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完全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只是依据实情给了日本人一个答复，而且这个答复非常的得体。
“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柳原前光还是不提琉球归属，只是问为什么不惩办凶手。
“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毛昶熙还是知道些外国事务的，只是他的观念依旧是天下观。
“人命关天岂可……”副岛种臣还想据理力争，但却被柳原前光从背后拉了一下。副岛种臣话说了一半，便给副手叫停了，只能向毛昶熙告辞，退出总理衙门商议。
“清臣所言并非正理，何不据理力争？”副岛种臣还是很实在的，所以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大街便质问起了柳原前光，反正国的大街也没人听得懂日语，他们也不用担心保密的事。
“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番地不受清国管制，便不是清国的领土，我们和他们浪费什么口水，自去征讨生番便是了！”柳原前光直接曲解了毛昶熙的意思，把不好管，直接给解释成了管不了。凭着这么一句话，把台湾东部的领土给弄成无主之地了。
柳原前光的这套歪理，也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同治六年二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威尔逊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威尔逊自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两百年来，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交涉此事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一、台湾“生番”地区属于“国地面”，是国疆土无疑；二、“生番”未归“王化”，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央王朝自视为明的心。自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国居天下之，四夷居天下之偏。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明开化”程度而定。
康熙年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一是“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二是“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为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威尔逊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是国领土，但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威尔逊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虽然美国也有印第安人这种国内的外国人存在，但是威尔逊还是不接受清廷的说法，他更倾向于理解为番地非国领土。
rover号事件最终以威尔逊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在大清看来这事他们干的非常漂亮，一分钱也没赔，把弄死洋人的大事给了了。但是模糊台湾番地归属这种大事，大清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威尔逊，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威尔逊也算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准备为美利坚合众国在东亚在开辟一片领土出来。可惜当时的美国内战正酣，连国内的东商共和国都搞不定，哪有精力来亚洲侵略国。威尔逊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成了日本的帮凶，把他辛苦考察回来的报告，转手卖给了日本人。
威尔逊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了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的有效证据。”这个歪理似通似似不通，但是日本人很喜欢。
长期受国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国。
柳原前光什么都明白，但他是咬住了大清的这种模糊说词，你不承认番地归你管，那是不是你的地方了，你不管，我们替你去管管。
第六百一十四章 侵台
深悉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 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之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后甚嚣尘，便是日本人深知大清在这方面的漏洞。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副岛种臣来访半月之后，受北满州影响提前问世的《申报》，便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岭南莲塘生”说：“盖台湾一带，虽系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土何碍焉！”
其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本人之心。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化层面。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了内外的一致铺垫，日本政府紧急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并不顾北海道的战火刚刚熄灭，加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要略》的重点便为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获得主要根据。”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这自然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一切似乎都超乎想象的顺利，但是当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直送闽浙总督李鹤年处时，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鹤年的强硬反击。此后李鹤年更是多次照会西乡从道，其名言：“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国疆土，生番定归国隶属，当以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先时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是因为西方几个看热闹的出声了。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阿礼国获知的信息告知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国认为番地不属于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见，与英国大致相似。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清廷正是明发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李鹤年的强硬照会，与稍后的谕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
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观”里“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调：“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这种“番地”、“腹地”的区分，难免又被日本曲解成“番地无主”。故而，总理衙门再次发布谕，严厉强调：“番地虽居荒服，究隶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天下观”里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须服从于“世界观”下的领土主权，这是清廷对台湾是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
两边声明走了一波，西乡从道还是带着他的探险队出发了，不可衅自我开的清军还是选择了克制，居然让西乡从道在琅峤登了陆。已经完成了军事改革的日军，打一群只是勇武的生番，自然是皇军武运长久，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一开战便战死沙场，让日本人报了琉球难民之仇。然后日军便开始了臭不要脸模式，以龟山为心建立都督府，准备赖在台湾不走了。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沉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不过迟迟没有开火。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也知道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不得不转而寻求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六月初夏生番出草，十月初九两边又在北京谈了。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准备用国际法与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四十多天，日共举行了五次会谈，均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番地”主权问题寸步不让，但对《万国公法》，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祥也在问答说道：“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国。”
清廷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但仍是事件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北京专条》里有这样两条不是人话的记载：其一、“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 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 遂遣兵往彼, 向该生番等洁责。”——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为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其二、“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国不指以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余概不问，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而且日本人也像果兴阿一样，利用不得不的撤兵，讹诈了大清足足五十万两白银。
“诸位，可以开始谈判了吗？”合约刚刚签过字，大久保利通正满心欢喜的准备回去庆祝的时候，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大堂门口传了过来。
大久保利通不认识这个一身大清官服却没有辫子的家伙，但是恭亲王奕欣以下的所有大清官员都认识他，这个人正是北满州驻北京公使栾玉。台湾事件折腾了半年，北满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现在他们突然冒出来，这个意思可有点深了。
第六百一十五章 撕废纸
台湾事件北满州一直没搀和，可不是北满州放下了国际搀和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果兴阿误判了。 穿越者果兴阿个别时候会沉迷于自己的金手指，这次台湾事件是一个个别的时候。果兴阿清楚的记得日军侵台是在同治的最后一年，所以这次肯定只是一次小规模的试探而已，绝对不会真的搞起来，他可忘记了自己引起的大扑棱蛾子效应。
国不再是果兴阿前世记忆的那个国，日本也已经不是果兴阿前世记忆的那个日本了。日本的这次倒幕，因为果兴阿的搀和，搞得是艰难无，而且间还被北满州给讹诈了几次。所以日本政府历史的明治政府更具有危机意识，也更加的急躁，他们迫切的需要摆脱果兴阿阴影，自然也更加急于向没有果兴阿的地方扩张。
大久保利通对栾玉的到来非常意外，大清的官员们却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台湾府北满州也有一份。台湾已经被大清朝廷让给了北满州，但是这是他们之间的内部协议，当然不会公告全世界，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不知道。朝廷之所以一直出面和日本交涉，是因为北满州只接受了高雄一个港口，台湾其他地方仍在朝廷治下，所以朝廷才很有主人翁意识的接手了谈判。如果祝永清也像特普钦一样移交了全部权利，朝廷早让日本人去长春找果兴阿了。
“这都是什么呀！”栾玉拿起恭亲王和大久保利通签的合约看了两眼，然后直接给撕了。
“这位大人，你这是做什么？”大久保利通肉疼的要命，栾玉撕毁的不是合约，那是他的功业啊！
“哦！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北满州驻北京公使栾玉，我现在正在撕废纸！”栾玉一点也没有顾及大久保利通的感受，而且撕的更来劲了。
“番地之事与北满州并无关联，这是我大日本帝国与清帝国之间的事，贵国何以无故插手！”大久保利通气的要死，北满州是穆桂英吗？怎么阵阵落不下，哪都有他们。
“荒唐！我北满州虽然自治，但我辈仍为大清子民，我北满州大将军亦是大清皇帝的臣属，大清之事岂会与我北满州无关！”栾玉是给自己找个搀和的借口，但是奕欣等人听了却满面红光，这话他们太爱听了。
“再说，朝廷已将台湾府划归我北满州治下，你方入侵的是我北满州大将军辖地，此事岂会与我北满州无关！”看着奕欣等人得意洋洋的样子，栾玉有点后悔，他应该捞干的说，大字眼用多了，朝廷这帮人又该多想了。
“番地无主，生番屠戮我日本难民，即便台湾归属贵国，贵国也应赔偿我国损失！”北满州在台湾修筑了高雄港，日本方面也是知道的，不过他们一直以为北满州只是占了一个港口而已。大久保利通与清廷谈判四十多日，多少也听说了朝廷让出台湾一事，不过北满州一直没出面，他也乐得装糊涂，现在栾玉打门来，他知道在台湾归属纠结没有意义，干脆认下了台湾是北满州辖地。
“这个说法不对！首先，被生番杀害的难民是琉球人，不是你们日本人，琉球也是我大清藩属，所以此事是我大清内政，轮不到你们来评头论足。其次，你方的那个什么“台湾生番探险队”，是对我北满州辖地的军事侵略，他们已经在事实入侵了我北满州领土，即便现在要谈赔偿，也是你方赔偿我大清和北满州！”栾玉把四十天的谈判结果全面推翻，更是从根本否定了两边谈的事情。
“番地无主，我大日本帝国所为，乃是为民复仇的义举！”大久保利通冷汗都下来了，这个栾玉绝对不是来谈判的，可是北满州到底有什么阴谋呀！
“好了，我再说一遍，台湾是我国领土，你们那些番地无主的歪理不要再提了。而且我在强调一次，琉球是我大清藩属，琉球人不是你们日本人！”栾玉根本不和大久保利通玩什么理论游戏，管你什么国际法还是天下观，老子说了是我的是我的。
“琉球为我大日本帝国藩属的时间，大清立国的时间都要久，当下更是我大日本帝国鹿儿岛县治下的藩国，琉球人是日本人！”大久保利通也不在番地无主这事纠结了，他发现栾玉是要倒打一耙，台湾日本占不到便宜，这琉球好像也要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