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说的是财政上的问题，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财政总是一个政权存在下去的首要条件。没有一个健康的财政，在战时我们就无钱组织反侵略作战，平时就无法解决民众所需要的民生建设，那么这样的政权必然是要垮台的。
而就目前来看，革命委员会的财政是极不健康的，我们现在完全是依赖于借款和囤积粮食获得的溢价支付我们的日常支出。我们现在要给养的人员，光是政府部门这块就已经达到了近2万人，而军事人员则超过了20万人，以我们治下的200万人口计算，脱产人员已经超过了2%。
虽然关外的农民收入虽然比关内高上一些，这个脱产比例也已经突破了农业经济能够承担的上限。所以，即便是不从政治上考虑，光是从财政上考虑，精简人员合并机构也到了极为必要的关头。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人民支持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他们过的比从前更坏。
所以，想要稳固住革命政权，我们就得确保我们的财政不出问题，只要财政不出现问题，那么其他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
那么如何确保财政的健康，我以为就有两个阶段性的问题要解决，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和长远来看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统一货币的问题，旧清虽然采用的是银本位货币，但却依然还在使用称量货币和纵容各地钱庄、外国银行在我国私发钱币，这导致了我国的货币极为混乱，大笔的利钱落入了私人和外国银行的手中，给普通人和本国的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第422章
“…而谈到银本位货币，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这百多年来金银比价的变化。在英国刚刚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期，也就是1800年前后，欧洲的金银比价始终在1:12至1:18之间浮动，而东方的金银比价则在1:12至1:13之间浮动。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当欧洲进入到蒸汽机时代时，东西方的金银比价就开始向西方靠拢了。到上个世纪中叶时，国际金银比价突破了1:18.当整个欧美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时，金银比价差不多接近了1:20.紧接着是上个世纪末，欧美各国统一采取了金本位货币，于是金银比价迅速突破了1:30.而到了今日，每一盎司黄金已经可以交换38盎司以上的纯银了。
到了今天，除了印度和中国及一些亚洲小国还在使用银本位货币外，世界其他国家都已经采取了金本位制度。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会不约而同的采取金本位？”
“是因为黄金较为稳定吗？”一名较为了解金融的党员不由插嘴回道。
吴川看着他摇了摇头道：“我以为，这是为了更好的掠夺落后国家的财富。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贸易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交换，如果在不受外力的干预下交换，此种凝结于商品上的劳动力应当是相等的交换。
而在资本主义的干预下，资本家总是试图用低劳动力的商品去换取高劳动力的商品。这百余年来金银比价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欧美资本主义故意抬高黄金价格，从而对银本位国家进行掠夺的一种隐蔽手段。
可以这么说，抬高黄金价格的本质，就是要使采取金本位货币国家的劳动力价值高于采取银本位货币国家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在两种本位货币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利于金本位货币国家，令其以较少的劳动力换取更多的劳动力。
而这种商品贸易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采取金本位货币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国，而采取了银本位货币的国家大多是农业国，前者能够生产后者无法生产的工业品，使得后者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对等的贸易模式。而黄金价格之所以稳定，一是保持黄金价格的稳定符合欧美资本主义的利益；二是当前世界的黄金产地基本都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了。”
斯维尔德洛夫若有所思的出声问道：“所以你认为我们也得采取金本位货币，才能避免被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国家的劳动力吗？”
吴川先是微微点头，但很快又摇着头说道：“从长远来看，世界走向金本位货币是一个历史趋势，世界市场的统一，将会迫使白银退出货币地位，因为没有那个银本位国家能够把这种不对等的贸易模式持续下去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把银本位货币改为金本位货币，是无法改变先进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的贸易优势的。只要落后农业国无法制造自己所需的工业品，那么就不得不向工业国低价出售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原料，以换取高价的工业品。
而在采取了相同货币本位的状况下，落后农业国所制造的工业品，其成本必将是超过工业国所制造的工业品的。因为这些先进工业国拥有更好的机器、更好的技术和更加熟练的技术工人。如果落后农业国生产的工业品想要同这些先进工业国生产的工业品在市场上竞争，那么就得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落后的工业。
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历程，正是受惠于这种高额关税的保护。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时世界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今天这样强大，而这两个国家一个拥有强大的武力，一个则拥有优渥的地理环境，不是现在这个被列强所控制的中国能够复制的工业化道路。毕竟今天中国的关税都被英国人所控制着，想要通过关税来保护初期的工业，现实中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前的中国想要走工业化的道路，抵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必须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暂时保存银本位，自我压低中国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使得我们的初期工业能够拥有一个价格竞争上的优势。
当然，我们所要实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并不是那种满清政府不作为下的货币制度，我们必须对革命委员会治下所使用的货币进行强制性的统一，取缔私人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货币，限制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先禁止黄金、白银在市场上的交易，废两改元，以法令的形式把货币定义下来。确保在革命委员会的治下，一切贸易及税收都必须使用革命委员会的法定货币…”
吴川所说的取缔私钱、统一货币和改铸铜元都是财政委员会已经在实施的政策，今日不过是把此前的这些政策汇总，并多加了一个废两改元，因此各位党的执行委员只是稍稍讨论了下吴川对金、银本位货币的阐述，就同意了这个当前财政政策的推动实施。
不过很快就有人向吴川追问起了，如何从长远角度上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吴川于是便接着说道：“一国之财政，说到底就是一国生产力积累下来的开销。
就好比一家人忙碌了一年，扣除了生产成本和伙食费用之后剩下的节余，这点节余或是用来给家人买点衣服，或是用来改善伙食，或是用来修建房屋，又或是多买一块田地扩大生产。
所以财政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支出，给养政府及军队，投入民生建设，投入教育，投入生产建设。这四个部分的财政比例支出，今日暂且不讨论。我们今日要说的是，一个健康的财政，就必须得要支付起这四个部分的支出。
但是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如果光靠农业税收的话，恐怕我们连第一部分都解决不了。比如以关内的土地产出，大概100个农民才能供养两个脱产人口。东三省的农业状况好上一些，也不过是每100个农民才能供养2个脱产人口。
所以今日的满清，关税收入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还是在帝国主义强制中国降低关税下取得的成果。当然这种关税收入，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大肆剥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在关税不断增长的背后，则是我国农村的不断破产，而这也是人民起来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且不说我们现在还拿不到这些关税，就是今后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政权，也不能够依靠这种建立在对内压迫基础上的关税来维持财政，这只能让我们变成第二个满清，从而为人民所打倒。
而想要脱离帝国主义利用关税控制革命委员会的财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发展生产力上来获取财政来源。在欧洲，一个农民的产出抵得上2-8个中国农民；在美国，1个农民生产的粮食抵得上我国10个农民的产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欧洲农民采用了更多的工业成果，比如先进的农具、化肥和农药，而美国人除了利用这些工业革命的成果之外，他们还拥有着更大规模的个人农场。
所以我们想要提高财政收入，就得先让农业实现现代化，而农业想要实现现代化，又离不开一个强大工业体系的支持。而工人在工厂中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高于农民。因此，只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才能够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各位面前已经有了一份较为详尽的工业发展计划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多加强调了。我接下来想要说的是，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和为发展工农业应当采取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由财政问题转到农业问题，由农业问题再转到工业问题，接着由从这三种问题延伸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讨论上，可以说吴川为了今晚这场会议已经是殚精竭虑了。
在这样一步步的深入讨论中，他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党内左翼所主张的，立即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土地公有制的主张。
吴川在讨论中承认，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农业是必须得，没有一个土地集中的大农业，就无法为工业化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化肥、农药，只有个人农场才消费的起。而也只有个人农场才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给城市，从而向城市购买更多的消费品。
也只有当一个有活力的农业和工业匹配起来，工农业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循环，从而实现共同增长。吴川说道：“…根据我们对国内外农业的调查，一个全劳动力依靠牲畜和人力经营的田地面积，20亩是一个最为合理的数字；如果采用半机械化经营模式，那么一个全劳动力大约负责200亩土地是适宜的；如果采用全机械化的经营模式，适合于小麦和大豆的种植，一个全劳动力可以照顾2000亩土地。
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绝对公平的话，就应当在土地公有制的模式下给每人分上20亩土地，这样农民是会满意的，但是我们的工业将几乎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以我国适合耕地的土地面积计算，能够满足这一分配方式的，只有边疆省份，人口密集的关内各省和山地占据多数的南方各省是满足不了这一土地分配方式的。”
第423章
吴川最终总结道：“…所以，根据中国农村的普遍情况、东三省农业的现状和我们想要实施工业化的目标，我们需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的中国之前设立一个过渡阶段，既要确保这一过渡阶段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又要接受私有制经济将在过渡阶段中长期存在的现实”
以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俄国党员并不满意吴川对于资本主义的妥协姿态，但是之前吴川分散俄国党员的力量和同各分管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却已经让两种经济所有制共存，积极发展工业和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思想获得了许多革命委员们的认可。
因此斯维尔德洛夫不得不压制了俄国党员们反对声音，向吴川表示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细节。吴川沉默的思考了片刻，便向着与会众人说道。
“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不仅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工业的基础，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地主之间最为根本的矛盾，也是不可调节的矛盾。
所以共和党对于土地所有制度的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土地公有制度，消灭土地私有制度，这是党的土地政策，是绝不容许讨论的根本政策。
但是，当前党还没有完全掌握国家的政权，中国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所以我们当前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都不能完全彻底的消灭土地私有制度。
所以党在当前的土地问题上应当制定这样一个目标，限制土地私有制的过度发展，支持在发展生产力的状况下适当的集中土地经营；建立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型国有农场；鼓励小土地所有者联合经营土地，变土地私有制为村社为核心的集体土地所有制。
我们应当制定有利于土地公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政策，暂时的扶持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型农场，打击完全脱离生产的大地主这一食利阶层。
所以我们应当对规模以上土地的私有者进行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对粮食贸易商实施准入制度，严禁小商人和外国商人介入粮食贸易。并将纸币发行和粮食征购联系起来，使粮食成为革命委员会所发行纸币的保证物，从而慢慢从银本位货币转变为粮食本位，毕竟我国是一个缺乏银矿的国家，但东三省却是一个极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
这样一来，只要我们控制了粮食，外国人即便积攒了一批我们发行的纸币，也无法挤兑我们。而如果是银本位的话，货币的定价权就掌握在了外国人手中，他们可以向我国输入大量白银造成通货膨胀，也可以在之后收回白银攻击我国的对外汇率，从而直接劫掠我国的财富。
但是如果我们以粮食作为货币本位，然后再对粮食贸易进行限制，那么他们想要攻击我们的货币就会极为困难。即便他们手中握有大量我们发行的纸币，也无法变现为具体的财富带出中国。
之后便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我认为对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在目前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想要发展工业，既缺乏资本、技术，也缺乏大量的熟练工人。
如果我们无视中国的现实，一味的提倡无产阶级对于工业生产资料的控制，那么我们也就丧失了从外部资本主义输入资本和技术的可能性，也将民族资本家推向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处于极弱小的状态，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双方还是可以团结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
而在目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本家每建立起一个工厂，就能给我们增加数十、数百，甚至是上千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资本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发展，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只看着资本家壮大自己的力量。
我认为党和革命委员会还是有着很多工作可做的，第一党必须积极的把组织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确保党对于工人阶级的绝对领导；第二党必须使用手中掌握的政权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无底限压迫；第三我们应当禁止私人资本在某些天然垄断的行业发展，比如铁路、电网、通讯、邮政、石油、国防建设等。限制私人资本在生产资料生产行业的垄断，如钢铁、电力、粮食贸易等。对于那些消费品生产行业，则应当给予他们以充分的竞争，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虽然在政治上，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都认为吴川所提出的过渡阶段理论，实际上已经有些接近于俄国社民党中经济派的论调了。
《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为阵地的经济派主张：为经济地位而斗争，为切身的日常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工人运动的座右铭。
他们仅仅号召工人从事经济斗争，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等等。经济派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含义，认为任何工人的自发行动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提出了一个所谓“阶级论“的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先是纯粹的经济宣传，其次是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宣传，最终才是政治宣传。
如果不是吴川始终坚持党对于革命政权的绝对领导，那么他的这种关注于生产力发展重于政治建设的主张，怎么看都是应当被批判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变种。
现在么，吴川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建设主张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的政治斗争优先的主张，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相抵触的部分。一时之间，俄国的党员们都看向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两人，他们对于吴川的政治主张并不能完全的作出判断，只好想先听听这两位远东布尔什维克领袖怎么说了。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两人这次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没有如之前的会议上那样迅速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不是说两人和吴川达成了妥协，而是他们对于吴川今次的发言主张也难以进行判断。
虽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政治斗争上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国家则还在于门槛之外，在这些人前来远东之前都没有机会接触过真正的经济建设问题。
吴川在会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向，虽然还算不上缜密，但好歹他也是参照着后世历史综合起来的方针路线，并不是完全的空想主义。而虽然他一直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嘴边，但也始终都在强调党对于政权的领导权。
而这一点上的区别，就令的吴川的主张和俄国经济派的主张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在吴川还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亲密盟友的地位上时，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自然不能拿对待党内异端的方式，对吴川的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将会立刻导致共和党内的中俄党员分裂，这是双方谁都承担不起的冲突。
但是作为列宁极力批判的经济派，在列宁没有对吴川的这一路线作出判断时，斯维尔德洛夫也并不想就此问题进行表态，从而丧失掉原则上的立场。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思考着，应当如何将这一问题推后，先向列宁同志进行请示后再和吴川进行沟通时，捷尔任斯基却意外的表态了。
“吴川同志从发动革命至今都一直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所以我对于其的革命立场从没有怀疑过。在当前革命政权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壮大革命的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
虽然我还是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自我解放是党的主要任务，但我并不反对通过暂时的发展资本主义来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为将来打倒资本主义打好基础。而我也认可吴川同志所说的，始终坚持党对于政权的领导，是保证革命不变质的根本。
所以，我愿意支持吴川同志的主张，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的。但是我也要再次重申吴川同志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同资本家合办企业，但是绝不能同资本家合办政权。如果在过渡阶段出现了政权被资本家腐蚀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会要求中止过渡阶段，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捷尔任斯基给与吴川的支持，算是结束了这场会议的讨论，他们两人在党内的支持者已经足以左右党的决议了。斯维尔德洛夫沉默了半响，终于跟着捷尔任斯基向吴川表示了支持。于是党内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及多种所有制共存的阶段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这个统一的认识，吴川自然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放到了革命委员会大会上进行讨论了。
只不过，18日的这场大会吴川只参加了早上的会议，中午就不得不暂时退席，把大会交给了李升可等几位委员主持。吴川匆匆赶去了军事委员会的驻地，因为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日军今日凌晨发起了对于四平一线的全面进攻。
第424章
军事委员会的大地图室内，几十位工作人员虽然一脸的紧张神情，但依旧保持着该有的秩序，没有出现大叫大嚷或胡乱的走来走去的场面，每个人都谨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就连交谈也保持着不打搅到旁人的音量。
向来喜欢守在参谋室内的两位德国少校，这次却也出现在了大地图室内。对于他们来说，总参谋部才更像是他们的地盘，而军事委员会的大地图室倒更像是中国人了解实际战况的地方。
坐在地图室一角的霍夫曼少校打量着地图室内的状况，不由给出了个评价，“这里倒是越来越像统帅部了。”
他身边的鲍尔少校则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面前的简报内容上，随口回了同僚一句道：“是啊，他们虽然还没有学会怎么指挥一场大战，倒是已经学会如何指挥总参谋部了。不过幸好，他们还没有学会我国陆军部的反覆无常，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难得听到鲍尔少校说了句俏皮话，倒是让霍夫曼少校脸上浮现出了微笑。不过鲍尔少校很快就皱起了眉头说道：“真是见鬼，日本人过去几天里这么频繁的调动部队，这些人居然没有发现问题，还上报说一切正常，他们真应该被革去军职。”
霍夫曼少校却不以为然的反驳道：“这些中国人本来就不是合格的军官，要是在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还在连队担任见习军官，而不是独立掌握一个营或一个团。
幸好我们对面的日本人也强不了多少，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进攻目的，就是想要以广大正面的同步进攻测试中国人的防线，然后一举突破防线上的薄弱环节，绕到防线的后方，从而造成中国人的整体崩溃。
这些日本人真的是和我们学的陆军战术吗？我倒是觉得他们更像是一只英国军队，毫无战术可言，只是一味利用大炮和军队的组织性，对殖民地的武装平民进行碾压。”
鲍尔少校微微点头赞成道：“不错，不过我不认为这是英国人没有战术，而是在双方军队实力差距过大的状况下，英国人没有必要再采取什么战术。看起来这些日本人并没有汲取之前作战的教训，依旧把中国人看成了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了。”
霍夫曼少校若有所思，他正想说些什么却看到了吴川从外面走了进来，于是便结束了和同僚的交谈。匆匆赶到军事委员会的吴川，看着大地图室内还是一副井然有序的样子，不由便放下了一半心。他很快就对着朱和中和两位德国顾问说道：“不如我们去隔壁房间谈一谈，我很想听一听当前的战况和总参谋部对于日军进攻的看法。”
朱和中和两位德国少校互相看了看，便点头跟着吴川走向了大地图室隔壁的办公室内。当几人走进隔壁房间之后，朱和中就迫不及待的向吴川汇报到：“今日凌晨8时许，日军从老四平镇到塔子山，对这近20里的防线发起了正面进攻…
虽然前线部队已经对日军的夜袭战术有所防备，但没有预料到日军会发起这样大规模的夜袭和正面进攻，因此在仓促而不及防备的状况下，一连丢失了多处阵地。到目前为止，除了老四平镇、四平街和塔子山等核心阵地还在我们手中，其他阵地大多数已经落入了日军手里。
此外，除塔子山因为地势险要，在击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后，当面日军采取了牵制战术。老四平镇因为外围阵地丢失，现在正处于日军和清军的联合包围下，有被切断同后方联系的可能。
而一旦老四平镇被日军夺取，那么日军就有可能直接攻击四平街后路，那样的话我军驻四平守军就会翻版公主岭日军的下场，或是被日军所围困，或是干脆总崩溃。”
听取了朱和中的汇报之后，吴川便将目光转向了两位德国顾问问道：“鲍尔少校、霍夫曼少校，你们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两位德国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之后，鲍尔少校就对着吴川客观的分析道：“就目前的战局来看，我们认为有两个选择，主动撤离四平前线和在日军的压迫下一步步的收缩防线。”
吴川顿时皱起了眉头问道：“这两个选择听起来似乎都差不多，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鲍尔少校平静的回道：“主动撤离前线部队，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前线部队已经难以维持当前的防线，为了避免出现整条防线的崩溃，从而造成前线部队的覆没，我们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放弃一部分部队和前线大部分的资源，实施战略性的撤退，以保住我军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鲍尔少校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似乎在等待着吴川的决断。只是吴川并没有做出什么决定，在沉默了半响之后又向着他追问道：“那么第二个选择呢？”
鲍尔少校微微坐正了身体，语气也变得更为严肃的说道：“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制定防御作战的战略规划时，我们已经讨论过我们的防御作战目的，就是通过防御战消耗日军进攻的动能和士气，最终迫使日军和我军转入阵地相持。
进攻战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军队前进动作，一旦进攻部队的动能和士气被消耗殆尽，那么除非更换新的进攻部队或是守军出现了极大的漏洞，进攻部队几乎是不能恢复初期的进攻能力的。
日军之前采取的重点进攻战术，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持自己手中始终拥有一支能够随时发起进攻的部队，只要我们的阵地出现了漏洞或前线部队的士气被日军所压倒，那么日军就会将这只部队压上突破我们的阵地。
而日军现在改用的全面进攻战术，却是把部队一次性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能够挡住日军的这次全面进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赢得一个相当长的休息期。因为在日军新的增援部队抵达之前，他们都不会有余力发起第二次这等规模的进攻。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前线部队有能力抵挡住日军的这一波进攻的话，那么就应当反复和日军争夺四平一线的主要阵地，即便在日军的压迫下最终不得不放弃四平防线，也要让日军的进攻动能和士气消耗在这场防御战中，确保其无力再向我军纵深发起追击。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此前设立四平防线的防御目标，接下来就可以转入到下一阶段的防御任务当中去了。”
鲍尔少校给出的两个选择，吴川只是稍稍思考了片刻就知道，后一种选择才是最符合革命委员会对于这场战争的需求的。如果不能给予日军大量的杀伤就放弃了阵地，革命委员会付出了大量资源和人力修建的防御阵地就等于是白白投入了。
这样一来不仅打击了自己这方的士气，之前革命委员会鼓励民众投入到防御阵地的建设，就是宣传完备的防御阵地能够阻挡住日军的进攻。如果这个宣传被证明是虚假的宣传的话，那么接下来革命委员会动员群众的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而革命军的士兵们也会丧失对于军事委员会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日军将会彻底放开手脚进攻，把国民革命军的防御阵地视为无物。有士气的军队和无士气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是天壤之别。吴川比这时代的大多数人更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知道在解放战争中一触即溃的国民党军，在朝鲜战争中却变成了死战不退的解放军，这种变化是极为惊人的。
但是采取了后一种选择，也就意味着前线部队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如果不能坚守住阵地，那么国民革命军将会遭遇到比主动撤退更大的失败，从而给革命委员会造成更大的打击。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各列强，接下来恐怕就要亲自下场，从而把这场战争的走向拖向更加模糊的结局了。
思考了将近一刻钟后，吴川终于起身对着三人说道：“我要先给前线的指挥官打个电话，询问了前线指挥官的意见才能下最后的决定。”
鲍尔少校和霍夫曼少校并没有再提出什么建议，他们很清楚当前的决定将关系到国民革命军在之后战争中的主动权，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作出判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