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
有一天，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看到院子里有围棋，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
徐至摩棋力较高，到了中盘，大势已定，他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借故离开。
这就是绅士风度，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
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不会使人难堪，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
相比较而言，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
“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还有一次，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时秋。
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
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
“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的文坛，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
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徐至摩家境优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为名士的资本；郁达浮家道败落，难免愤世嫉俗，颓废彷徨，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
其实，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只要具有真性情，不虚伪，便可以结交。
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在上海，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
☆、第三百六十二章 这一页的历史该如何书写
在国内，北伐战争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决裂，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这件事的根源还是在孙仲山那里。
和苏联联合是孙仲山的意思，只是广州国民政府内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为此还生过争执，被孙仲山强压下来，自从孙仲山去世后，反对的声浪日益高涨。
最终酿成了这次的事件。
这时候，林子轩正在邮轮上写《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这本小说的时间线从19oo年一直延续到1938年，展现了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历史风貌，可以说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
小说一直在《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上连载。
不过，连载的断断续续，这是因为林子轩比较忙，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
这就是出名的代价，他不是一个单纯依靠稿费生活的文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再说，这本小说若是写的快了，一旦过当前的年份，就写不下去了，你不能在1927年去写1928年的故事。
所以，林子轩一直写的很慢，严独贺也没有催稿。
以林子轩此时在文坛的地位，还能在报纸上连载这种长篇小说，严独贺都觉得幸运。
这已经不是林子轩写《射雕英雄传》的那个时候了，现在恐怕也没有人能请动林子轩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了。
《京华烟云》写到这个时候，已然有了一种传世名著的味道。
小说中包含了很多方面，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
它细致的讲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生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
尤其是其中的道家思想。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顺应时代，适应环境。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简单了。
普通读者看到的是男女之间的恩怨故事，文学家看到的是“红楼梦”式的写作手法。哲学家看到的是道家文化，社会学家看到的是一幅北平的社会风俗画卷。
这是一段民国时期的历史传奇。
从《京华烟云》连载开始，就被无数文学评论家关注。
如今不会再有人批评，他们好奇的是这本小说能达到什么程度，林子轩能不能掌控好如此繁复的情节。会不会写到最后控制不住，从而留下遗憾。
“红学”经过考证派的宣扬，很多读者都接受了《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续写的说法。
《京华烟云》还无法和《红楼梦》相比，但有了几分红楼的韵味，只是不知道结局会如何，希望不要落到和《红楼梦》一样的下场。
按照后世网文的说法，那就是不要烂尾。
他们这么想很有道理，目前报纸上已经连载到了1926年的故事，从小说情节上看有很多伏笔都没有展开，不少人物刚刚出场。显然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完。
难道小说写到1927年就会戛然而止么？
文学评论家对此进行了推测，按照这部小说的写作构思来看，明显是一部野心之作。
林子轩想给这个时代写一部历史，那么整个故事会写到什么时候呢？
是写到当前这个时代就停止，还是会写到几十年后，对此林子轩没有给出解释。
之所以不解释，是因为他同样没有想好。
在邮轮上，他有了空闲，这几天写了几章，写到了1927年的故事。还要不要写下去呢？
再写下去就不是故事，而是预言了，而且，这段故事很不好写。
写小说难免掺杂着作者的观点和态度。对于历史事件或批判或支持，都将在故事里呈现。
在《京华烟云》里，穿插着大量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