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抚摸着奖章，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哎……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曹秘书，如果不是提供的资料，我们那里能这么快搞出来原子弹哟！”
听到钱三强这么说，小强连忙摆手：“不，钱院长，我是个门外汉，而您才是专业的，打个比方，您就是勇往直前的战士，而我呢，最多算是个打造武器的，您说，这军功的荣誉，当然是要给浴血厮杀的战士了！”
听到小强这么说，钱三强忍不住感叹着：“曹秘书啊，你真是太谦虚了，就算按照你的说法，那这战士要是没了武器，还不是束手就擒？我看这份荣誉，应该给你才对呀！”
第917章 苏共二十大
接下来颁发的就是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了，这个奖项是授予在双边或者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管理等组织。
而今年获得此奖的分别是来自第17中央设计局（原涅瓦设计局）的船舶专家团队以及米高扬设计局的飞机专家团队。
对于该奖项颁发给了第17中央设计局，小强倒是不觉得意外，毕竟中国现在建造的计划68没少得到该设计局的支持，而且和米高扬设计局一样，他们的专家也在中国的学校里定期为学生们上课，讲解飞机和船舶的设计建造经验。
最后，这次颁奖仪式的重头戏来了——国家自然科学奖，这个从1956年便设立的，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的奖项，和历史上一样，这次的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依然是创造“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的华罗庚以及“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的吴文俊。
见到自己获奖的吴文俊先是惊讶了一下，然后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领奖台，而此时台下的小强却想了更多：“物理和数学的人才，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一个标准之一，自然科学最终都归结为数学和物理，物理也是同样，而数学水平如何，则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在科研上能走多远，新中国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奖，去鼓励大家投身理科，这个方向是绝对没有错的！”
这边的苏联专家在中国笑呵呵的领着奖，而此时的苏联，却爆发了一件几乎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事情，那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开幕。
1956年的2月25日，正当中国这边刚刚结束了春节，又重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学习中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接近了尾声，在这一天的上午，原计划闭会之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走到了发言台前，做出了这样一个报告：
“同志们，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赫鲁晓夫在做出这次报告期间，会场上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在他的报告中，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直接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并且制造了恐惧和恐慌，在报告结束后，参会的人员明显也分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显然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报告根本就是对斯大林的诽谤，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公正的。
紧接着，1956年3月7日至9日，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肇事者”被判处1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随后，《真理报》于1956年3月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专论，列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两本书，指责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这也是苏联报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随后的1956年4月5日，《真理报》又发表题为《党过去和现在都靠忠于列宁主义而取得胜利》的社论，宣称决不允许借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来怀疑党的历史、路线和成就。
可以说，赫鲁晓夫这次报告的后果极为严重，导致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得十分混乱。简单来说，就好我们的老师一直教大家1+1=2，并且让大家也这么教别人，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老师说，哎呀对不起，之前我是拍脑袋乱讲的，从现在开始，1+1=3了，大家快掏出小本子记下来！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其他人会怎么想？肯定就是一副“你TM在逗我？”的表情吧？自己否定自己的理论，岂不是要让其他人看笑话？这让大家以后如何相信你啊？好吧，就算你说1+1=3是对的，但是能不能别那么直接干脆的全盘否定啊？赫鲁晓夫，你说话是不是不看场合啊？
这个消息传回中国国内的第二天，对此早有准备的《人民日报》就立即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文章直接提出，斯大林同志的确存在一些错误，并且存在着对于革命的“乱指挥”现象，但是斯大林同志有功也有过，不应该全盘否定。
面对中国官方这样的一篇看似中立其实是在声援苏共的文章，赫鲁晓夫基本还是满意的，而拿到报纸的小强也第一时间找到了主席和总理。
“果然，历史的车轮还是会碾压到同一个车辙里啊。”看到赫鲁晓夫果然如同历史上那般否定了斯大林的小强无奈的说：“这下，欧洲是要乱咯！”
毛主席接过了小强的报纸，简单翻了一下：“这次的苏共二十大，一共就做了两件事，批判斯大林，还有提出了荒唐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模式，如果从共产国际的角度，赫鲁晓夫搞出这么个报告，简直就是在摧毁共产主义嘛。”
小强点了点头，显然很同意主席的话：“是啊，历史上，赫鲁晓夫搞了这么一出后，这国际上就开始掀起了严重的反苏反共的狂潮，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一夜之间倒退回了起点，而那些西方国家呢，就趁机会大做文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这是摧毁苏联的号角，认为苏联这个坚固的堡垒终于要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了！这还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东欧动乱，致使波兰哥穆尔卡新政府采取了反苏立场，以及随后的匈牙利事件，最终导致了东欧各国对苏联产生了怀疑，并且不再像原来那样信任，东欧民众对苏联的印象也彻彻底底的的跌至谷底，西方国家更是趁此良机机会，得意洋洋的在世界范围宣传自己意识形态的出众性，对于一个摇摆中的国家而言，面对底气十足的资本主义和不断抽自己脸的共产主义，会倒向哪里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吧。”
毛主席放下了报纸，起身走到窗前，默默闭上了眼睛，初春北京的寒风敲打着窗户，而主席，也陷入了沉思。
第918章 三门峡和小浪底
时间进入了1956年的四月，这一天，总理在中楠海的走廊里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小强，带着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总理，您找我有事儿？”小强有些疑惑。
“来，你先坐下。”总理先是笑眯眯的让警卫员重新泡了一壶明前新茶，然后拿出了几份资料递给了小强：“你看看这个。”
接过文件的小强一边喝着茶，一边简单的翻阅了一下，其实文件耳朵内容很简单，就是黄河治理的一系列问题，联想到新中国从1950年开始就在治理黄河，想必接下来的任务就应该是修建水利工程了。
“从历史上来看，黄河就一直难以治理啊，尤其是黄河下游，作为中原腹地，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千百年来，一直饱受着洪涝灾害的威胁，要说到这黄河为什么难治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泥沙的含量巨大，导致淤积严重，天长日久，就变成了‘悬河’，一旦雨水变大，自然会泛滥成灾嘛，历史上，从公元前602 年至1949 年的2500 多年间,黄河决溢了1590 余次,改道26 次，黄河流域的称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也是有原因的。”说到这里，小强喝了口茶，又抬起头看了看周总理：“总理，我看这资料里，关于在黄河流域兴修水利工程的提案是很好的，不过我们对于选址一定要慎之又慎，最好能参考那些来自后世的资料和选址，千万别再出现三门峡那样的情况了。”
周总理见到小强提到了三门峡，也无奈的点了点头：“是啊，三门峡，就是我们太迷信苏联人，所以才搞出来那么失败的一个水利枢纽啊。”
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下段的干流上，连接豫、晋两省。其右岸为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左岸为山西省平陆县三门乡。此处距离黄河入海口约1027千米。河中石岛屹立，将河流分成三股：鬼门河、神门河与人门河，故名“三门峡”。在三门下游400米处，又有石岛三座，其中一名砥柱石，挺立于黄河惊涛骇浪之中，“中流砥柱”由此而来。历史上，在1954年，中国邀请了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的水利工程专家来中国指导黄河流域治理，当时的苏联人没有深入了解情况，不清楚黄河沿岸水土流失的严重性，也不清楚黄河到底裹挟了多少泥沙，就按照经验，建议中国在三门峡修建水坝，规划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提交设计报告，将水位在350米的基础上提高到360米，库区淹没农田面积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但是这个规划并没有其他学科的专家参与，而参与制定计划的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的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在其他人提出“在这里修建水坝会导致周围被淹没”的意见时居然直接说：“这不是问题……任何一个水坝，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然而事实证明，无视实际情况而凭借经验鲁莽行事的结果都会非常糟糕，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而土地一旦盐碱化，可是会大量减产的！为此，1962年2月，水电部将原来的“蓄水拦沙”运用方式改为“滞洪排沙”，但由于泄水孔位置较高，泥沙仍有60%淤积在库内，但潼关高程并未降低。而下泄的泥沙由于水量少，淤积到下游河床，周恩来指出：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为此，8月20日～9月1日，水电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改建论证。1964年12月5日～18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最后终于达成一致，确定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5～8号四条原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解决泥沙淤积的燃眉之急。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
于是，三门峡就在随后开始了改建，枢纽的泄流规模增大了一倍，缓解了水库的严重淤积，但是仍有20%来沙淤在库内。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在淤积。尤其是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8.8米长的河槽全被淤塞，1968年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关中平原仍然受到严重威胁，这次改建，加大了枢纽低水位的泄洪能力，但是没有根本解决水库排沙的问题。
随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69年6月，由河南省革委会主持，在三门峡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同年12月17日，水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了《转告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的意见》。当月，三门峡枢纽第二次改建工程开工。经过方案细节的争论，1970年至1972年，相继打开溢流坝1～8号原施工导流底孔；将电站1～5号发电机组的进水口底槛高程由300米下卧至287米，改为低水头发电。1973年至1979年5台机组相继并网发电，这次改建，在打开导流底孔后，总算是解决了排沙问题，但泥沙磨蚀设备的问题则一直到90年代才解决，通过冲刷稍微降低了潼关高程两米左右，但是80、90年代黄河枯水又淤积回去了。
但是即使这样，也是指标不治本的，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陕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水位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可谓得不偿失。
为此，10月份，水利部组织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2004年2月4日，陕西省15名人大代表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3月5日，在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以彻底解决渭河水患。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疑惑，这三门峡问题这么多，那应该怎么解决呢？直接炸掉吗？当然不能——为了缓解三门峡的负面影响，中国于1994年在黄河中游豫、晋两省交界处建设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极大的缓解了沉积泥沙的问题，可使黄河下游河床20年内不淤积抬高。非汛期下泄清水挟沙入海以及人造峰冲淤，对下游河床有进一步减淤作用。同时，可为黄河下游控制灌溉面积约4000万亩，每年平均实灌面积1760万亩，年引水量80~100亿m3，由于黄河来水丰枯不匀，又缺乏足够的水量调节能力，灌溉用水保证率仅3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沿河工农业迅猛发展，城市供水需求急剧增长，山东利津至入海口河段几乎每年断流，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小浪底水利枢纽可减少下游断流的机率，平均每年可增加20亿m3的调节水量，满足下游灌溉与城市用水，提高灌溉保证率。除此之外，在发电方面，小浪底水利枢纽装机6台，每台30万kw，总装机容量180万kw，额定水头112m，是河南电网理想的调峰电站。
至此，小浪底已经将三门峡带来的负面问题压缩到了最低，也使得自1994年后，黄河的洪涝灾害大大减少，但是如果站在公正角度来说，三门峡虽然问题重重，但是三门峡的建成，却为中国培育了新一大批水利人才；而且之所以导致三门峡备受诟病，除了过于迷信苏联人之外，也是和当时技术积累不够有关，所以小强之前就提出来，关于建设水利工程的事情，一定要从后世吸收足够的经验，并且1956年这边做出来的计划还应该交给2017年那边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再出现三门峡这样的问题工程。
第919章 审判战犯（1）
在和总理商讨完关于治理黄河的事情后，小强想起来之前主席和他说的事情：“总理，日本战犯的事情怎么样了？”
周总理起身说：“最后一批战犯，在一周后就要被带回中国了。”
原来，从1951年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就要求美国方面配合，勒令日本交出逃脱了东京审判的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大川周明等人，而美国方面虽然对外宣称支持中国的行为，但是却并没有对日本真正施压，而彼时的日本也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交出这些战犯。
195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曾经致电毛主席：“法西斯日本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累累罪行是世人所共知的，其战犯理应得到应有的审判，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已经对绝大多数战犯进行了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但是在这次审判时，部分战犯已经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的同意下予以了释放，作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国，会坚定支持中国在国际上对于法西斯国家的一切正义的举动，尤其是对于中国在1951年10月再次提出的名单上的日本战犯，美国方面没有任何异议，我们也真诚的希望中国能够将这些战犯给予公正的审判，另外，所有在美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因为其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考虑到美国人民的情感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将一部刑期较轻的战犯提前释放，并分批次交予中国，但是运送的相关船舶需要中国方面自行提供。”
这通电话的意思很明显：“当年东京审判的时候，你们中国也在场，释放的那些人也是你们点头的，现在想翻旧账我也没意见，我们在国际上也会支持你，但是你自己去和日本谈吧，这事儿我帮不了太多，至于美国本土关押的战犯，把那些小鱼小虾交给你也是无所谓的，但是费用你自己承担！”
面对美国人这种故意搞事儿的做法，毛主席直接表态：“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那些战犯带回中国进行审判，我们不在乎谁，在这期间进行什么样的阻拦，我们的态度不会改变，我们的目的不会改变！”
是的，其实历史上，经过2年7个月的审判，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中的7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恒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判处绞刑，但是实际上，日本的战犯就这么点吗？当然不是！当时根据美国东亚历史学者赫伯特·比克斯所著的裕仁传记《真相》一书所说，在日本的战争嫌犯共分甲级、乙级和丙级（甲级战犯：犯有“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主要为掌握决策权力的军队或政府中高层。乙级战犯指犯有“战争罪行”，一般指控包括“下令、准许或容许虐待战俘或平民”或“故意或鲁莽疏忽责任，未有阻止暴行”。丙级战犯指犯有“违反人道罪行”，多指控实际执行杀害或虐待者。）共三个级别，他们包括受审的和没有受审的，总共892人。
但是在日本投降后，一共有118人被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但是最终只有28人受审，期间有2人病死，另有一名战犯大川周明通过装疯卖傻没有被追责，最终是25人受审，7人死刑，16人终身监禁，2人有期徒刑，这看上去似乎是很“公正”的审判，但是事实上，除了那7个被绞死的人，他们后来都得到了释放，并没一个得到监禁。而这中间完全是美国在从中搞事儿！1948年12月23日，在军事法庭宣判后，盟军驻日总司令官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的19人，他们作为甲级战犯，居然直接跳过了流程，完全没有被法庭起诉，这19人中包括签署对美国宣战声明的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英机内阁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玉誊士夫等人！随后在1952年的《旧金山和约》生效时，盟国最高司令官又释放了所有甲级战犯！最无耻的是在5年后的1957年，本身就是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任日本首相后，笑嘻嘻的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开始拉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且允许美国在日本无限制地设置军事基地，当然，在安保条约签订后，岸信介就请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释放所有乙级丙级战犯，他们有的在巢鸭监狱，有的在同盟国的监管之下。而岸信介更是大言不惭的对艾森豪威尔说，虽然这些人犯过错，但是已经萌生悔意，并且他们的及早释放，有助于日本告别过去，向美国靠拢！
听听，这是多无耻的话！然而这对希望拉拢日本封锁中国的的美国而言，却是利大于弊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大笔一挥，这些战犯就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回到了日本，其中很多都成了后来的反华主力。
所以从1952年开始，新中国就开始不断和美国以及日本交涉，相对而言，美国方面要容易一些，1952年3月，美国交出了首批被“提前释放”的日本丙级战犯5人，而中国方面则是租用了苏联的轮船将这5人带回了中国，关押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1952年6月，美国又在“认真复核并且确认其罪行”后，“提前释放”了1名乙级战犯和3名丙级战犯，而中国方面依旧是租用了苏联的轮船将其带回，就这样，在美国这种故意拖泥带水的“释放”之下，直到1956年3月，美国才分15次共计交给中国11名乙级战犯和39名丙级战犯，而其他的日本战犯则以“考虑到其刑期过长以及美国和欧洲各个饱受法西斯践踏国家人民的情绪，暂时不方便交接”为由被继续扣在了美国。
而日本方面则更无耻，在中国向日本提出要求其交出以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大川周明为首的多名战犯，但是日本先是以他们已经经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为由，不同意交出，后来在中苏的交涉下，勉强同意在1952年10月1日之前依照中国方面提出的名单来交出战犯，但是随后又提出其中大部分战犯身患重病或是精神有问题，需要先在日本进行治疗为理由拖延到了1953年6月，之后便借口病人病情加重，不适宜交给中国；而在中国态度强硬的要求“即使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也必须交给中国”后，日本又借口大多数战犯因为已经释放回家，需要时间进行找寻工作，并且借口日本战后户籍档案丢失，而故意拖延时间，1954年1月，日本终于同意将战犯交给中国，但是和美国提出的理由一样，日本借口自己是战败国，经济不好，没有多余船舶运送战犯，要求中国派遣船舶来进行交接，并且日本同时表示，先期经由民国政府释放的部分战犯，因为户籍档案丢失，暂时无法找寻到，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这样，从1955年开始，日本直到1956年的4月，才将最后九名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其中，就包括了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大川周明三人。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在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出生，曾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0年12月毕业后，时年28岁的石井四郎决心成为一名陆军军医，为日本和天皇效劳，然而在日本陆军中，军医的最高军阶为中将，但是当时的石井四郎却声称：“我非晋升为大将不可。”，1933年秋，石井四郎派黑田大尉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修筑“兵营”。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了约100栋的配有火车专用线和飞机场的兵营。在这个营区中央就是监狱和人体实验的综合设施，1935年初夏，关东军又强占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并于1936年春动工，开始了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也就是犯下无数罪行的731部队，可以说，731部队就是石井四郎一手创造的！但是历史上，在1947年，他在被美国抓捕后，石井四郎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而美国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通知苏联军队：“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从此他们一直被美国包庇下来，在随后的1951年，石井四郎从东京抵达朝鲜，转年朝鲜战场上再度出现细菌武器，而石井四郎本人，在最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
第920章 审判战犯（2）
说完了石井四郎，我们再说说朝香宫鸠彦，比起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犯下的恶性更加残暴，朝香宫鸠彦是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以激进和支持皇道派军人著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朝香宫鸠彦于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军衔中将。12月7日朝香宫鸠彦赶到南京前线，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朝香宫鸠彦直接下达了屠杀的命令，这一命令在南京城破后迅即得到贯彻，并使大屠杀越演越烈。第16师团师长中岛今朝吾于南京陷落的当天，曾在日记中记下了该部执行这一命令的情况：“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在松井石根的默许下，朝香宫鸠彦又指使负责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的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以“城外的宿营地不足”和“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为由，修改了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外宿营的原命令，宣布城外的日军部队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部队犹如一群群饥肠辘辘、上紧发条的恶狼，在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上横冲直撞，至此大屠杀及各种暴行进一步扩大。
而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朝香宫鸠彦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借口“我对此事毫不知情”而逃脱了审判，加之当时的美国认为，要有效占领日本，必须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之心，故而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样一来，占领军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把皇族作为战犯嫌疑人逮捕起诉了。战后朝香宫鸠彦凭借他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属下的吉住良辅中将、鹰森孝大佐、饭沼守少将等人也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都活到了94岁才病死。真正因为南京大屠杀而被判死刑的只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以及实行“百人斩”的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五人，然而，这个时空下，尽管朝香宫鸠彦宣布脱离皇籍，并且隐居热海，并且还有日本政府“因为户籍丢失，故找不到此人”为借口，但是最终在中国方面提供的言之凿凿的资料和证据面前，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朝香宫鸠彦的确就在热海，并且同意交出此人。
而此次交给中国的三个甲级战犯中的最后一人大川周明更是被称之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他在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后选择攻读印度哲学。在此期间，他受到了英国人柯顿所著《新印度》的启发，遂潜心研究英国的殖民历史和政策，并从中体验到了统治和压迫的快乐，开始信奉弱肉强食的法西斯哲学，并且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认为在这“共荣圈”里的国家必须听命于日本，这样才能够避免“紊乱”；从此以后他不断的在日本进行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鼓吹战争和侵略，1930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激化极为严重，军部极右分子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搞出了 “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这两次“暴动”，大川周明都直接参与，并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31年，已法西斯化的日本军部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三省。而为此次日本侵华做舆论准备的正是大川周明，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这个头衔授予他真是实至名归！然而，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一心想活命的大川周明开始了卖力的演出，他不时地裸露身体，喧哗叫嚷，随后法庭指定的医学专家鉴定他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放弃了对他的起诉，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散后第二天，他被盟军后，他的疯病竟然瞬间痊愈，从此逍遥法外！
但是这个时空下，他们再也逃不了了！就在小强和总理商讨黄河治理问题的一周后，在东京港，五艘悬挂着五星红旗的舰船正缓缓的停靠在港口。
这五艘舰船当中，有两艘军舰目前正在琉球省服役，一艘为053型护卫舰丹东号，一艘为中国自行生产建造的56型驱逐舰；而另外两艘军舰则是来自北海舰队的南平号护卫舰和吉安号护卫舰，这四艘军舰将执行这次行动的护航任务，而负责押送战犯的则是一艘由江南造船厂建造的7000吨民用客轮，为了防止战犯谈逃跑或是自残，这艘客轮已经临时改装了其中的几个舱室，并且由解放军24小时看守，以防万一。
而此时，几个看起来月末十四五岁的日本少年正蹬着自行车经过东京港，远远的看到了这五艘正在停靠的船舶时，其中一个剪着毛寸短发的男孩儿踩住了自行车，将身子直起来老高，目不转睛的朝着军舰的方向望去。
“太郎，干什么要急停啊！”身边的几个伙伴见状也停下了自行车，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回过头朝那个叫太郎的朋友嚷到：“我们要迟到啦！到时候山田老师会生气的！”
这个太郎没有理睬自己小伙伴的催促，只是抬起手指了指远处的那些军舰：“看！支那人的军舰！”
“哦，支那人的军舰啊……但是那又怎么样？”那个一脸雀斑的男孩儿朝后退了几步，然后顺着太郎的方向看了过去：“支那人的军舰和美国人的差不多嘛。”
太郎撇着嘴盯着中国的护卫舰看了半天，才终于又蹬上了自行车：“支那人的军舰，来日本做什么？”
“管他呢！”那个一脸雀斑的男孩儿显然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可能是来这里和美国人打仗的吧！”
“我看到有一艘特别大的客船！”另一个长着虎牙的男孩儿说：“你们说，会不会是支那人把我们的父亲送回来了？”
话音刚落，这几个少年几乎同时停下了刚蹬了没几下的自行车，齐刷刷的朝身后军舰的方向望过去，上午的阳光洒在军舰和客轮上，隐隐约约能看到上面走动的军人。
“我不去山田老师那里了！”那个一脸雀斑的男孩儿突然调转了自行车：“我要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
“我也不去了！”那个长着虎牙的男孩儿也紧跟着调转了车头：“中国的客轮来了！我的爸爸可能要回来了！”
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此时最先停靠在码头的丹东舰上的水兵都已经手持步枪站在了战斗位置上，而丹东舰的舰长吕长明和政委李坤鹏也站在船头，看着远处码头上刚刚停稳的一艘日本从美国租界来的作为接洽舰的炮艇。
看到那艘吨位刚过500的炮艇，吕长明嘴角轻蔑的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对那个一早登舰的日本接洽军官户田上尉说：“日本的海上保安队没有吨位更大的军舰了吗？”
户田上尉阴冷的从牙缝挤出来一句话：“你们的船的确很大，尤其是和美国人的船比起来。”
“哦，对不起，这个我倒是真不了解。”吕长明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在嘲讽中国海军的船小：“我们可看不到停在岸边的美国船，不过我们倒是也许能看到沉在海底的美国船。”
这句话明显就是在讥讽日本的美国驻军，听到这句话的户田上尉还想反驳什么，但是此时舷梯已经架设好了，于是他瞪了吕长明舰长一眼，气鼓鼓的走下了舷梯。
“老吕，你说你跟那日本鬼子斗个什么嘴啊！”政委李鲲鹏见日本人走远了，才开口说：“刚才驻守在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用无线电和我们打了招呼，还邀请我们去他们舰上做客。”
“哼，告诉他们，我们可没那工夫。”吕长明远眺着东京港：“你咋回复他们的。”
“我还能怎么回复，就是告诉他们，感谢他们的邀请，但是我们还有任务。”说着，李鲲鹏拿下了军帽，用手帕擦了擦上面的红星：“我总不能像你一样，上去就怼人家吧？再说了，现在咱们舰队里能听懂日本鬼子话的，也就咱们丹东舰了吧？咱能走吗？”
“听不懂也不能走啊。”吕长明说：“不把那帮日本战犯抓回国，我他娘的什么都不相干。”
而这个时候，随行的客轮也缓缓的靠在了码头，在放下舷梯后，中国的外交人员在随行的中国军人的陪同下走下了船，在码头和等候多时的美国以及日本的外交官礼节性的握了握手。
第921章 审判战犯（3）
在互相介绍之后，中国和日本方面的随行记者也都架设好了录像机和照相机，而中国的外交官宋之光则首先开口：“这次，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在侵华战争时期被屠杀的中国人民和其家属，以及所有中国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渴望和平的人民，前来接收日本的战争罪犯，这里是战争罪犯的名单，请日方进行确认！”
日方的代表林祐一是个个子稍矮的中年人，他略略扬起了头看了一眼宋之光，然后接过了这个名单，象征性的看了一下，然后合上了名单点了点头：“首先，我对于宋之光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日方会按照相关条例，将名单上的人员交给中方的。”
听到日本人这样说，宋之光打断了林祐一的话：“不是相关条例，而是《二战战败国条约》，另外，这是战犯名单，日方交给我们也不是普通人，而是战犯！”
其实长久以来，日本人就喜欢在这种文字上搞小动作，历史上，在中日建交的时候，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一开始双方聊得还是很好的，但是在晚宴的时候，田中角荣致欢迎词，然而在他致辞的过程中，他却在演讲稿中避重就轻：“过去几十年之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而见到田中角荣抱着这样的态度，周总理自然是十分的不满，立即提出了“田中角荣你‘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在周总理的强烈要求下，田中角荣急忙道歉，并同意更换用词。周总理这才同意继续谈判。
所以来到日本之前，周总理就反复叮嘱宋之光，一定要留意日本人的花招，尤其是这次的交接将会以照片和录像的方式留存下来，更是容不得一点马虎。
见到中国的外交官这么咄咄逼人，林祐一脸上的肌肉神经质一般的抖了抖，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好，日方会按照相关《二战战败国条约》，将战犯名单上的战犯交给中方的。”接着，他又和宋之光握了握手，然后侧过身，侧着伸出了一只手，做引导状，和宋之光一起走到了东京港的港务局。
见状，中国方面的武官以及押送的军人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而在军舰上的解放军官兵也紧张了起来——虽然大家都觉得，这种外交场合，正常的国家应该不会搞什么鬼，但是谁知道日本人会怎么干呢？当年不也是借口子虚乌有的士兵失踪而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吗？
于是除了在船舷两侧战斗位置就位的海军官兵之外，四艘军舰上的枪炮长也都在舰炮位置准备待命——虽然按照国际惯例，军舰为了表示没有进攻性，都会选择将炮口上扬或是不卸去炮衣，但是此时的中国军舰却并没有那么做，尤其是56型驱逐舰，更是一早就将舰身上的四座炮塔上的炮衣卸掉了，只差调转炮口对准东京港了。
而这个时候，留在码头的几个日本记者也开始把摄像机和照相机调转了方向，开始拍摄中国的军舰——可惜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照相机还是极为落伍的老式相机，在拍摄一张照片后，必须更换闪光灯泡，那个消瘦的日本记者刚拍下了丹东舰，就不得不俯下身子开始更换灯泡，而他的同事则还在不停的催促：“快！快！把那艘炮舰也拍下来！安藤，我们要多拍几张！这样近距离拍摄支那人军舰的机会可不多！我们一定要多拍摄一些细节！”
而那个消瘦的记者安藤则在心里抱怨着，你说的可真简单，要多拍摄几张，但是换灯头的苦差事不还是我在干？在好不容易换好了闪光灯泡后，他又端起笨重的相机，将镜头对准了56型驱逐舰，伴随着“噗嗤”一声，记者安藤又再一次俯下身子开始更换灯泡。
“看来，那些支那人手里的相机应该就是那个海鸥相机了吧？”安藤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儿，一边纳闷的自言自语：“果然，海鸥的相机真的如同传闻那样不需要更换闪光灯泡！而且居然可以连续不断的按下快门进行拍照！这真是太棒了，这帮支那人居然掌握了这种技术！”一边嘀咕着，安藤又瞥了一眼附近一个中国记者手里的相机。“如果我们报社也能搞来这样一台小巧相机就好了，现在我们用的相机太笨重了！”
半个小时后，那9名战犯在中国工作人员确认了身份后，每个人都被两名中国的军人押送着走出了东京港港务局，见到战犯被押了出来，港口的记者们又开始纷纷拿起了照相机开始拍照，而这个时候，大川周明又开始了他那套最熟练的玩法——装疯卖傻，只见他先是努力想要挣脱束缚，见无法挣脱开，就开始仰着头朝着天空用法语喊着：“我是无罪的！我是法国人，我是战胜国！”挣扎中，他的眼镜掉在了地上，但是他却毫不在意，依旧努力想要挣脱控制：“你们这些日本人，有什么权利审判一个法国人！你们这群战败国是打算复辟法西斯吗？”
早就知道大川周明会来这么一出的宋之光根本就丝毫不在意，只是对押送他的解放军说：“别担心，他是装疯呢！等到了船上，咱们的随行军医给他检查一下，就让他老实的闭上嘴！”
比起大川周明，731部队的缔造者石井四郎却平静很多——此时的他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一路上不停的在咳嗽，看起来也并不打算做徒劳的反抗了。
而站在一旁全程目睹了一切的林祐一在听到宋之光的话后，表情复杂的怪笑了一下，然后面无表情的目送着这九命战犯被押送上了那艘挂着中国国旗的客轮，便到了等候在港口的宋之光面前。
“谢谢你，林祐一先生。”宋之光很有外交礼节的和林祐一握了握手。
“彼此彼此。”林祐一在握手后礼节性的微微鞠了一个躬，然后目送着中国的外交官和武官，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一起登上客轮。
“我们就这样把那些军人们送去支那了吗？”见中国的军舰开始缓缓升起舷梯，林祐一身边的工作人员大久保忍不住小声的说：“那些支那人肯定会把他们枪毙的吧？”
“这样也算是为天皇陛下效忠了。”林祐一面无表情的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几年支那人就像是狂躁症患者一样，天天追着我们去讨要这些为日本效忠过的军人，而我们也没什么办法，谁让他们运气那么好，和美国人以及苏联人结盟了呢？如果不是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帮忙，现在日本又怎么会这么屈辱的交出这些军人？而且现在国际上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现在也一直在对我们施压，还有英国和法国，还有美国，也在敦促我们去修建战争纪念馆去纪念他们死去的军人……没有想到，大日本帝国最后居然会沦落至此。”
“是啊！”大久保也一脸伤感：“这个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最后胜利的会是支那人！那种劣等民族居然能胜利，这真是最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