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前主席大臣斯托雷平并不打算支持陆军的庞大计划，就在今年年初时陆军大臣还和财政大臣发生了争执，导致陆军大臣主动公开了陆军的扩建计划，试图通过社会舆论来压制财政大臣的反对。现在这场争论虽然还没有得出结果，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俄国陆军并没有做好一场大战的准备。
而俄国在日俄战争之后就把远东的力量大幅度的抽调去了中亚和近东地区，使得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武力也只有10万上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东铁路沿线，是四个主要的驻军地区，每处也就在2万人左右，加上零星的边防部队，远东地区的俄军应该在10-12万人左右。
而军队人数的不足还只是一个方面，感谢我们的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先生，为了逼迫财政部拨款，他还主动透露了俄军的装备处于一个匮乏且落后的状态。
除了了工程器材之外，军队没有什么不缺乏的。应当被更换下来的旧步枪和被淘汰的旧弹药，陆军连一半都没有替换掉。轻型炮的数量只达到了最低要求，日俄战争之后研制出来的迫击炮才刚刚开始装备部队，新型重炮完全没有，1833年的老式大炮要到1112年底才能完全退役，要塞炮的换装则更在其后，攻城重炮才刚刚进入图纸设计阶段，至于机枪、炮弹和炮用瞄准器距离军队的要求数量更是远远不足。
根据以上这些情报，俄国陆军当前根本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斯托雷平生前死活不同意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战争，拿着黄俄罗斯计划分裂俄国军方，却又死死的按住了我，不许我真的实施北满的革命计划。
不过幸运的是，斯托雷平居然出了意外，彼得堡暂时失去了对于远东的控制力，于是我的冒险成功了。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革命之后的国民革命军通过和日本的冲突获得了中国人的支持，也令这支军队凝聚了民族意识。
于是，不管是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霍尔瓦特先生，还是阿穆尔沿岸区的总督关达基阁下，他们都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光凭远东分散的俄国军队，显然是难以压制住国民革命军的。更何况我还得到了伯爵陛下的帮助，令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出兵消灭国民革命军的理由。
不管是关达基总督还是霍尔瓦特先生都是聪明人，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压制住革命委员会之后，只要我不去主动挑战俄国在北满的特殊地位，他们绝不会来捅破这个帝国在远东的脓包，最终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赔进去的。
因此他们现在就是期待着我们同日本人打生打死，最好能够来个两败俱伤，然后引动帝国的政策转向东方，那么等帝国的力量抵达远东之后，自然就能把革命委员会这个祸害和令人厌烦的日本人一起抹掉，最终完成真正的黄俄罗斯计划了。
但是犹太人和中国人不同，你们没有家园在身后，在俄罗斯又不占据人口数量的优势。本就占据了经济强势的犹太民族，如果还想掌握一只自己的武力，只会刺激俄国人迫不及待的消灭你们。
至于你所说的俄国军官对我的效忠，他们效忠的是沙皇给我的权力而不是效忠我本人。如果沙皇剥夺了我身上的权力，那么这些俄国军官很快就会成为我的敌人。所以我还是认为，犹太人现在并不适合组建一支单独的军队。”
康斯坦丁听完了吴川的解释之后，终于没有再向对方强求，只是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就显得兴致不怎么高了。两人谈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谢尔盖上校也跑了过来。于是三人便坐在一起用了午餐，吴川顺便就谈起了电讯公司的问题。
谢尔盖虽然觉得电讯公司前途不错，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商人，听到康斯坦丁提出以现金和军工厂的股份交换电讯公司的股权时，他正想一口答应下来，却在桌子下挨了一脚，他立刻改口说道：“交换股权倒是没问题，不过具体的交换比例，我还要同电讯公司的经理商议一下，这是我母亲帮我找来的专业人士。我投资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资助，不能不和他商议一下再作出决定。”
康斯坦丁并没有怀疑谢尔盖上校的说法，转而向着吴川说道：“那么我今天的事情大多已经说完了，趁着上校也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该聊一下你的那个计划了？”
吴川想了想说道：“这个计划最要紧的部分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前线的战场上。如果前线的战场挡不住日本人的话，那么这个计划就毫无用武之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上几日，看一看前线的作战结果再说。另外，我还需要观察一下那位从彼得堡来的新朋友，究竟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如果他能够加入计划的，我们就会少了许多麻烦。”
康斯坦丁放下了刀叉，拿着餐巾擦了擦嘴后说道：“听过了您上次提起的初步设想后，伯爵阁下就授权给我，让我积极的配合您。哪怕这一次失败了也没什么，重要的是验证一下您的想法到底行不行的通。这个计划对于您来说不过是个设想，但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银行业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法察觉的炸弹，我们不能不去了解其中运作的方式。”
吴川对此只是微笑以对，并没有多加解释。不过他心里倒是明白，对方的判断并没有出错。午餐结束之后，吴川同两人告别，然后便备车离开了住所。在马车上，他不免考虑到，自己的住所似乎今后不大适合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们开会的场所了，因为前来打搅自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可不希望把党的执行委员们都暴露在外人面前，现在可不是这样的时候。
走过了一个街区之后，马车很快就拐进了左手的横街，然后在街口进去的第三家院门前停留了下来，这里就是共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了。吴川走下马车，从打开的小门走进了白雪皑皑的庭院，穿过了冰雪覆盖的林中小道，便看到了一座黄色小楼。
当吴川抵达时，在哈尔滨的执行委员都已经到了，于是众人很快就聚集到了一楼的大客厅内，围着温暖的壁炉开起了会议。
主持会议的吴川首先对自己此次南下的经过向各位委员做了一次详细的汇报，然后向众人总结道：“…从我巡察的这几日看来，前线军队的士气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大多数士兵都知道，只有把日本人赶下海去，我们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
军官们的热情也很高，除了一小部分年纪较大的军官外，大多数人虽然知道日本强而我弱，但还是下定了决心要豁出性命保卫国家和民族，不给日本人再在我们的国土上实施第二次旅顺大屠杀的机会。
至于战区内和长春地区的居民，虽然大多数是支持革命委员会的，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打着安民的旗帜，想要在日本和我们之间搞中立。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和日本人开战是我们革命委员会的事，和他们这些民众并无关系，既然革命委员会打着保卫民众的旗帜，就不该把他们牵连进战争中去，最后让日本人找到借口祸害了无辜…”
捷尔任斯基听后，不由蔑视的说道：“真是可笑的想法，狼进了羊圈哪有不吃羊的。传播这种荒谬言论的人，就是在为敌人做宣传，瓦解群众的战斗意志。应该把他们抓起来送入集中营，让他们好好的接受一下无产阶级的专政教育。”
斯维尔德洛夫也是点了点头赞成道：“我赞成费利克斯同志的意见，不对这样的消极分子进行教育，革命是难以取得胜利的…”
看着几位执行委员纷纷出声附和，吴川点了点头说道：“我赞成大家的看法，是该教育一下群众中的消极分子了，当然和这些群众中的消极分子相比，我们党内和革命委员会中的消极分子才更为可怕。我建议革命卫队和内务委员会联合建立一个机构，先处理党内和革命委员会中的消极分子，之后再对群众进行教育，如果我们自己的同志都在散布消极言论，那就不能怪群众跟着…”
第408章
虽然吴川提出的意见得到了执行委员们的一致认同，不过斯维尔德洛夫的心里却隐隐觉得这场面似有相识。不过接下来就轮到他向各位委员们汇报自己的工作了，因此他就把心中的这点疑惑暂且丢在了一边。
斯维尔德洛夫负担的是党内的日常事务和组织工作，应该来说这工作既繁琐又不出彩，相当于是党内各部门的大管家。在这样的大革命时代，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干这样隐藏于幕后的工作的。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却依旧完成的相当出色，他不仅整合了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力量，还平衡了欧俄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和远东本地的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矛盾，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分歧，共和党内的俄国党员和中国党员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吴川虽然提出了共和党这个概念，但是真正把这个党建立起来的却是斯维尔德洛夫。即便是党内的左派激进分子和右倾民族主义分子，对于斯维尔德洛夫也是相当敬重的。吴川虽然拥有着诸多建立组织的理论，但真正理解什么是党的建设，还是从斯维尔德洛夫身上学习过来的。
不过除了吴川之外，诸位委员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手上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斯维尔德洛夫工作的结果。因此斯维尔德洛夫在党的会议上做的报告也变得越来简短，不过他倒是按照吴川的要求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文字文本，发给各位委员以做工作上的参考和指导。
毕竟各位委员手中的工作和斯维尔德洛夫手中的工作是相互联系的，但是他们又只关心涉及到自己那部分的工作内容。比起在会上听斯维尔德洛夫对各部门工作的详细点评，他们倒是更愿意带一份文件回去自己查阅。
当斯维尔德洛夫结束了汇报之后，接下来便是各位委员的汇报。这些委员的工作方向都是党的会议所决定下来的，因此大部分委员的汇报内容都在吴川的预料之中，除了某些调查工作。
比如监管军工生产的委员提出，“我们现在在扎赉诺尔、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地都设有军工厂，既生产德制装备也生产俄制装备，这些军工厂既有在德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建立的，也有我们自己抽调技师、技工自行建设起来的。
虽然这些军工厂证明了革命委员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建设能力，但是从目前的军工厂运行状况来看，还是存在着许多不足的。
首先，我们的军工厂只要有能力的，都想生产德制装备，因为德制武器和弹药是我军的主要装备武器，所以生产德制装备都能获得更高的生产补助，而且生产德制装备的原料几乎都是加工好了的原材料，在生产上反而更容易一些。
但是，这些原材料是拿来和德国的军工生产线配套的，只有在那些生产线上这些原材料才能最大的程度的被利用起来。如果我们用自己拼凑起来的老式机器去生产，虽然也能生产出武器弹药来，但是材料的浪费程度起码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武器弹药的质量也远不及德制生产线生产的。
最让人担忧的是，这些德制生产线只认我们从德国采购回来的钢材，我们自己生产的和从俄国进口的钢材几乎都不能用。虽然我们现在手头还拥有着大批的原材料，但是在这样不加限制的向各军工厂进行供应的话，很快就会出现先进的德制生产线停工，而落后的机器反而还能维持生产的状况了…”
吴川停下了记录，向着对方询问道：“那么方委员，你对于这个现象有什么建议吗？”
方兆国看了一眼手中的笔记本后说道：“我认为首先应当对各军工厂的任务进行重新调整，取消那些浪费材料较大的工厂对于德制装备的生产，以确保最有效率的工厂能够优先获得原材料的供应。
其次，我们应当压缩冲锋枪的生产，提高俄制莫辛-纳甘步枪的生产。这款俄国步枪易于生产，使用也是简单可靠，在战斗中不需要太多的维护，生产成本也不高。最重要的是，它对于弹药的生产压力不大，为冲锋枪生产的子弹现在已经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也对后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当前敌我战线相对稳固的状况下，我觉得提高后备部队的武装才是最为优先的。给一名冲锋枪手生产的子弹，足以供应十名步枪手了…”
在一番讨论之后，大多数委员接受了方兆国的意见，毕竟当前革命军的近距离火力射击密度已经远远高于了日军，接下来扩大军队编制要比提高近战火力重要的多。
吴川于是也总结道：“军工生产上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后勤上出现的问题，技术人员的短缺和物资的不足已经开始制约了我们的生产规模和后勤供应能力。
为此我要提醒相关委员，军队后勤的运作模式和民间的工商企业活动是类似的，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样是后勤部门的重要目标。当前党的工作重心就在军事工作上，没有了军事上的胜利，党的事业就要失败。
而党在军事工作上又有两个重点，政治教育和后勤管理，前者是确保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后者是保证军队能够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我之前已经强调了多次，今次就暂且不提了，我们还是谈一谈后勤管理上的工作。
我以为，军队的后勤管理，就是动员起一切社会资源，以军事作战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不仅要为军队输送合格的兵员，还要为军队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资。不仅仅是武器弹药，也要包括吃穿用度和文化娱乐。
欧洲人曾经说过，军队就是一部暴力机器，那么党的后勤工作就是要保证这部机器能够有效的运作起来。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战争的本质是两大军政集团不停的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只会消耗社会财富。
所以谁先耗光了手中掌握的存量资源，谁也就注定了失败的下场。和革命委员会相比，日本政府手中掌握的人口和社会财富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我们想要战胜这个敌人，就必须尽可能的在战争中减少己方的资源损耗，增加对方在战争中的资源消耗速度。
想要做到这一点，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我们对于军队的后勤管理上。首先，我们要取消一切可有可无的工作，简化一切不必要的程序，以达到控制和节省人力的目的。其次，通过更有效的规划和对机械设备更充分的利用，以达到节省运输空间和提高设备使用率的目的。
最后，每个军队后勤管理人员都要熟悉自己的工作，并掌握分析工作内容、简化工作难度的方法。提高后勤管理委员会所有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积极采用各种合理化意见，把管理者和普通工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动员起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自觉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这就是我对于管理军队后勤工作的同志的目标要求。”
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两人几乎同时对吴川的总结进行了赞扬，斯维尔德洛夫还认为，“吴川同志的这番总结，我认为不能仅仅使用于军队的后勤管理上，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也同样适用。共和党目前的组织虽然在迅速扩大，但是组织的效率却大大的下降了，越是远离中央的地区，组织上的问题就越严重。”
接下来最令吴川重视的，还是李升可委员对于农业上的调查汇报，“根据从各地调查小组送回的报告进行汇总，吉林全省尚有荒地2亿多亩，但已垦地不过才3280万亩；黑龙江有荒地2.3亿余亩，已垦地不过2200万亩。
光是以上两省的荒地就超过了10亿亩。不过这些荒地被领取而未开垦的面积，大约占了近四分之一。其中有些人是占住了荒地想要待价而沽，有些人则是领了执照却没有能力开垦。
比如通肯北面荒地122万亩，但开垦出来的不过10万余亩。杜尔伯特、甘井子、嫩江等地，也是垦荒者寥寥。这些地区远离铁路和河流，人员和物资进出极不方便，垦荒户即便是投入所有开垦出了荒地，也难以将粮食收成外运，甚至出现了有些农户把大豆当成柴草烧的现象。
除此之外，我们还调查到，原本居住于奉天的农户正在逐渐北移的现象。因为关内移民的不断涌入，奉天一省荒地中最好的平地已经被开垦的差不多了，而地价也比北满高了许多。因此很有一些农户干脆卖了奉天地区的土地，移居到了北满来。
这些移民的到来固然提高了北满的荒地开垦效率，但是北满的荒地实在是太多了，这导致某些移民或是过于贪心，只想找一处四处无人的荒地开垦，以便占有更多的土地，结果却因为交通和人手不足，反而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又或是有人干脆采取了掠夺式的开垦方式，直接放火烧毁荒野，然后就着土地肥力最高的这一两年耕作之后，接着又换一片荒野烧荒开垦。这固然能够给他们带来一时之利，但是对于北满的土地伤害极大，且经常造成大面积的山林火灾…”
第409章
李升可委员汇报的时候，吴川也正翻看着手中的简报。虽然俄国在远东经营了多年，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又迁移了大批俄人进入了北满，会说中国话的俄国人和会说俄国话的中国人并不在少数，不过对于后来的欧俄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还是需要翻译才能在会议上和中国同志交流的。
对于某些突发性的会议，这种增添现场翻译的模式还行，但是对于定期会议和专题性的研讨会，现场翻译的模式就有些效率低下且未必能够正确传达真意了。
虽然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在内的布尔什维克们努力的学习中国话，而中国党员也在学习着俄语，以方便双方进行交流。但大多数人学习外语的进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于是在会议之前印发工作简报就成为了最常见的交流方式。
各位委员把自己准备在会上做的报告用中文、俄文印刷出来，在会议前交给大家阅读，这样在会议上需要翻译的内容就大大减少了。而有了这样一份简报，众人讨论时也算心里有了个底，不会离会议主题太远。
吴川手中的这份工作简报，显然要比李升可现在汇报的内容要更详尽一些。说起来，吉林和黑龙江尚有将近10亿多亩荒地可以进行开垦，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第一就是，这个荒地规模也许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并不能全部用来耕作。各地的调查小组几乎把能够开辟的荒地都考虑了进去，唯独没有考虑某些地区其实更适合做牧场、林地或保留为调节水源的湿地。
第二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几乎把东蒙古也给包括了进去，所以今日的黑龙江明显比后世的黑龙江大了许多，这才会有这么多等待开垦的荒地。
事实上，黑龙江、吉林两场能够开发出30%左右的荒地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吴川这次前往长春时，顺便将满铁长春调查科的资料也收缴了过来。虽然日本人的调查科成立还不久，但是他们通过接收了俄国人的资料，加上本身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差不多将南满的农业和矿产资源调查的相当详尽了。
将日本及俄国人的资料汇总之后，吴川手中的资料就显示着，东三省此时的耕地面积约在1.2亿亩上下，奉天一省的耕地就在2、3千万亩之间，超过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开垦的耕地。今年水灾给北满约十分之一的田地造成了影响，给南满约七分之一的土地造成了影响。但是东三省的粮食产量也依然达到了100万吨以上。
今年这场水灾虽然给东三省的经济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却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因为东三省不仅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中国其他地区高，就连土地产出也比中国其他地区高上一些。
比如华北地区一个劳动力年产粮2800-8000斤，但是在关外一个劳动力年产粮却达到了3200-1000斤，产出比关内要高出一倍。
开发的较早的奉天一省，扣除大地主和无地的雇工外，农村中的贫农户大约有2.1垧田地，中农大约有3.2垧田地，富农则平均在22垧田地上下。而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贫农家里平均拥有土地12.13垧，中农家中的土地约为22.8垧，至于富农则为128.1垧地。
不过北满农户虽然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可在财产上却并不比奉天的农户更富有。在黑龙江、吉林地区，下等田地不过10-20元每垧；但在奉天地区，下等田地却高达100-280元每垧。
黑龙江、吉林地区的上等田地为80-120元每垧，中等田地20-80元每垧；而在奉天地区，上等田地为800-100元每垧，中等田地280-800元每垧。
总的来说，南满的地价是北满地区的10倍左右，这还是熟地的价格，荒地就更谈不上什么价钱了。整个东三省，80-300垧的农场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88%左右，如果是计算20垧以上的农场，那么就占了整个耕地面积的80%左右。
李升可最后总结道：“…所以，关外的农民和关内的农民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关外，即便是贫农也是需要雇工的。拥有38垧以上田地的地主家庭，也是需要自己投入劳动的。
而这些关外的雇工和关内的雇农又不是完全一回事，关内的雇农确实有彻底没有土地完全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但是关外的雇工却至少有一块种菜的院子，他们并不能说是彻底的无产者。
比如在奉天省，来自关内的贫雇农，春天出关，冬天返回，在奉天无永久性居屋和耕畜，拥有生产资金约五、六十元。如果年景好的话，大约能够增殖一倍。但是那些无力负担路费和生产资金的关内贫农，就只能留在家乡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比如黑龙江的农业雇工，除了包伙食之外，打头的一年可以拿到32.3元和3.28石粮食，一年上工322天；老板子年工资82.2元和3石粮食，工作311天；跟做的一年38.3元和3石粮食，工作311.3天。
但是在河北，雇工的工资和粮食大约就要少上三分之一；如果是山东的话，更是要少上三分之二。短期雇工的工资，关内外的比例差不多是1:3。
因此黑龙江、吉林两地的农村，最需要的不是分配给雇工以土地，而是修缮交通和水利，给与资本借贷和节约劳动力的现代农具的支持。北满地区的农业现在需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而不是进一步的分散资本和劳动力。
在美国一个农夫可以耕作200亩土地，但是在东三省每个农夫只能耕作30-20亩，至于关内一名农夫能够耕作的田地就更低了。在奉天地区因为人口的密集，也许某些地区已经和关内一样出现了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但是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还不是当前农村的首要矛盾。
当前北满地区农业的首要问题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落后的道路及水利建设，导致了我们不能快速和大面积的开垦北满的荒地，从而不能有效的利用起北满的土地资源。
如果北满地区能够增加1亿亩耕地，以180斤粮食一亩计算，我们也能增产180亿斤粮食，相当于多养活了2000万人。”
对于李升可的农业调查报告，在座的执行委员们都讨论的很是激烈。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此时都应当算是农业国，只是前者好歹还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而后者则还在工业化的门槛之外，因此中俄党员对于农业问题还是相当关注的。
比如捷尔任斯基就首先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就是工人力量的严重不足，而北满地区的农业雇工天然就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盟友。
革命委员会当然不能在农村实施落后的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推行集体农庄，变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无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把农业雇工变为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只有在土地所有制度的变更下，农民才能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阶层转化，从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出于对斯托雷平所推行的富农土地所有制的厌恶，几乎大部分俄国党员都支持了捷尔任斯基的主张，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农村中的地主和富农数量，将乡村先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生产基地和革命源泉。
面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如此一致的呼声，中国党员倒是不敢全然反对了。吴川思考了半响后，决定先押后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
他对着众人说道：“农业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工农业的完全分离，从而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经济关系上的。
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以消灭地主和富农阶级为目标当然是我们共和党的任务。但是党要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单独讨论农业问题而不解决工业问题，是无法形成社会主义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经济的。如果我们建立不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产品交换体系，那么也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说到底，党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我们必须从全局去看待问题，而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就像古猿不能单个进化成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让一部分生产单位首先进入到社会主义。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然后再将整个国家推进到社会主义，这才是党按部就班前进的道路。
脱离了工业谈农业问题，脱离了农业谈工业问题，或是脱离了政权性质谈论经济基础，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
吴川的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说服几位俄国党员，但终究还是让委员们同意先放一放农业上的问题，过两日先听取了革命委员会就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讨论之后，再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
在会议结束之后，吴川又邀请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两人留下，要求和两人进行一场小范围的协商。
第410章
看着斯维尔德洛夫为壁炉添加了几块木头之后，吴川这才出声对着房间内剩下的两人说道：“请你们留下来，其实就是想要和你们商议一下，我们是否应该挑选出一部分新党员暂时的潜伏下去了。”
捷尔任斯基皱了皱眉头望着吴川道：“你认为这场战争我们有可能会输？”
斯维尔德洛夫却问道：“是不是沙皇政府这边有什么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