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克力是个很滑头的人，他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基本上是跟着风头转。时下经济自由化的观念比较流行，所以他平常经常挂在嘴上说的，也都是一些经济自由化的观点。照理说，他应当是会拒绝冯啸辰的邀请的，因为国际大协作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冯啸辰觉得，谢克力有可能会愿意与自己合作，原因自然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冯啸辰仍然没料到，谢克力会把话说得如此直白。仅凭这一点，谢克力的人品就不算是坏到极致了，要知道，后世那些拿钱替人说话的叫兽们在耍学术流氓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掩饰一下的。
至于祁瑞仓，冯啸辰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会接受这项任务，因为祁瑞仓是一个很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而且他对于学术是有敬畏之心的。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坏人的话，祁瑞仓至少是一个正直的坏人。
正直的坏人，也是值得尊重的。
第四百二十三章 蓝调咖啡学术沙龙
“老幺啊，你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祁瑞仓夸张地笑着，以此来掩饰心里的落寞。一个月200块钱的劳务费收入，搁在谁眼里也是难以拒绝的。可问题在于，挣这笔钱是带着条件的，而祁瑞仓并不认为国际大协作理论有什么问题，即便是这个理论还有一些瑕疵，他也不愿意站在冯啸辰那边，去反对这个理论。
在祁瑞仓看来，世界大同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而中美的和解，加上苏联的新思维，已经使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近了。一旦到了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国际大协作的理论正是为这样的目标而提出来的，他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他调侃谢克力是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刚才那一会，他心里也翻腾过这样的念头，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变通的方法来赚这笔钱。但随即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知识分子的那一丝自尊还在他的心里。
“我是真想挣这笔钱。可是，老幺你也知道的，我一向就不赞成你们那个重装办的工作，我是提倡经济自由化的。让我放弃自己的观点，替你们摇旗呐喊，我实在是做不到啊。”祁瑞仓说道。
“老祁，你就是太清高了。”谢克力说道。战略班的这些同学，平日里在学术观点经常有冲突，但抛开学术之外，大家的私交是非常不错的，说话也可以很随便。谢克力劝道：
“老祁，老幺是帮咱们搞福利，重装办那边不就是想要几篇替他们说话的论文吗？以你的水平，随便整几篇出来，有什么难的？你如果怕坏了名声，可以署别人的名字嘛，比如说，署老幺他们单位领导的名字，他们领导肯定还求之不得呢。”
“这个倒不必了。”冯啸辰赶紧纠正着，他看着祁瑞仓，说道：“老祁，其实我今天从重装办回来的路上，就琢磨过这件事，我知道你肯定会拒绝的。”
“唉，我就是这个臭毛病，你别介意啊。”祁瑞仓抱歉地说道，冯啸辰邀请他参加这个课题，是出于好意，他总得有所表示的。
冯啸辰摇摇头道：“人各有志，何况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也不能说是毛病。老祁，如果我们换一种合作方式，你有兴趣没有？”
“怎么换？”祁瑞仓好奇地问道。
冯啸辰道：“你来当蓝军，专门陪着我们练兵。我们提出来的观点，你先反驳，帮助我们把逻辑理清楚，把论据做实。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那么你也可以算是课题组的一员，和我们拿一样的劳务费。”
所谓蓝军，就是军事演习中扮演假想敌的那一方。冯啸辰让祁瑞仓当蓝军，就是把他假设成高磊，自己这方与他进行辩论，以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样一个角色，并不违背祁瑞仓的做人原则，对于冯啸辰他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祁瑞仓以这个身份领一份劳务费，也是合情合理的。
祁瑞仓愣了一下，问道：“老幺，我如果当蓝军，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丁士宽呛道：“老祁，你觉得我们需要你手下留情吗？”
祁瑞仓耸耸肩膀，说道：“如果是这样，你们的研究根本就做不下去，因为我这一关你们就过不了。”
冯啸辰笑呵呵地问道：“老祁，你有这样的把握？”
“那是当然，国际大协作理论是有依据的，你们要反对这个理论，只能是拿大帽子压人，在理论上肯定站不住脚。”祁瑞仓自信满满地说道。
冯啸辰道：“如果理论上站不住脚，我就改变立场，支持国际大协作。”
“此话当真？”
“大家一起做证吧。”
“那好，这个蓝军我就当定了。劳务费方面，你看着处理就行了，给不给，或者给多给少，我都没意见。”祁瑞仓道。
冯啸辰道：“这倒是无所谓的。其实我把这个项目申请下来，也是为了帮大家找个挣钱的机会，哪能缺了老祁？”
“哈哈，还是老幺贴心啊。”祁瑞仓笑了起来，“我就拿着你们给的经费，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的。”
“你尽管放马过来！”冯啸辰叫板道。
一个旨在论证国际大协作理论是否成立的学术研究社团，就在这饭桌上敲定了。谢克力为社团贡献了一个颇有些洋气的名字，叫作“蓝调咖啡学术沙龙”。至于为什么是蓝调而不是绿调、黄调，谢克力没有解释，这种名字本来就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一解释反而就显得刻意了。
丁士宽和祁瑞仓对于社团的名字没有太多的意见，他们都憋着一股劲，想要马上拿出一些扎实的成果，来战胜对方。他们向冯啸辰表示，自己还能够再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过来，无论是扮演红军一方，还是扮演蓝军一方，总之，大家都是会认真去做的。
冯啸辰对于有更多的人参加这个项目，是举双手赞成的。不过，他表示暂时还不能公开地给其他班的同学发劳务费，只能以蓝调咖啡沙龙的名义，偶尔请大家吃顿饭，或者给大家报销一点书报费之类的。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不想把重装办请人搞研究的事情闹得过于沸沸扬扬，否则是很容易招来一些非议的。
事实上，即便是没有劳务费，在社科院的研究生中间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也是很容易的。研究生们大多有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或者说是一种自负也好。关于中国经济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是时下最引人关注的问题，研究生们平常在宿舍里“卧谈”也常常是以此为话题。有人愿意出面组织一个学术社团来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当然愿意参加。再如果参加这个社团能够捞到一些打牙祭的机会，那就更好了。
几个人说干就干，从小饭馆回到研究所，丁士宽和祁瑞仓就挨个宿舍地串门游说去了。转完一圈之后，两个人又跑到楼下的值班室，抄起电话开始联系其他一些研究所里的同学。他们两个分别担任红方和蓝方的负责人，各自组织本方的队伍。研究生们有些是支持国际大协作理论的，有些则是持怀疑态度的，大家便纷纷按照自己的倾向，加入其中一方。
两天不到的时间，蓝调咖啡已经拥有了30多名核心成员，还有更多的一些同学表示愿意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让冯啸辰觉得欣慰的是，丁士宽的红方人数并不少，甚至比蓝方还多出几个。时下正是国际大协作理论最盛行的时候，研究生中间有这么多质疑这一理论的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或者这就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大量的资料被从阅览室里翻出来，有许多是英文甚至日文、德文、法文的文献，也有人耐心地将其翻译过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研究生们最初是从经济角度出发，随后就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等等领域。大家的视野越开阔，就越觉得有无穷的问题值得探讨，一开始是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讨论，后来就是十个八个地扎堆在一起，吵得不亦乐乎。
谢克力的远见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他把这个学术团体叫作学术沙龙，原本只是想沾点洋气，结果，冯啸辰索性便把沙龙给做成了实体。他在每周六的晚上把苗大妈的那个小饭馆包下来，自掏腰包采购一批咖啡、糕点、面包、火腿肉之类的东西，摆在饭馆里供大家享用，真的办起一个沙龙来了。学生们在这里有吃有喝，同时交流自己在过去一周内的研究心得，互相辩论，往往要折腾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散。许多年后，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研究生们偶尔聊起当年北小街的咖啡沙龙，总是带着深深的留恋。
冯啸辰在经济学上的造诣远不及丁士宽、祁瑞仓这些科班出身的同学，他只是把题目提出来，但并不试图由自己去解决。他相信，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一定能够产生出一些真知灼见，他只要站在后世的高度去审视这些观点就可以了。
在学术沙龙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冯啸辰也没能闲着。远在青东省的二叔冯飞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他是专门找冯啸辰帮忙来的。
“找我帮忙？”冯啸辰在自己住的小四合院里接待了冯飞，诧异地问道，“二叔，你们那么大的一个军工企业，有科工委给你们撑腰，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让我这个学生去帮忙的？”
“啸辰啊，我这也算是病急乱投医了。现在我们厂动员所有有关系的职工都去找自己的关系，给厂子谋一条出路。我想了一下，觉得你这几年挺能折腾的，说不定有什么办法帮我们厂子解决一点困难呢。唉，说起来也真是丢人，我这个当叔叔的，没能给侄子帮什么忙，反而还要让你这个侄子费心了。”
冯飞一脸惭愧之色地对冯啸辰说道。
冯啸辰道：“二叔，瞧你说的，自家的侄子，还说什么费心不费心的。你们厂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需要所有的职工去找关系？你跟我说说看吧。”
第四百二十四章 东翔机械厂的危机
“业务不足，厂里发不出工资了。”
冯飞用叹息般的口吻向冯啸辰说道。
原来，冯飞所在的东翔机械厂是一家三线军工企业，与当下许多三线企业一样，都面临着军工订货大幅度减少，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窘境。
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执行了一条先重后轻、先军后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所谓先重后轻，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发展；而所谓先军后民，就是把更多的资源优先用于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经常是要为军工让路的。
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当然是有其道理的。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大国，又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和军事工业体系，以免像后世我们的南亚邻国那样，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最大民主国家”，连子弹都要从国外进口。
然而，先重后轻、先军后民的道路，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轻工业不但具有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职能，还是积累资金的重要部门。忽略轻工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工业积累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对农业的“剪刀差”，而农业能够提供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最终重工业的发展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先军后民的影响就更大了，军事工业是纯粹的消费型工业，难以创造出利润。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军事工业，建立起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强大军事基础，但与之对应的民用工业未能发展起来，造成了一种畸型的产业结构。
中国当年的战略模式，很大程度是从苏联学习而来。而作为老师的苏联，就因为长期忽略轻工业和民用工业，导致百姓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心存怨懑，并最终带来了苏联的解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经济体制上的变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工业战略的调整。70年代末，国家毅然放弃了“十个鞍钢十个大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路，下马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扶持轻工业的发展，为百姓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源。
到80年代中期，国家做出了另外一个决策，那就是基于“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战略判断，提出让军队受一些委屈，放弃先军后民的传统思路，把原先用于军事工业发展的资金转向民用。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军工项目都被搁置起来，一些三线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东翔机械厂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