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城出生于189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
所谓新感觉派是日本2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1920年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上蔓延着一种虚无和绝望的思想，以及西方贪图瞬间快乐的风气。
新感觉派认为，人们要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
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非表面的现实，他们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重要。
新感觉派传入中国，在20年代的上海风靡一时。
这类小说大多取材于大都市的病态生活，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都市男女的堕落与放纵、寂寞与空虚。
非常适合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氛围，成长为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在后世，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叫做莫严，他的《透明的红萝卜》以构思的奇特、感觉化、体验化的叙事方法和空灵的意境震动了文坛。
在西方文坛，这种写法叫做意识流。
在日本，意识流加上日本特有的唯美主义就成了新感觉派。
中国作家则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林子轩对意识流一点都不陌生，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就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家。
两人在信件中交流了这种写作方法。
意识流的故事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
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紧密的逻辑联系。
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
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
川端康城虽然是新感觉派的发起者和中心人物，但他并不坚持一定要用这种写作方法。
比如，他的代表作《雪国》，就回归到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创作上来，
在日本古典文学中，“物哀”是整个日本传统文学的美学准则。
他们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上，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
所以，日本文学总是在“唯美”和“物哀”这两大主题上打转。
《雪国》
这篇小说中充满了失意、孤独、感伤等悲哀的感情，结局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可以说达到了“唯美”和“物哀”的极高境界。
当然，《雪国》也体现了新感觉派小说的特色，还掺杂着日本的禅意和虚无主义。
林子轩并不太理解这种刻意追求的唯美和哀伤，他觉得有些过于矫情了。
但这毕竟是一部世界级的小说，只能说他的文学鉴赏水平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不懂装懂。
好在抄袭小说不需要真的理解，只要逐字逐句的写下来就好了。
《雪国》不到八万字，半个月就写完了，林子轩需要考虑起一个日本的笔名。
他想起后世的一位日本作家，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的时候都会被人提起，而且此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极高。
可惜，他一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常年陪跑，堪称最悲壮的入围者。
和一直冲击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小李可谓是同病相怜，据说小李又要冲击奥斯卡了，不过林子轩是看不到了。
这个人叫做村上春术。
林子轩把这个名字写到了《雪国》作者的位置，然后把稿子交给平禁亚，让他找一位精通日语的人翻译出来。
他会把这本书出版，和漫画版《聪明的一休》放在内山书店里寄售，看看日本人的反应。
☆、第一百六十七章 创造社的困境
平禁亚按照林子轩的嘱咐，决不泄露作者的真实信息，只是找人把小说翻译成日文。
在上海精通日语的人不少，但精通日文又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人并不多。
再说，想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完美表达川端康城小说的韵味更是困难，因为川端康城的文字太过精致和优美了。
这人要懂得日本传统文学，要具有写作能力，还要有文采。
平禁亚想起林子轩说的话，不由得苦笑起来，这种人还真不好找。
林子轩认为以周作仁的文学素养和文笔可以翻译《雪国》，不过他一旦把稿子寄给周作仁，那就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但和周作仁一个等级的中国作家本来就不多。
平禁亚考虑了一番，最后把目光放到了创造社上面。
创造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文学素养都不错，关键是创造社目前的处境不怎么乐观，或者说极为窘迫。
1923年4月，郭沫偌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带着日本老婆和孩子回到上海，接手《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
他虽然因为诗集《女神》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他低估了国内残酷的文学环境。
就连林子轩的新文学书籍都卖不动，更别说他办的杂志了，新文学书籍一直都是叫好不叫座，赔本赚吆喝。
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杂志销量不好，他便写文章到报刊投稿。
依靠卖文为生的郭沫偌陷入了困顿之中，发现国内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他幻想中那种被人高高举起，受到万千学生崇拜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每天都要为了生活而奔波，甚至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这是郭沫偌后来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他甚至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