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琨一手扶着屠可纯的肩膀，另一只手也端着酒杯，说道：“屠厂长，这感谢的话我可不敢当，这明明是你们给了我们业务，救了我们厂，怎么还反过来说感谢我们呢？应当是我们感谢你才对啊。”
就在下午，霞光钢铁厂刚刚与秦重签订了采购一条薄板热轧生产线的合同，合同金额达到3亿多元，抵得上秦重两三年的营业额了。加上此前与新阳省一家国营钢铁厂签的另一条生产，秦重未来几年都不愁吃喝了。这还仅仅是新年伊始，看过去一年全国钢铁行业的生产形式，可以想象今年还会有新的大单来临，秦重可以说是迎来了春天。
也就是这个消息传回西北省之后，西北省对于三立控股秦重一事的态度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由原来一心想把秦重当成包袱甩掉，变成担心秦重被三立拿走，使省里损失了这样一个利税大户。
陈琨原本对于三立控股这件事态度有些摇摆，签下这两个大单之后，他就坚定地站在反对的一方了。手上有几个亿的订单，他这个厂长说话也有底气了，到省里去也有地位了，还有必要去给日本人当下属吗？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一次与霞钢的签约仪式，陈琨亲自参加，并表示要设宴感谢霞钢的一干人等。谁料想，屠可纯却反过来向他表示感谢，这可让他有些惶恐了。
听到陈琨的话，屠可纯哈哈大笑，道：“陈厂长，你能到我们霞源来，就是看得起我。你应该知道的，我老屠就是一个农民出身，放在五年前，你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能和你陈厂长坐在一起喝酒，更不敢相信你们秦重这么大的企业，能够专门帮我们造一条生产线，这简直就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啊。”
“瞧屠厂长说的，你们霞钢在钢铁行业里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了，以后我们这些搞冶金设备的，还指着你屠老板给口饭吃呢。”陈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其实，别说屠可纯想不到，放在五年前，陈琨也想不到一家民营钢铁厂有资格向秦重订购轧钢生产线，秦重的客户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国家大型企业，民营企业难道不应当是那种规模小、技术落后的小作坊吗？什么时候能够建得起价值3亿多元的大型连铸连轧生产线了？
可这样的事情恰恰就发生了。霞光钢铁厂原本只是一家乡镇小厂，是从乡农机厂的铸造车间分立出来的，年产量也就是几十吨而已，炼出来的钢材也谈不上有多好的品质，仅能用来做一些钢门窗之类。屠可纯是个能吃苦的人，带着十几个工人艰苦奋斗，十几年时间，愣是把这家小厂发展到了年产几十万吨的规模。
这几年，国内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近两年房地产持续升温，钢材供应十分紧张，价格也一路攀升，屠可纯赚钱赚得手抽筋。看到国内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毅然决定把生产规模再扩大一倍，为此撒出了一大批设备订单。
秦重是国内生产热轧设备的头号企业，屠可纯便尝试着派人去与秦重接洽，询问秦重是否可以屈尊为自己这家民营钢铁厂建一条轧钢生产线。秦重的销售部门一开始还有点不相信，觉得一家民营钢铁厂怎么可能有这样大的订单，待到一打听，才知道现在的民营钢铁厂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一年几十万吨的产量，比一些国营中型钢铁企业也不差多少了。
最难得的是，国内那些国营中型企业是没有气魄一下子拿出几个亿来新建生产线的，但屠可纯就敢这样做。一旦这条生产线投产，霞钢的钢材产量能够跃上一个新台阶，直接与国营大厂并驾齐驱，届时就没人敢小觑这家企业了。
“陈厂长，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老屠琢磨过了。明年把钢材产量搞到100万吨，后年搞到200万，到2000年的时候，最起码搞到500万吨。到那时候，我得有三条热轧线，加上三条冷轧线，要搞那种全部电脑控制的，跟外国人的一样。”屠可纯带着酒劲，牛烘烘地向陈琨说道。
陈琨道：“没说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下一代的热轧设备，到时候只要你屠厂长招呼一些，我们就给你建一套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热轧线，保证不比日本人的差。”
“日本人？”屠可纯露出一个鄙夷的表情，说道，“我最讨厌日本人了，他们的设备再好，我也不用。我这个人最爱国了，我就认准咱们国家自己的设备。陈厂长，你们可得加点油，别让我们失望了。”
陈琨哭笑不得，如果眼前这位标榜自己最爱国的农民企业家知道秦重前一段还在与三立谈判合资的事情，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他举起酒杯，对屠可纯说道：“屠厂长，有你这话，我们秦重一万多职工就算是拼出命来，也要搞出一流的设备，把日本人给灭了！”
“好，就冲陈厂长这话，咱们干！”
“干！”
第六百零四章 渐进式改革
“霞光钢铁厂？这样一家民营企业，居然救活了一家国营大厂，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
京城，蓝调咖啡沙龙里，丁士宽听过冯啸辰讲述的秦重案例，感慨万千。
这是战略班的又一次聚会，班上的同学都是搞经济工作的，这种聚会除了能够增进大家的友谊之外，还能够互通消息，对于大家的事业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了。”王振斌道，“这几年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反而是国企有些萎靡不振。我们计委的同事聊天的时候都说，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很难看了。”
“国企的情况的确是很糟糕啊，我记得我出国之前，国企还是主力军呢，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这半年呆在榆北，看到的情况真是觉得触目惊心。”刚从榆北返回京城来休假的祁瑞仓评论道，他现在是榆北市招商局的副局长，对地方上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冯啸辰道：“老祁，榆北的情况还是有些特殊，中部和南方的国企情况没那么悲观。不过，总体来说，国企现在是面临着转型，困难很大，这是实情。”
“国企的负担太重了，不甩掉这些负担，国企是不可能脱困的。”谢克力说道。
“有关国企目前的困难，我总结了几点，正好请大家听听对不对。”丁士宽又露出了他的学究本色，对众人说道。
众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吃食，认真地等着丁士宽说话。班上原本有两个做学问的同学，自从祁瑞仓去榆北挂职之后，做学问的就只剩下丁士宽一个了，大家也想听听理论界的一些见解。
丁士宽道：“第一点，我认为在整个80年代，国企承担了整个改革的成本。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有国企在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赞成！”几个同学参差不齐地说道。
8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是亲历者，自然知道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像阮福根的全福公司，平时养不起高级技工和工程师，遇到有事情的时候，就从国企借人。说是借，其实国企是拿不到一分钱的。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国企在帮私营企业养人，而得利的却是私营企业。
到80年代后期，职工下海越来越多，而能够下海的往往都是技术过硬的人才。国企成了一个包吃包住的培训学校，学得好的学员就毕业去私企赚大钱了，学得不好的则由国企养着。民营经济不需要付出培训费用，却能够获得最优秀的人才，这就是它们能够迅速成长的原因。
至于说到民营企业通过各种不法手段撬国企墙角的事情，就不值一提了。近的例子就如榆重锻压机床车间那种情况，单位出钱派业务员去拉业务，拉回来的业务却被撬到私人企业去了，这也是国企承担的改革成本之一。
“改革初期，如果没有国企来承担这些成本，民营经济是不可能成长起来的。可以这样说，国企是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做出了牺牲。”丁士宽总结道。
祁瑞仓摇了摇头，笑着说道：“老丁，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不过一时也说不出你错在哪。唉，我这半年干的都是些俗事，在芝大学的那些东西全都还给老师去了。”
“哈哈，看来瑞仓是个被招商局长耽误的诺奖得主啊。”冯啸辰打趣道。
“实践出真知，我倒不后悔。”祁瑞仓道，说罢，他又指了指丁士宽，道：“还是让老丁继续说吧，我觉得他总结得有点意思。”
丁士宽于是继续说道：“第二点，那就是国企的社会负担太重了。据我们下去调研得到的数据，大多数国企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2，也就是2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退休工人。”
“榆北的情况比这还糟，差不多是1个在职的养1个退休的。”祁瑞仓道。
丁士宽点点头，道：“退休职工的负担可不光是工资，还有福利、医药费等等。尤其是医药费负担，差不多就能够把一个厂子拖垮。”
王振斌道：“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就是要把国企的社会负担转出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把退休工人交给社保系统去负担，这样国企就能够轻装上阵了。”
“幼儿园、托儿所、职工医院等等，也应当转给社会去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蕊补充道。
“第三，”丁士宽又接着说道，“那就是国企本身的机制问题了，大锅饭，人浮于事，企业经营状况与领导的待遇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具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王振斌皱着眉头说道，“国家已经提过不止一次，要改变国企的内部管理机制，至少是需要砸掉铁饭碗的。但现在光是那些停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就已经让我们挠头了，如果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开始裁撤冗员，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你们计算过没有？”
“很简单啊，鼓励私人创业，发展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这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最强的，我在榆北就是搞这个的。”祁瑞仓信心满满地说道。
冯啸辰道：“榆北的经验的确可以借鉴一下。榆重进行分拆之后，大量的冗员都被私营企业吸纳掉了。像海东省的全福机械公司，一下子就从榆重招收了300名工人。这些人对于国企来说是负担，到了他们那里，可都是宝贝呢。”
“也该让这些私营企业做点贡献了。”谢克力说道，“刚才老丁不是说了吗，80年代的改革，是国企承担了成本，帮助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国企也要开始改革了，那么就该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承担成本了。”
“老谢说得太好了！”丁士宽一拍手掌，赞道，“各位，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大家谈的一个想法。我发现，中国的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存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先培育起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这样当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民营企业能够承担起吸纳就业、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而反过来看前苏联，它也是存在着体制僵化的问题，所以启动了国企改革。但当它的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能够承担改革的代价，所以前苏联就垮台了，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深陷危机，无法自拔。”
“这个观点有点意思。”祁瑞仓道，“我也思考过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区别，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么一点，但是不如老丁你总结得这样精确。我觉得，苏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嘛……”
“我把它叫作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丁士宽道。
“渐进式改革，这个说法不错。”祁瑞仓道，“老丁，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思想再深化一下，写篇文章，应当能够引起轰动的。”
丁士宽道：“哈哈，老祁，我一直想约你一块写这篇文章呢，你的西方经济学功底比我好，肯定能够分析得更透彻的。”
祁瑞仓叹道：“唉，我倒也想写啊，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有心情去写什么论文。不瞒各位说，我这趟回京城来，是来化缘的。”
“化缘？”众人都有些不解，“你化什么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