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身做出版行业，若是还赞成这种暴力事件，有一天他的书局也可能被人烧毁。
这种因为各自观点不同直接给人定罪并实施暴力犯罪的行为极度危险。
这是企图用暴力手段控制社会舆论，和那些独裁军阀杀害记者的行为没什么区别。
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件事情上陈独绣和胡拾的观点截然不同，当两人谈论这个问题时，陈独绣不以为然。
他甚至反问胡拾：“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由此引发胡拾给陈独绣写了一封长信来表达他对“自由”的理解。
1920年8月1日，胡拾和陈独绣等人曾共同发起《争自由宣言》。
要求北洋政府废止**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
五年之后，群众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却冲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报馆，而陈独绣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在信中，胡拾谈了自己的态度：“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从这封信中就能看出，两位早期的新文化启蒙领袖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决裂了。
通过这件事，林子轩认识到现在中国文化界的风气愈来愈激进，容不下别家的观点，一旦和他们的观点不同，就会受到批判。
别说是百家争鸣，思想多元了，能够发出声音就不错了。不少人都沉默下来。
他一向主张新文化要具有包容性，要坚持思想自由。
林子轩在两天后接受了《新闻报》和《申报》两家报纸的专访，他和这两家上海的大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详细的讲述了这次的欧美之行，对于西方社会的认知。
特别提到了西方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这是为随后翻译中国传统文化做铺垫，也是想告诉国内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糟粕。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的事业中来。
至于《晨报》报馆被烧的事件，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报纸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那您对前段时间北平知识界对苏俄的讨论有什么看法？”记者随后问道。
“我没去过苏联。不了解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林子轩想了想，如此说道。
这是保守的回答，也是实话。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根本没去过苏联，只是道听途说就妄发议论，显得不够专业。
而且，林子轩暂时不想发表对苏联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下，这个话题太容易引起争议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他低估了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尤其是这次从欧美归来，各种荣耀加身，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顶尖人物。
他的专访引起了各方关注，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成为名言。
不少学者认为这才是严谨治学的态度，不轻狂，不骄纵，认认真真，实事求是。
或许这正是林子轩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所在。
这篇专访同样引起了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人的注意，这时候两者正处在合作的蜜月期。苏联积极的帮助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力图统一中国。
北平《晨报》上有关“联俄仇俄”的争论给他们带来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一旦仇俄的风潮在中国兴起，将对苏联极为不利，看看英国和日本在中国遭到的抵制。苏联不想自己受到中国人的仇视。
他们急于扭转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刚好看到了林子轩的专访。
好吧，你不是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么？
我们邀请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到苏联参观访问，实地调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这样总能抵消中国知识界的忧虑了吧。
林子轩作为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是第一个被邀请的对象。
胡拾和鲁讯也在被邀请之列，还有不少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名人。
为了表现公平，邀请名单中既有倾向苏联的学者，也有仇视苏联的名人。
苏联在中国的代表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的名义向各人发出了邀请函。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纪念孙仲山而出资筹建的一所中国大学。
1925年10月，苏联在中国的全权代表鲍罗廷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仲山劳动大学，建议广州国民政府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首批310名中国留学生入校学习。
斯大林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
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
可见苏联对于这所大学的重视。
这其实和美国政府愿意资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一样。
这些国家是想培养一批亲近他们的中国留学生，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崇尚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学生自然热衷于社会主义。
这就是教育背景对个人人生观的影响。
林子轩接到邀请函颇为郁闷，他刚刚回国，根本不想到苏联去。
早知道就不说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了，他当时就是那么顺嘴一说，想不到却招惹来了麻烦。
这时候，他接到了宋子闻的信件，解释了这次邀请的原委。
宋子闻如今是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大权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