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即就有人抨击林子轩只会空喊口号，没有实际行动，走的是妥协路线。
这些攻击林子轩身在美国，并不知情。
在上海的时候，他忙着趁书局被查封，没人打搅的时机印刷《高堡奇人》，对外界不怎么关注，随后来到美国，更是没办法了解了。
那些攻击他的人大多是以往论战的敌人，其中攻击最凶的正是郭沫偌。
这段时间郭沫偌在上海非常活跃，带着一批人写了不少文章，和各方论战。
正当他熬夜又写好一篇批判林子轩的文章时，却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报纸。
上面是林子轩在英国的演讲，以及那首《我爱这土地》。
郭沫偌没想到，当他还在国内写着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力的文章时，林子轩已经跑到敌人的老巢去发动攻击了。
不论这种攻击有没有作用，两人所站的高度就不一样。
国内媒体对于林子轩孤身一人在英国和英国政府据理力争的行为给予了一致的称赞。
认为林子轩不愧是世界级的文学家，利用自身在西方的影响力发出声音，为中国争取公正的待遇，表现了中国人的尊严。
至于那些攻击林子轩的人，这一巴掌狠狠的打在他们脸上。
林子轩对这些事情仍然不知情，正是这种不知情，才让那些人更为受伤，无论你们怎么攻击，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还能在不经意间发出致命的反击。
这正是无招胜有招。
此时的林子轩正在伦敦和英国的戏剧家萧伯纳会面。
☆、第二百八十九章 对待诺奖的态度
萧伯纳是英国着名的现实主义戏剧家。
民国初年，对中国话剧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戏剧家就是易卜生和萧伯纳，他们的作品揭露社会现实问题，针砭时弊，受到观众广泛的欢迎。
这种戏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
比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都曾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上演，中国的社会问题话剧大抵由此而来。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话剧的洪慎就是萧伯纳的信徒之一。
萧伯纳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是英国着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政论家。
萧伯纳于1884年参加了费边社，主张用渐进、点滴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他是费边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费边主义是一种渐进的社会主义，提倡阶级合作、社会和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
虽然都是社会主义，但和苏联的暴力革命不同，他们倾向于成立政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执政权，推行国有化，逐渐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方式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类似，不过费边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者帮助成立了英国工党。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2月27日，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是英国的执政党之一，和英国的保守党轮流执政，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就是费边社会主义。
1925年，英国是保守党执政，工党属于在野党。
正是工党利用在中国发生的乱局指责英国保守党对外政策的失误，通过媒体宣传林子轩的演讲，林子轩和萧伯纳的会面同样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他们认为如此会增强这件事的影响力，引起英国民众的关注。
林子轩不知道萧伯纳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位英国的戏剧家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颇为同情。
1925年6月5日，萧伯纳、蔡特金等国际人士就曾组织救济会援助五卅惨案后在中国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
对于那些支持和帮助过中国的外国人。林子轩心怀敬意。
他接到了萧伯纳的邀请，前往萧伯纳在伦敦的住所前去拜访，给萧伯纳带去的礼物正是一套中国新文学丛书。
他时刻不忘宣传中国文化，算是非常尽责了。
这一年。萧伯纳接近七十岁，但精神不错，谈吐风趣幽默。
他曾经是一位演说家，在12年里依靠演讲为生。
萧伯纳对发生在远东地区的事情非常关注，包括苏联爆发的暴力革命。他还知道苏联正在和中国的一些势力合作。
他对苏联颇为感兴趣，有前往参观的打算，想看看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
两人谈论的大多是此类话题，至于文学倒是没有聊什么。
林子轩对萧伯纳支持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行动表示感谢，着重介绍了中国正在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整个民族正在觉醒，未来的反抗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那么中国会走上苏联的道路么？”萧伯纳想了一下，询问道。
“如果其他道路都走不通的话，我想会的。”林子轩如此答道。
萧伯纳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不赞成暴力革命，却也知道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同。
在英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执政权从而进行社会改革是可行的，但在其他国家或许就行不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为什么要写西方背景的小说？”后来，萧伯纳饶有兴趣的问道。
“因为西方读者不爱看东方式的小说。”林子轩回答道，“只有写了西方式的小说，让西方的读者了解我，才能让他们接受我写的东方式的小说。”
“很有趣的方式。”萧伯纳评价道。
两人的交谈较为轻松，萧伯纳很好的控制了谈话的节奏。林子轩大部分时间都在作答。
正在这时，有人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过来，向着萧伯纳报喜。
这封电报来自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通知萧伯纳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萧伯纳的获奖作品是他在19年写作的大型历史戏剧《圣女贞德》。
在英国的文学评论界。不少评论家认为萧伯纳已经过了创作的辉煌时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