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儒向冯啸辰提示了半天，冯啸辰也没有领悟到自己真正的优势所在，看来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理论见解是如何惊世骇俗，而这又足以说明他的见解是发自内心的，并无造作之意。
冯啸辰的确没觉得自己在理论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在此前与罗翔飞、孟凡泽这些人交流的时候，的确提出过许多让人惊艳的见解，但这些见解不过是后世的一些经济常识而已，也就是在80年代初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显得标新立异罢了。听到沈荣儒问他对经济体制的看法，他想了想，说道：
“目前的体制，应当还是一种过渡体制吧。企业和地方政府自主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地位也还没有得到认可，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很难有长足的发展。”
“市场经济？”沈荣儒皱了皱眉头，“你觉得中国应当搞市场经济吗？”
“是的，中国最终肯定会走向市场经济。”冯啸辰答道。这就是穿越者的福利了，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看来是千真万确的。时下国内无论是决策层还是理论界，都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个时候说中国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往轻里说是立场不够坚定，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诱惑，往重里说，那就是大逆不道，因言获罪也是可能的。
不过，冯啸辰觉得在沈荣儒面前说这番话并不要紧，因为沈荣儒是一位思想非常开放的学者，即便在今天他还不曾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几年后他将会变成一名市场经济理论的坚定推行者。冯啸辰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很多就是出自于沈荣儒在后世的著述。
果然，听到冯啸辰的回答，沈荣儒并没有如一些思想僵化的老学者那样暴跳如雷，而是用一种探究的口吻说道：“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搞市场经济呢？目前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核心还是计划经济，只是引入一些商品经济的机制而已。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水火不容的，难道你认为我们应当放弃计划经济吗？”
“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并不成熟，强行地采取计划经济模式，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在过去30年中，我们的计划体制不断地重复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就是这个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只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参与经济活动，让市场成为调配资源的最主要手段。”
冯啸辰索性把自己所了解的经济理论都说出来了，或许这些思想能够给沈荣儒一些启示，让他更早地转向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进而促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快地实现转变，这也算是冯啸辰为这个平行时空所做的贡献吧？
第三百九十章 关于计划经济
“你说咱们国家搞计划经济的条件并不成熟，理由是什么呢？”
沈荣儒很认真地问道。对于这个由张主任推荐给自己的关门弟子，他的兴趣越来越大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争论，在时下颇为时髦，冯啸辰能够说出几句来，也并不奇怪。但冯啸辰一张嘴就认为计划经济的条件不成熟，这可算是一个新观点了，新到让沈荣儒都觉得需要好好地听一听。
关于这个问题，冯啸辰在前一世是曾经与一些学者讨论过的，因此此时并不紧张，从容不迫地说道：
“计划经济的思想，源于马克思。他提出这种思想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两大部类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进而彻底消除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这种思想，经过列宁的实践成为一种现实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并在苏联和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应用。然而，无论是马克思的设想，还是列宁的设想，计划经济都必须建立在纯粹的公有制基础上，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各个经济主体完全服从于计划当局的调度，不会因为追求私利而干扰计划的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而且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基础。”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破坏了这种基础？”沈荣儒问道。
冯啸辰摇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不曾存在过纯粹的公有制。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被分割成不同的层次，由数以万计的地方和企业各自占有的。”
沈荣儒琢磨了一下，笑道：“这个提法有点意思，莫非你认为只有让国家把所有的权力都收到中央去，才能算是纯粹的公有制吗？”
“的确如此。”冯啸辰道，“沈老师，我给您举个例子。去年这个时候，我到明州省去处理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很简单，就是乐城市政府在暗地里纵容，甚至是指使当地农民阻挠大乙烯项目的施工，以此要挟国家经委批准他们上马一家电视机厂。按照公有制经济的假设，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因为乐城乙烯是国家的项目，乐城市政府则是国家的一级政府，哪有自己拆自己台的道理？可这样的事情恰恰就发生了，而且类似的事情在各地区、各行业都并不新鲜。我们平常总说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的，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乐城乙烯是国家经委的，乐城电视机厂则是乐城市政府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利益主体，它们之间不可能做到利益一致，而只能采取利益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合作。最终，国家经委不得不批准了乐城电视机厂的建设，这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而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双方是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交易的。”
沈荣儒把冯啸辰说的情况在心里梳理了一下，总结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计划经济要求各个经济主体是利益一致的，不存在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我们国家，当然，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各个地方或者各个企业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的，他们在执行国家计划的过程中，要和国家讨价还价。这样一来，这种经济模式就不能算是计划经济了，而是具有了市场经济的特点。”
“就是这个意思。”冯啸辰道，“市场经济是用钱作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而我们体制内的讨价还价，却是用投资、原材料供应、领导的职务、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等等作为一般等价物。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好好干活，让你的计划得以实现。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用各种方法磨洋工，让你的计划完成不了。用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好歹价值是明确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明码标价。而用职务、生产积极性等等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价值是模糊的。你答应了我的条件，我还可以继续磨洋工，以便提出更多的条件。这样一来，计划经济已经谈不上了，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这就是一种最糟糕的模式。”
“说得不错啊！”沈荣儒面有喜色。冯啸辰说的这些观点，其实也是沈荣儒曾经思考过的。或许是因为受到旧思维的限制，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还觉得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可能划掉的选项，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得如此透彻。冯啸辰从一开始就认定计划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思路更为开放和大胆，倒是让沈荣儒深受启发。
“既然一个地区就是一个利益主体，一家企业也是一个利益主体，那么就应当明确各个主体的责、权、利，想要获得利益，就要承担义务。一切交易都用货币来衡量，用你的话说，就叫作明码标价。这个思路的确是有些新意啊。”沈荣儒道。
冯啸辰道：“明码标价的好处在于，一个项目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来竞标，谁开出的价钱最低、质量最好，就交给谁去做。无论是国企，还是乡镇企业，甚至于私营企业，有条件就可以承接国家的项目。这样一来，国企的官僚作风也就必须要改变了，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落后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对于那些不思进取，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哪怕是国企，也要允许他们破产、倒闭，退出市场……”
“打住，打住！”沈荣儒不得不拦住了冯啸辰，他摇着头，带着几分无奈地说道：“小冯啊，你的思想的确是够活跃的。不过，步子还是要缓一点，不能太急躁了。国有企业能不能破产的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你作为一名研究生，现在就涉足这种敏感的理论问题，不太妥当。”
“呃……”冯啸辰无语了。如果不是沈荣儒拦着，他差点就想说国企不但可以破产，还可以被其他经济形式兼并，这在这个年代里可就算是大逆不道的观点了。沈荣儒及时地拦住他，当然不是因为怕他们之间的谈话会泄露出去，而是提醒他在其他场合不要这样说，更不要把这一类的想法当成研究方向。
要让社会接受一种新观念，是没那么容易的。中国毕竟搞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要一下子全盘否定，转向市场经济，难免会有许多人不理解，而且在这种转轨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一系列所有权、经营权之类的转变，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时下，能够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理论，就已经是非常大胆了，这样一个理论的出台需要克服多少障碍，简直无法想象。
“小冯，看起来，你的确是一位思想活跃，而且勇于思考的年轻人，张主任没有看错你。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等问题，都是值得去探讨的，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你还有的是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不过，有一些问题目前还属于理论禁区，自己思考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轻率地发言，你明白吗？”沈荣儒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冯啸辰点点头道：“我明白，沈老师，您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对于沈荣儒说的理论禁区，冯啸辰其实并不以为然。他知道这些禁区都只是暂时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今天的禁区可能会成为明日的坦途。这些事情，他不便直接向沈荣儒说，所以还是先装出乖巧的样子答应下来再说。
沈荣儒不知道冯啸辰所想，见他答应得如此爽快，不像有些年轻人那样偏执，心里颇为满意。他说道：“小冯不错，难怪你们张主任非要我收下你不可。你知道吗，在很多问题上，你已经看得比我更远了，当我的老师也绰绰有余呢。”
冯啸辰汗了一个，赶紧说道：“沈老师太抬举我了，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而已。”
沈荣儒刚才那话，当然是带着几分浮夸的成分，目的只是为了激励冯啸辰的自信心，或许还为了显示自己的谦逊。就着冯啸辰的话头，他说道：
“的确，你的学历是一个硬伤。你缺乏经济学的系统训练，一些理论概念还很模糊，这是你的缺陷。开学以后，你要认真地补上经济学的课程，我会给你开列一些书单，你也可以抽时间到经济所、哲学所去听听课，加强一下自己的理论素养。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带你去参加一些会议，到下面去做做调研，以便让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谢谢沈老师的栽培。”冯啸辰道。
沈荣儒道：“我是你的导师，这些事情都是应当做的。对了，小冯，你在生活上如果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向我提出来，我会努力帮你解决的。未来三年，咱们就是同一个团队的战友了，希望咱们合作愉快。”
冯啸辰道：“谢谢沈老师，我不会辜负沈老师的厚望的。”
第三百九十一章 当学生
从前一世到这一世，冯啸辰已经隔了快20年没有走进学校里学习了。
社科院给研究生新生们安排的课程很多，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马恩经典原著选读、中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些传统的科目，也包括庸俗经济学流派、世界经济概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史等一些帮助学生开阔眼界的课程，此外，还有英语、数学、计算机等公共课。
冯啸辰前一世是学工科的，对于经济学的理论接触不多，虽然在工作中经常要与经济学者打交道，也学了一些概念，但很多知识都不成体系。给他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牛人，理论功底扎实，而且聪明睿智，能够把一些非常深奥的概念用浅显的方式说出来，让人恍然大悟。
冯啸辰以如饥似渴的态度投入了学习之中。他年纪轻，接受能力强，而且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后世的阅历可用于佐证书本上的理论，因此对于课程内容的领悟远在其他同学之上。入学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看待很多经济问题的视角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祁瑞仓、谢克力和丁士宽都是名校的经济学专业毕业，有一定的功底，听这些经济理论课不会感到吃力，但要说举一反三、把理论与中国的未来实践相结合，就比不上冯啸辰了。毕竟在冯啸辰生活过的年代里，80年代的那些经济学理论已经显得有些过时和幼稚了，而在时下，大家还是把这些东西奉若圭皋的。
王振斌和于蕊二人属于学习上的“困难户”。王振斌虽然是老牌大学生出身，念大学的时候系统地学习过一些经济理论，但隔了这么多年，该忘的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而现在又已是不惑之年，学习能力远不及年轻一代，听课颇有一些吃力。于蕊是工农兵大学生，说是上过大学，其实四年时间里起码有三年是在写各种内容的“大批判稿”，学社论的时间远多于学经济理论的时间，现在接受研究生教育，她的基础甚至不如时下的一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不过，这二人倒也淡定。他们原本就是来镀镀金的，理论方面并不需要学得太深。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会找一些实际的案例来给大家分析，还会时不时地穿插一些经济领域中的奇闻轶事，既是活跃课堂气氛，也是让学生了解经济现实。王振斌他们从这些案例和故事里学到的东西，也足够他们终身受用了。
至于说到考试，就更不必担心了。这个年代里能够读研究生的，都是人尖子，老师们根本就不会去在意他们的学业，所以许多课程都是交一篇课程论文就能够拿到成绩的，甚至只要每堂课都不缺席，老师就会欣然地给一个“优秀”的评价。
最让研究生们觉得头疼的，是那几门公共课：英语、数学和计算机应用。公共课是由研究生院统一开设的，因为社科院此时尚没有独立的教学场所，而是临时借用了师范大学的一幢教学楼用于公共课教学，因此每到上公共课的时候，战略所的研究生们就不得不起个大早，坐十几站公交车到师范大学去上课。
包括祁瑞仓他们这些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生在内，几乎所有的学生英语底子都很差，数学方面近乎空白，计算机更是连见都没见过一回，这几门公共课便成了一年级研究生们共同的噩梦。
冯啸辰来自于后世，又是工科出身，英语、数学、计算机都无比精通。他跟着同学们去把几门课都听了一堂之后，便直接给研究生院教务处打了个申请报告，请求对这几门公共课免修。
教务处先是安排了一位英语老师来考校冯啸辰，两个人用英语聊了一个小时之后，老师向教务处汇报说，冯同学非但可以免修英语，在必要的时候教务处还可以聘他去当英语的助教，或者客串一下德语、日语老师啥的，绝对不会比从外语学院聘来的老师水平差。
数学老师比较严谨，他按照一年级研究生的教学要求，出了一张包括一阶微分、矩阵乘法和古典概率在内的数学卷子让冯啸辰试做。冯啸辰连草稿纸都没用，就把卷子给完成了，得了个99分的高分。被扣掉的1分据说是因为数学老师怕他骄傲，硬生生扣下的格式分。
计算机老师这边就更有意思了，他出了几道题，让冯啸辰用BASIC语言编出程序。冯啸辰挠了半天头皮，告诉老师说自己不太擅长BASIC，能否用C来写。老师在看完冯啸辰写的C语言程序之后，大为惊叹，拉着冯啸辰聊了半天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问题。再往后，冯啸辰帮着老师从重装办申请了一个企业资源管理软件开发的研究课题，老师也因此而在十几年后成为国内搞ERP的权威，这就是后话了。
一下子免掉了三门最费体力和脑力的课程，冯啸辰骤然成为全班乃至整个研究生院学习负担最轻的学生，一星期里有三天是不用上课的，足够让大家羡慕得两眼发红了。
“怎么，又逃课了？”
在前门附近林北重机驻京办事处的房间里，孟凡泽一边帮冯啸辰倒着茶，一边笑呵呵地调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