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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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吴俊升驻足不肯向前，就是看到了革命军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在1000-500米这个距离内屠杀着北洋军二镇三协四标。这确实是一场屠杀，北洋军还没有学会卧倒避弹的技能，依旧按照操典上的要求奔跑着。以步枪对射为基础编制的操典注明，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应当加快前进，直接冲到敌军的面前，迫使敌军无法向你射击。
在数千次训练下，把操典印入骨髓的北洋将士，压制着自己的恐惧向前快速奔跑，想要尽快跑完最后的这几百米。不过人的体能还不及一匹马，连骑兵都无法突破马克沁重机枪组织起来的死亡之网，人又怎么能够打破这个奇迹。
当王占元这边反应过来，下令鸣金收兵的时候，第四标已经剩下不到1队人了，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就算北洋第二镇是北洋精锐中的精锐，也一样承受不了这样的伤亡，恐惧已经开始在军中蔓延了。事实上除了北洋军中的中高级军官外，底层官兵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哪怕北洋军的士兵们再怎么不关心时事，也能从街头巷尾的谈论中知道，革命党人起来闹事，一是因为朝廷出尔反尔要收回铁路卖给洋人；二是满人再一次欺骗了天下人，不禁没有立宪的意思，还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
虽然北洋军军纪严明，各级军官各有依附关系，也算是一只组织严密的近代军队了。但是既然袁世凯练兵的时候是存着练成私兵的念头，那么北洋军士兵对于满清朝廷的效忠之心就不会高。失去了对于满人朝廷的效忠，民族主义自然就会在他们之中生长出来。
只不过北洋军士兵大多为文盲，还没有形成国家民族的概念，所以并不能很快的对甲午战争以来的各项割地赔款条约产生共鸣，认为这些耻辱也是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他们还依旧抱着封建伦理的观念，认为给与衣食者就是父母。既然袁大人是北洋军的父母，自然大家就得听袁大人的命令。
不过这种传统的效忠之心，并不足以支持北洋军将士进行这样惨烈的激战。即便平日里再怎么把“吃袁大人的饭，就要为袁大人卖命”的口号挂在嘴边，也不等于可以驱使北洋将士这样去送死。更何况，北洋上下此时都没有确定，到底是要保朝廷，还是保袁大人复出。
要保朝廷，就应该倾尽全力去扑灭革命军点燃的革命之火，而不是拖拖拉拉的在路上浪费时间。要保袁大人复出，那么就不应该和革命军闷头就打，而是应当派人去说和一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战场上则应当互有默契。
北洋军高层的首鼠两端，实际上已经消磨了将士们的不少求战之心。和二十镇、三镇这些叛军的作战，虽然轻易获得了胜利，但也令不少北洋将士生起了骄娇之气，使得北洋军过于鄙视了革命党的战斗力。既然连二十镇、三镇这样的新军都不能打，那么组建没有多久的革命军显然更不可能强大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只训练有素，但却不知道为谁而战，且骄傲自满的军队，在四平郊外的村庄围攻战中受到这样的惨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特别是，革命军除了大炮、骑兵不及北洋军外，其他中、近距离武器的配置上，要比北洋军完善的多。而且革命军士兵从训练的第一天起，就被纳入了一个政治宣传的体系之中，他们总是比北洋军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走上战场的。
军官的素质上，革命军虽然不如北洋军，但是政治委员加上士兵委员会，已经说明革命军是按照现代军队的组织原则来建立的。这只军队中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山头主义，但像北洋军这样在军中完全依赖于士兵对军官的人身依附关系，低级军官对高级军官的私人效忠关系，在革命军中是被严厉禁止的且批评的。
因此在战斗过程中，革命军的军令能够贯彻到每一个士兵头上，而不会出现指挥者在发出作战命令时，还要考虑军中各派系的平衡，不能只让一派吃肉，另一派去啃骨头。所以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田亚斌能够立刻修正错误，从两翼部队抽调人员把受到损失的部队替换下来，在交战中进行调整防御。
但是当北洋二镇三协第四标退下之后，王占元根本组织不起第二次进攻。作为预备队的第五标，大多数军官都认为应当撤退脱离战场，等待后方的援助。面对部下们的争吵，王占元其实倒是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自己亲自带队进攻，才能压下军中后撤的意见。
只是，王占元虽然在北洋军中以悍勇著称，也不代表他愿意带着人去冲重机关枪的阵地，那不叫勇气，而是叫自杀。
萌生退意的王占元，在召回了冯德麟、张作霖、吴俊升等将领后，向他们咨询道：“乱党过于狡猾，在此地设置了陷阱埋伏我们，以至于我军小小受挫了一场。我们北洋军到底是客军，你们奉天巡防营才是本地的主人。接下来怎么打，还是得听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主意就都倒出来吧。”
冯德麟看了看身边保持沉默的张作霖和吴俊升，便咬了咬牙说道：“我们巡防营这次带出来的都是骑队，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坚战。让骑兵去进攻乱党已经修好工事的村子，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否则我部也不会有这样大的伤亡。下官以为不如让我部绕过村子，直接去扫荡乱党的后方，让其难以接应粮饷。我就不信没有了子弹，这些马克沁还能继续在战场上耀武扬威。”
张作霖和吴俊升连连点头附和冯德麟的提议，张作霖还跟着建议道：“眼下沈阳往北只有两条路最适合运输大宗军需，一是铁路；一是水路。我们还是应当请朝廷同日本人进行交涉，哪怕不给我们运兵，运些弹药军需总是可以的。否则用大车运输弹药军需，不仅费事还极为耗费时间。
另外，从沈阳到铁岭到郑家屯，正是辽河能够航运的河段。下官以为，我们应当派人夺回郑家屯，以防止乱党顺河而下，断了我们的后路。只要我部夺了郑家屯，四平的敌军就会陷入孤立，则大军再压上时，四平敌军就可被我军所围歼了。”
王占元看着自己桌上的地图半天后，方才顺水推舟的说道：“也好，我部就暂时撤到后方30里处的毛家店。张、吴两位统领去进攻西面的郑家屯，冯统领你和我去见见四平的日本人，看看能不能让你部驻扎于四平附近，然后去扫荡乱党的后方交通…”
北洋军和革命军在四平郊外的这一场激战，早就引起了四平镇内驻扎的日军的注意。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四平时，在四平街站前只有一条马路（三马路）的街基，并没有多少建筑，车站西南建有一二百米长的街市，路东只有一座水塔和几间货房。
不过到了19年，四平“满铁附属地”从南北一道街至南北五道街之间的建设用地，已经由“满铁”地方事务所分放完毕，四平街道里的街道、设施初具规模。城市人口已增至3005人，比19年增加了近4倍。
“满铁”不仅在四平设立了四平街地方事务所、警务派出所、宪兵分遣队，非法设置区级政权，还向“满铁附属地”的工商业、服务业征税讨捐。由于日本在东北强制实行领事裁判权，并以此为借口声称满清政府无权干预“满铁附属地”内的政事，故铁路附近的“满铁附属地”便都成了“国中之国”。
日本在四平驻有一个守备大队约五百人，当革命军十三团在四平郊外的村子修筑工事时，日方还在请求公主岭上级的指示。等到北洋军开始进攻革命军的据点时，这一守备大队才发现双方都装备有能够威胁到自己的重武器。
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还是从公主岭发来的上级指示，四平的日军守备大队都对革命军表现出了敌意。在十三团打退了北洋军之后，便接到了从四平街道送来的日方通知，要求革命军遵照《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附约》第三款之约定，撤离到铁路以外之十二公里。
田亚斌还是从日本来使口中了解了这项附约第三款的内容。他立刻对日本派出的使者说道：“第三款说的是，日本军队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扰害闾阎，中国地方官亦得以派相当兵队前往剿捕，但不得进距日本驻兵界限二十华里以内。
首先这是距离日本驻兵的距离而不是以铁路为基准的距离；其次日本是否具有在四平的驻兵权我尚未得到革命委员的指示；最后革命委员会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满清政府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我无权向贵方承认该条约。
如果贵方有任何疑问，可直接向革命委员会办理交涉。我军现在并没有破坏铁路之意图，也无向贵方进攻之意图，因此贵方无权对我军的作战部署做出干涉。还有，为了避免双方的冲突，我建议贵方的武装人员远离战场3公里之外，否则我军将不能保证贵方武装人员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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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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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平日本守备队的办公室内，谦泳国太郎听完守备队派出使者带回的革命军答复。他的反应和办公室内其他日本军人的反应并无区别，都认为革命军实在是太过无礼，似乎有否定满清和日本签署的各项条约的意思。
“我们应当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些支那人，让他们知道帝国陆军是以什么理由驻扎在这里的。”
“宫田中尉说的是，这些支那人太过忘恩负义了，要不是帝国牺牲了8万皇军勇士，他们早就失去整个满洲地区了。帝国帮助他们夺回了南满，只保留了俄国人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他们现在居然想不认账吗？真是混账啊…”
“要我说，当初我们压根就不该把南满还给支那，这是帝国从俄国那里夺来的战利品，支那人有什么资格向我们讨要？”
“谦泳少佐，陆军难道还没有出兵的计划吗？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把革命党人和满清政府的力量，统统从南满赶出去，把这里变为真正的皇国领地，就如台湾一样…”
办公室内的日本军官群情汹涌，大有立刻出兵向革命军进攻的架势。这些日本军官大多在20-30岁左右，大多数人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入伍的。满铁的独立守备队，原先是用在乡军人组成的。
不过在日韩合并之后，关东都督和朝鲜总督认为，今后帝国的开拓重心应当从朝鲜转移到满洲，毕竟这里可是山县元帅所言的日本利益线。于是从年初开始，满铁独立守备队的军官开始更换为现役军官，以增强独立守备队的战斗力。
这些年轻的日本军官，对于自己没赶上日俄战争获得功勋都感到甚为遗憾。因此平日里讨论对外战争时，态度极为积极。当然，他们的假想敌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俄国，另一个就是满清。
把俄国设为日本的敌人，是因为日本从俄国手中抢到了南满，日本人并不相信这个北方的邻居会放弃报复，因此不能不预先准备。而把满清设为日本的敌人，并不是这个邻国有威胁日本的能力，而是想要从这个拥有广阔领土的邻国身上夺取几块土地来供养日本。
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春的日本满铁守备队敢毫无顾忌的对革命军进行射击，因为这些日本军人觉得，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就是日本吞并中国之战的开始。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有什么还手的能力。
只是谦泳国太郎虽然是一个主张积极侵略中国的军人，但是他还没有被自己的欲望冲昏头脑。以四平独立守备大队的武力，并不能让西郊的革命军做出让步。
他之前观察过革命军和北洋军的交锋，自然知道以独立守备大队500余人的武力，即便加上两挺式重机枪，也一样没办法让装备了大量重机枪和迫击炮的革命军让出自己的阵地，除非对方的首领足够软弱。
不过这个指望已经被日方使者带回的革命军回话给破灭了。谦泳国太郎因此拍了拍手掌让军官们安静了下来，接着说道：“诸位，安静。我们现在没必要这么着急和这些革命党人动手。
虽然帝国军人并不害怕战争，但是现在支那人内部正在交战，我们完全可以先让支那人自己先内斗下去，直到双方精疲力尽时再出手也不迟。
革命党人既然拒绝了帝国的善意，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同满清的管员进行联系，帮助满清把军队和物资运过来。我想有了足够的军队和物资，满清的军队还是能够消灭革命军的。”
而且明日大岛都督将要路过四平前往公主岭，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希望都督出什么意外。我看我们还是再次向交战双方派出使者，要求他们21日全天都不许在铁路沿线发生战斗，否则我国将会进行军事介入…”
年轻的军官们虽然并不满足谦泳少佐的建议，认为他的主张实在是有些软弱了。不过他们还是服从了对方，毕竟对方来四平可是代表着内阁的意思，而内阁又代表着天皇的意志。让这些年轻军官去挑战自己的上司和内阁，也许他们并不在意；但要是让他们去挑战天皇，那么他们又确实是不敢的。
明治维新以来，内阁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同天皇意见一致的，这不仅没有让日本内阁走向政党政治，反而加强了天皇的地位。这几十年来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封建国家，迅速转变为东亚首个进入到工业化轨道的资本主义皇国，明治天皇在日本民众心里，已经近乎于半神化了。
谦泳国太郎随后就将四平郊外发生的这场战斗和交涉过程，发给了公主岭守备司令部和长春日领事馆。正在同革命委员会代表进行交涉长春枪击案的木部领事，顿时向革命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黄宗方、李鸿谟提出了抗议，认为革命军在四平铁路沿线20里内修筑工事违背了条约，要求两人做出明确的答复，革命委员会究竟是否承认满清同日本签订的各项条约。
李鸿谟试图淡化四平事件对于双方关系的影响，认为该事件可以另外单独立案处理。不过黄宗方已经断然回道：“满清政府和日本所签订的条约，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一进行审核，不可能毫无条件的全盘承认。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革命委员会和满清政府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又何必起来革朝廷的命？”
木部守一盯着黄宗方看了数秒，方才铁青的脸说道：“如果贵方对于满清所签订的国际条约是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么我认为双方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帝国将保留为维护国际条约体系而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力，破坏中日关系的责任将由贵方所承担，黄代表，你真的担待的起这个责任吗？”
李鸿谟立刻打着圆场说道：“木部领事，有话好商量，黄代表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黄宗方却打断了同伴的话说道：“木部领事假如以武力相威胁，迫使革命委员会承认你们从满清那里所窃取的非法条约的话，那么革命委员会只有奉陪到底。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是向中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向日本政府负责。”
木部守一顿时站了起来，对着黄宗方、李鸿谟微微颔首后说道：“既然革命委员会是这个态度，那么我认为这场谈判已经难以延续下去了。我建议暂时中断谈判，然后大家都回去请示上级吧。事情到了这一步，就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了。”
木部守一说完就带着属官转身离开了房间，李鸿谟心中大为不满的向黄宗方抱怨道：“黄代表，你有必要激怒木部领事吗？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再招来日本人介入，对于革命委员会有什么好处？”
黄宗方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些日子里，日本人的气你还没有受够啊？这哪是什么谈判，完全是老子教训儿子。老子就是回部队去和日本人干上一仗，也不能再忍下去了。”
李鸿谟哑然无语，好半天才苦笑着说道：“甲午之后，列强都知道中国好欺负，这办理外交可不就是受气来的么。我们受点气没什么，能够维护住国家的权益才是最最要紧的。”
黄宗方撇了他一眼说道：“这日本人哪是说的通的，纯粹是饿死鬼投胎，给他们咬上一口就休想让他们放开。之前的枪击案一口咬定是我们违规穿越铁路在先，非要惩办开枪者，还要我们在报纸上给他们赔礼道歉。这东北的红胡子我见过不少，这么强词夺理的日本强盗，我算是开了眼了。
还是吴主席说的好，跟日本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你不把他打趴下了，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客气。四平这个地方，我们是坚决不能撤兵的，一撤吉林南大门就等于是被打开了。把半个吉林让出去，吴主席非毙了我不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来的迟早要来，日本人真要打，我们再怎么陪小心都没用。”
李鸿谟满腹话语不知该向谁说，黄宗方想不受日本人的气，难道他李鸿谟就想？老实说，李鸿谟其实并不是很想替革命委员会出力，不过是因为宋小濂劝说他才出任了现在这个职位。既然已经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任命，李鸿谟自然就想着尽可能在外交上保护国家利益，免得让革命委员会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外国的援助。
当然，他也知道，革命委员会现在搞出的场面，没有外国人支持是不可能的。只是他希望对方至少也别贱卖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有些出乎了他的预料，在外交上面革命委员会似乎太过自我中心主义了些，完全没有给别人留下缓冲的余地。
黄宗方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抑郁，不免笑了笑说道：“不用担心，谈判中止这件事我会自己向吴主席报告的，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现在在长春有8个团的驻军，日本在长春最多不过2000武装人员，他们闹不出什么花样的。这些日本人就是在诈我们，只要我们软弱一点，他们就能把我们连皮带骨都吞下去。事到如今，就看谁撑住了这口气先…”
李鸿谟对于黄宗方的话并不怎么入心，他离开会议室后便去给宋小濂写了封长信，让人连夜带去了哈尔滨。
而四平这边，从王占元那里讨来了攻打郑家屯任务的张作霖和吴俊升，当日下午就带着队伍和王占元的部队分手了。只是两人带着队伍向西跑了十多里地后，张作霖突然指挥着队伍折向了西南。吴俊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向着张作霖问道：“老疙瘩，你这是指错路了吧？这样走，我们岂不是要绕个大圈子？”
张作霖头也不回的对他说道：“就我们这1000多号人跑去郑家屯，光二十镇的叛军都能把我们给淹死了，如果再加上那些乱党，我们兄弟岂不是要挂在那里了。”
吴俊升沉默了一会后问道：“那我们这是去哪？”
张作霖用马鞭指了指西南方向道：“去查日苏附近，那里靠近辽河航道，有粮食又有马匪。我们先去那里落脚，一边招募人手，一边派人打听郑家屯的情况。要是郑家屯守卫空虚，我们就打过去；要是守备严密，我们也算是卡住了郑家屯革命军南下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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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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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上午10时，公主岭铁道守备队司令高山公通少将带着公主岭的日方军政要员，在车站接到了北上巡视的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和第五师团师团长大谷喜久中将一行人。
本次沿铁路线北上巡视乃是关东都督府为了向清政府和北满革命军展示日本帝国的武威，是以大岛都督不仅带上了大谷喜久中将，还带上了一个日军步兵联队和一个野炮兵大队。这样一来，随着大岛义昌的到来，公主岭差不多就集结了半个师团的力量。
这让对北满革命军不断南下感到焦虑的高山公通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他并不大相信北满的革命军敢于冒着破坏国际条约的罪名向铁路守备队进攻，这可是在挑战万国公法，义和团是怎么覆灭的，中国人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了。
不过随着革命军占领长春之后，长春的报纸就开始刊登日本附属地内的军警在南满地区犯下的种种罪行，以长春为中心爆发的中国社会舆论，就开始不断的诋毁日本军警在南满不仅没有尽到维护铁路沿线治安的责任，反而成为了铁路沿线日人犯罪分子的庇护伞，实为南满社会治安最大之毒瘤。
中国报刊上登出的每一桩事件都有着明确的日人姓名和中国受害者名字，和详细的地址、时间。有些案件根本就是直抄的地方政府上呈满清外交部的公文，日本领事馆想要否认都做不到。
高山公通少将也承认，某些日本人的行为如果在国内的话，也是要被枪毙的。但是这里毕竟不是国内，是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虽然还没有和满清政府签下一份正式的条约，但是日本上下都不认为自己牺牲了八万人换来的南满洲还会是中国的领土。
虽然大多数日本人并不理解什么是殖民地，但是他们对于殖民地掠夺的行为和手段却丝毫不逊色于老牌帝国主义。日本国内商人、浪人中最为恶劣的一群人员，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满洲的先锋。这些人来满洲就是为了来发财的，而他们来到满洲时大多只携带着极少的资本，甚至有些浪人只凑到了一张船票钱，就带着发横财的愿望踏上了满洲的土地。
这些人假使不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又凭什么在满洲立足呢？更何况，就算是日本政府在兴建满铁和购置附属地用地的时候，也一样采用了强买强占和欺骗的一切手段。毕竟日本所号称的日俄战争胜利，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款，还让日本欠下了巨额的外债，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给他们眼中的殖民地百姓以公平贸易。
为了确保日本势力在南满洲的快速扩张，满铁和关东都督府都有意纵容了日本移民的非法行为，并给予了保护。虽然这造成了中国平民和日本移民之间的大量冲突，但是因为有着日方武装力量的撑腰和满清中央政府的保护，使得每一次冲突都是以中国这方退让而告终。
正因为做了坏事不用受到惩罚，所以日本居留民在满洲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就连一些跑来满洲做正经生意的日本商人也开始逐渐劣化了起来。不过已经习惯了中国一方退让的日本人，还是采取了发生一件掩盖一件的旧习惯，反正中国人闹上一阵之后就会忘记了，没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是不可能长久的和日本对抗下去的。
但是现在，中国报刊上突然把一桩桩旧案翻了出来，而且还加上了许多情节，使得案件不再是一个个人名和干巴巴的数据，变成了好像是发生在左邻右舍身上的故事。这种煽动情感的文章和集中性的报道，使得北满地区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特别是长春以南地区生活在南满铁路旁的中国民众，更是对此感同身受。
于是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地的中小学生陆续发起了抗议日本军警暴行的游行，特别是长春的游行队伍，还向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递交了要求日方撤离铁路沿线的军队和警察，停止在中国领土上实施非法的行政行为。
社会舆论上的批评，游行示威抗议，虽然并不能动摇日本政府对于南满铁路和关东州租借地的控制权，但是这一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风潮，却掀起了东北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正在塑造他们的国家观念。
在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之后，东北遭受到的帝国主义入侵并不比长江以南地区好多少，只不过东北地区的人口较少，所以冲突事件才比南方少的多。但是随着满清政府放开关禁，大量迁移关内百姓去东北之后，东北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才渐渐高涨了起来。
义和团运动更是第一次发动起了东北民众反击俄国侵略者，虽然因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导致了关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但是却促进了整个东三省民众的团结。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前很好的利用了中国民众的这种自发反帝国主义情绪，发起了东北的拒俄运动，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东北民众的支持。
但是当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把日本作为标靶时，日本在满洲的领事馆也好，还是满铁会社也好，都是感到又惊又怒的。因为此种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令日本商业和移民开始遭受中国社会的孤立。
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经营南满，不仅重新建设了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还对大连港进行了扩大改造。除此之外，日本商社对于满洲粮食及大豆商品的需求，对于满洲煤、铁矿等资源的垂涎，使得日本正积极的开拓对南满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虽然日本凭借军事力量和控制了南满铁路这一南满交通命脉，在南满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是和中国民众控制的南满经济相比，日本商人其实只能在城市里做一做中间商。没有中国商人的帮助，日本商人既无法把日本的工业品推销给中国人，也无法把满洲土地上的粮食和大豆快速而低廉的聚集起来运回国内去。
因此，对于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反日行动，日本驻长春、驻吉林、驻哈尔滨、驻齐齐哈尔等地的领事是不停的提出抗议的。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不是好拿捏的满清政府，在统一的外交口径下，日本方面的抗议如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连个回声都没能听到。
相反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外交委员趁着这个机会，反而提出要停止日本附属地内非法的行政权、警察权和税收权，并对中日之间过去签订的条约进行重新检讨。这也是长春日本领事中止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外交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方看来，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显然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这种依靠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来要挟外国政府作出让步的行为，日本人从前也没有少干，他们自然不会接受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耍弄这一套把戏。只是日本方还没有考虑清楚，他们究竟要在这场革命中支持谁，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指示浪人和日本居留民做出反击。
不过随着新外相内田的上台，内阁的对华政策似乎越来越清晰，也就使得日本在满洲的几位首脑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大岛义昌下了火车和迎接自己的公主岭军政要员在站台上闲聊了几句之后，就坐上了铁道守备队司令高山公通少将给他准备的马车，前往了公主岭守备队司令部。
大岛义昌带着都督府出行的要员，要求高山公通少将和从长春赶来的木部领事，给他们做一个详细一些的，关于北满革命委员会的汇报，特别是最近两天革命委员会的动向。
木部领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些日子同革命委员会代表的接触，和关于革命军穿越长春铁路的射击事件交涉，还有最近长春爆发的反日舆论和民众游行等事件，之后他总结道。
“…根据这些日子的观察，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并不仅仅是一个革命武装力量的指挥机构，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的联合，而是一个建立在反满清政府基础上的领导革命的集中权力机关。
革命委员会中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从信仰俄国过激主义者到满清投诚的官吏都有，但是其领导核心还是一个名为共和党的政党。该政党虽然吸收了不少前同盟会员，但却还是以欧洲留学生及军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主要骨干。
过去一盘散沙的同盟会员，在加入了共和党之后，普遍有了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开始同我国的革命同情者保持了距离。他们对于中日合作对抗欧美族裔的亚细亚主义并不反对，但是却不认同应该牺牲中国来造就日本一国的主张，且对我国在中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失望，认为日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主张，无非是独霸中国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