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小说，这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现如今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
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管制下，逃离北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林子轩刚从苏联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和苏联国内对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欢迎这些知识精英们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宽松很多，这批人能够为上海带来文化的繁荣，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人明白以后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轩，对林子轩愈发的尊重。
以前林子轩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中的存在感不强，到了上海，林子轩则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林子轩不想在这种氛围下的北平呆下去，太过压抑了。
他劝说成社我和张痕水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以成社我办报纸的风格，被抓进去并不稀奇，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成社我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他觉得在如今万马齐喑的时候，正需要他留在北平。
1926年在民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以说是最激烈动荡的一年，
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
也是在这一年，居住在北平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
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
☆、第三百二十章 泾渭分明的阵营
离开北平的时候，林子轩把孟晓冬一起带回了上海。
这段时间的北平太乱，不适宜生活。
想要在北平唱戏可以等两年后再说，那时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了统一，至少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了。
孟晓冬没有反对，带着两个保镖上了火车，就此告别了北平的舞台。
4月25日，林子轩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回到这里，就有一种放松和舒服的感觉。
他早已习惯了上海的生活节奏。
北平的人来到上海大抵会不适应，抱怨街道上的电车太吵，抱怨夜生活太晚，抱怨房间狭窄，不够敞亮等等。
但这就是上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林子轩需要休息几天，好好想想这次的苏联之行，做一次总结，应该如何写对于苏联的印象，国内不少人都在等着他的调查结果呢。
他清楚一旦把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抨击。
甚至可能有激进分子对万象书局放火。
在北平，林子轩和徐至摩交流过，徐至摩仍然不后悔掀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他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在这一年，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在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
最终分裂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
林子轩原本没有清晰的阵营，他很少参与论战，只是安静的做着自己的事情，走在他所提出的“第三条路”上。
如今支持“第三条路”的学者越来越多。
这些人一般心性较为淡泊，没什么政治倾向，保持中立，安心的研究传统文化。
那份当初的骂人小报《文化评论》也成了纯粹的学术报纸，发行量不高，但含金量很高，很多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林子轩知道只要他发表了对于苏联的看法。就会被划归到另一个阵营。
这是这个时代文化界的特色，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除非他一直保持沉默，对什么都不发表意见，那样的话可能会受到两方的共同攻击。
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林子轩按照自己的良知选择了一条道路。他会把在苏联的见闻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包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学生轰走的事情。
那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说完的话都会在报纸上说出来。
他给这一系列的文章起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