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红圈，是第五航空队的绝对禁区吗？”埃弗勒斯问参谋。
“是远东空军所有飞机的禁区，”参谋回答，“但实际上并不绝对，第五航空队的F-86曾有2次逃脱过大导弹的追击。无法逃脱的是B-29，到目前为止B-29和RB-29共有八次进入防空导弹区域，没有一次逃脱。”
埃弗勒斯接过参谋的报告仔细阅读。“11月2日，一架F-86迷航进入防空导弹作战半径，躲过导弹攻击返回。……11月12日，两架F-86、1架B-29进入导弹作战半径，F-86有1架被击落，1架返回；B-29被击落。哦不错，超出了我的意料，一共有3架F-86向防空导弹发起挑战，其中两架获胜了。可为什么11月12日远东空军还要派出他们的B-29和我们的F-86进入防空导弹作战半径？”
参谋：“韦兰德将军要测试新的针对防空导弹的干扰机。”
埃弗勒斯：“所以测试失败了？”
参谋：“是的，将军。”
埃弗勒斯：“那这种新的干扰机究竟是怎么获准投产安装的？是基于何种理由或者情报来确定参数、进行设计的？”
参谋：“空军军械局依据10月电子侦察部队的侦测数据，改进了B-29上的干扰机。升级后的干扰机在冲绳进行了试飞和测试，效果良好。”
埃弗勒斯：“但用在朝鲜上空时，效果为零？”
……
埃弗勒斯又陷入了思考。昨天上任他先摸个底，回来思考了一个晚上，早上刚有点头绪把参谋唤进来，了解详细的作战记录后，他觉得自己一夜思考的成果又不管用了。
作为在陆军航空队/空军服役二十多年的老人，埃弗勒斯此前遇到的最大挑战是1942年底到43年初的瓜岛战役，那时候他掌管第11重轰炸机大队，和日本人玩刺激无比的互炸活动，最终美军的机场扛下来了，日本的机场崩溃了。——所以埃弗勒斯是个轰炸机起家的指挥官。
那么现在的朝鲜是个什么情况？如果第五航空队乃至美国的远东空军对地面上这些冒火的小导弹无能为力，那么第五航空队该干些什么？
“韦兰德将军曾提示过，他手里有一些新计划的资料，从远东空军那里要过来。”埃弗勒斯对参谋说。
“但这些新计划最早也要到1952年1月才可实施。”
埃弗勒斯：“五航空队现在无事可做。与其这样，不如我们提前熟悉一个多月后的作战计划，看看里面要让我们做什么。”
第194章，苏联同志前来参观
朝鲜战争爆发到现在，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已经是第三次来中国了。
第一次是1950年6月，路过中国，然后直奔朝鲜，带着一个军事顾问团帮朝鲜人民军制定攻略全朝鲜的作战计划。然后朝鲜人民军打了半场好球，在釜山防御圈栽了。
第二次是1951年3~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在北京吐槽中国的总参是一个勤杂事务管理部。
1951年还没过，什捷缅科在12月又来到了北京。
什捷缅科带着苏联参谋部代表团来北京的原因，一是想详细地搞清楚第五次战役的策划、实施、指挥过程和变化，二是搞清楚东豆川反击战，三是搞清楚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为什么会发那封信。
科切尔金是苏联来华军事顾问团的一员，在克拉索夫斯基和科托夫的领导下。科切尔金主要对口负责“调教”我军的总参谋部。1951年7月，东豆川反击战结束后，科切尔金用信件的形式给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发了一个长长的报告。里面是这样评价解-放-军总参谋部与志愿军的作战指挥的：
“中国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似乎一直没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指挥军事行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总参谋部也有作战部，但它只有10~12名军官（苏军总参作战部有多达60~70名军官工作），拼凑成一个意义不明的小组，日常的工作是为中国领导人起草文书。研究战争形势和制定方案不是中国的作战部的职能。”
“中国的总参谋部不承担辅佐领袖作战的职责，只满足于搜集和提供情报，然后将情报往毛、周及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那里递交了事，大概总参谋部认为毛自己清楚该怎么办。”
“在朝鲜的战争，中国的总参谋部承担的职责更少，大概他们也认为彭自己清楚该怎么办。所以，实际上能对彭德怀给予有效指示的只有毛一人。但毛认为不需要干预彭的计划，认为彭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中国总参谋部搜集和提供的被送往中南海的一个情报中心，据说这些情报也会被递送到朝鲜的彭手里。但至今为止，我未能进入中南海的这个情报中心。”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在军队领导人之中资历是比较浅的，由于中国人的含蓄，当总参谋部的指令可能损害其他老资历的领导人的面子时，聂不会强制要求推行。粟是副总参谋长，虽然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资历也比较浅，因此他的作用也不是决定性的。”
科切尔金的报告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现在中国的总参谋部“菜得抠脚”。这倒是和3~4月什捷缅科来北京的时候看到的中国总参谋部差不多。
但这也是让什捷缅科迷惑不解的地方。如果中国的总参谋部菜得抠脚，据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转述志愿军的参谋部也差不多那样，那中国的第五次战役是怎么打出来的？
“什捷缅科同志您好。”
“达瓦里希聂，您好。”
两国总参谋长会面，因为彼此都挺熟悉，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科切尔金同志带领的顾问团在过去的一年，与总参的同志相处得很愉快，对中国总参谋部的建设帮助很大。”聂帅说，“当然有些事情不能一蹴而就，军事体系的现代化需要一个过程，要用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渐到达我们的建设目标。而且，总参谋部的建设也是要与人民军队的建设同步，我们各军种和兵种走向正规化现代化，总参谋部的改革也无法超越这些现实的基础。”
对聂帅的这个说法，什捷缅科也表示同意。“今后，我们顾问团的人员要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为中国干部讲课和培训，这比起体制的调整更重要。体制调整和部门建设应在人员拥有专业的参谋素质之后，而不是之前。另外，如果战争的形势特别急需，派往中国总参的苏联顾问还应该离开北京，开会交流工作经验，以及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
聂帅：“我们会提供方便。……其实总参的苏联顾问本来就有权限离开北京到各地走动。”
就参谋部的建设和日常运转交谈了一会儿，什捷缅科也知道中国的总参谋部的现代化得慢慢来。所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朝鲜。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正在把几个军部署在朝鲜沿海地区，”什捷缅科说，“海岸防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现在是哪些部门在指导岸防工程？”
聂帅：“岸防部署由志司和朝鲜人民军最高指挥协调，这方面其实苏联派往朝鲜的军事顾问团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什捷缅科：“苏联目前在朝鲜的军事顾问团还缺少海岸防御方面的专业军官，苏军正准备增派一个新的小组，由苏联总参、工程兵司令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官组成，您觉得这个小组是应该派往朝鲜进行实地指挥，还是派往北京从全局上把控进度？”
聂帅：“还是派往朝鲜吧，距离战场更近，也更利于协调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同志。”
什捷缅科摇摇头：“达瓦里希聂，其实按照苏联红军的条令，这种顶层的工作小组应该在北京……不过如果中国的总参谋部还未达到直接下达军令的标准，那还是派往朝鲜工作吧。除此之外，我还有个请求，我上次访问北京的时候知道总参谋部在中南海有一个情报中心，科切尔金的汇报也提到了它。如果可能的话，我以及总参考察团想到那里实地考察。”
聂帅：“这我无法立即决定，这可能需要主席批准。”
……
北京战情中心。
为了迎接什捷缅科的考察团，参谋和工作人员花了半天重新布置房间，50中心与战情中心的通信线路被拔下，计算机内暂存的十几K电报在打印之后删除，打印出来的所有密电电报纸也通通藏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这里不只是情报中心，还兼具参谋部的职能，甚至能制定一些战役作战计划。”
什捷缅科在聂帅和粟峪的陪同下考察战情中心。原本科切尔金认为这里是一个情报转发地，什捷缅科知道得稍微多一些，既然中国总参放了两个（那时候徐帅也在）副总参谋长在战情中心，那么这里的功能应该不仅限于情报转发。
“这个地方，我、粟峪和向前同志一般会有一个人在这里。主席、总理会不定期来这里过问战况。如进行重大战役的准备和策划，那么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都会到齐。”聂帅简要介绍战情中心的架构，“除此之外，战情中心有4名参谋人员和若干工作人员。4名参谋分别负责指挥、控制、通信、情报业务。……就是这样。”
聂帅说到这里的时候脑子一闪，话里留了半句。
战情中心其实还有一个人，唐华。这些人的分工也是唐华用自己的方法分的，四名参谋加上他，分别负责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计算机。唐华就是最后那个“计算机”的负责人。
“通信代表总参通信部的战场通信电报，情报代表总参情报部的情报中心，”什捷缅科在琢磨这四个参谋的职责，“指挥和控制，哪一个代表总参谋部军令部，哪一个代表作战部呢？”
“总参谋部军令部和作战部直接对应的都是指挥业务的参谋，”聂帅说，“但也不全由他来完成工作，控制业务的参谋会分担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