也劝道：“腊生，村里条件太差了，你让省城的专家教授们往哪里坐？这样吧，你找几个人，送专家学者下山，有什么话，到下山再说嘛。”
黄腊生拗不过，只得喊了黄长庚、黄铁栓等人，为专家教授们开路，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山下的乡政府。
进了会议室，大家坐稳，喝一口刚上的茶水，楚天舒把专家教授们介绍给在各位乡村干部，然后让各位乡村干部自报家门，把握住在专家教授们面前露脸的机会。
自我介绍完毕，郑有田开始汇报乡里的工作。
郑有田的汇报像所有基层干部一样，全是一套一套的官话，只说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杏林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绩，好像天底下就只他的功劳最大。
孙教授等人听了，一个个皱起了眉头，他们一路上都看到听到了，杏林乡是全县最落后的一个乡，本来是想听听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没想到郑有田把汇报当成了邀功摆好的机会，令大家颇为反感。
黄福霖补充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汇报了乡里的困难和农业生产的低效益，说杏林乡没别的，有的是青山秀水，只是这些东西变不了钱，没日没夜守着那几亩冷水田捣鼓，出产的谷子卖的钱还不够补贴化肥农药和交农业税，这样下去迟早要捣鼓得裤子都没得穿的。
说到没裤子穿，大家又开心起来，黄腊生插话道：“没穿裤子好哇，不是说要想富，快脱裤么，没穿裤子就可以进一步放开搞活，来钱快得很嘛。”
郑有田在桌上拍了两下，止住了黄腊生的牢骚怪话。
陆坊岭忍不住说：“我看杏林乡还是有潜力的，这么好的密林茂草，发展畜牧业肯定是有优势的。”
黄福霖说：“陆教授，发展畜牧业要有规模，小打小闹还是没前途，而上规模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先要拿出钱来买羊买牛，建养殖基地，生产的产品要有加工的地方，还要保证有销路，这些依靠杏林乡自身解决不了，县里财政也紧张，修桥修路搞建设，已经很难了，也没钱投给杏林乡啊。”
专家教授们听到这里，点头频频。
黄腊生实在坐不住了，开口说：“说这些有个屁用，等到开春，放马坡一炸，上哪里去放牛放羊，不被泥石流埋了，就算山坳村的运气好。到时候，山坳村交不上税费，你们不要逼我。”
孙教授和陆坊岭等人便问是怎么回事。
黄腊生不顾郑有田在不断地鼓眼睛，说县里早就和浮云矿场签了协议，要把放马坡交给矿场开山采矿。
专家学者们议论纷纷，都拿眼睛来看楚天舒。
郑有田喝止道，黄腊生，现在是给专家教授汇报乡里的情况，你对县里乡里有意见，以后再说。
黄腊生说：“我敢对县里乡里有意见么？以前每年县里的领导都要到下面来跑好几趟，我们意见提了一大筐，还不是等于放屁。”
“郑书记，不用拦着他。”楚天舒又对黄腊生说：“黄腊生，今天你再放一个屁试试。”
“放就放，反正我就是个土匪村长。”黄腊生也就不再客气，说：“楚书记，你把矿场关了，给山坳村投点钱，为我们养牛养羊创造有利条件，我就没屁好放了。”
郑有田一拍桌子，说：“黄腊生，你真是个土匪，不知天高地厚，矿场是县里的税费大户，你说关了就关了？”
楚天舒还没说什么，孙教授坐不住了，也把桌子一拍，说：“郑书记，你还是不是杏林乡的书记，屁股怎么坐到矿场上去了。我觉得，如果能综合利用好山林资源，大力发展畜牧经济，作的贡献未必就比矿场少。”
说得在坐的诸位都鼓起掌来。
掌声还没停，外面突然起了哄闹声，吵得会议室没法说话了。
第1044章 骑虎难下
薛金龙忙问郑有田是怎么回事。
郑有田说：“肯定又是收税的事，这段时间县里给乡上追加了农业税增收任务，我们把任务分解到各位干部头上，大家正忙着到村里去落实新增指标，村民们有意见，已经到乡里来闹过好几次了。”
楚天舒就站了起来，说：“对不起，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
从会议室出来，就看见乡政府的院子外面站着三四十号人，地上摆着一副门板做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衣衫褴褛奄奄一息的老人。
原来是上午乡干部到下面村里分摊新增农业税指标时，村民不但不肯接受，还说去年遭了灾，年初定的老税都没法完成，再加任务，这日子没法过了。
乡干部好说歹说说服不了大家，双方发生争执，推搡中把担架上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伯撞翻在地，老伯当时就爬不起来了。
村民们这下找到了借口，把老伯抬到乡里来，是死是活要乡里负责。
听说是这么回事，楚天舒赶紧扒开几位正往外拦阻群众的乡干部，来到老伯担架前，摸摸他的额头，有些烫手，转身对郑有田他们说道：“人要紧，立即送到乡卫生院去。”同时蹲下身子，把担架紧紧抓到了手上。
跟出来的薛金龙、王永超也蹲到地上，配合楚天舒把担架抬了起来。
郑有田和黄福霖几个自然过意不去，挤上前，七手八脚，把老伯弄出了乡政府，送到了乡卫生院。
乡卫生院改革之后，从县医院来了几位有经验的退休老医生，经过诊断，老伯的病是老年人常见的脑供血不足，而且不是特别严重，当时被撞倒后，不该当即就爬起来，人还没站直，脑血回流不及，便晕倒了过去。
在卫生院吊上半瓶盐水，人就恢复了过来。
见人没了问题，楚天舒松了一口气，掏钱要付医药费，薛金龙、郑有田和黄福霖等人都抢着要付钱，最后还是黄福霖抢了先，其他人便把手里的钱塞到了老伯的病床下。
围在一旁的群众见状，深受感动，哪里还好意思闹事？
这个说：“楚书记才是我们真正的父母官，好多年我们都没碰上过这么好的父母官了。”
那个说：“这样的好书记，我们就是再困难，砸锅卖铁，也要把税款交足。”
这些话进了楚天舒耳朵，他不但不感到自豪，相反心头酸酸的，十分难受。
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继续下去。
村民们难，乡镇干部也难！
如今的乡镇工作越来越难做了，上面今天一项硬任务，明天一个新指标，不是找老百姓要钱的就是要粮的。
地方穷，老百姓出不起，乡干部完不成任务就要撤职降职，叫做什么一票否决。要完成任务只有来硬的恶的，一旦情绪对立起来，伤人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农民自然就会上访告状，大骂乡镇干部是土匪强盗，乡镇干部的形象也越来越恶劣，人见人恨。特别是乡镇政府人满为患，大的乡镇动辄上百号人，小的也是数十人，开支巨大，而县里的财政拨款又极有限，惟一的办法还不是在农民身上打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