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这是革命形势的发展使然，但是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是可靠的向往革命的，有多少是心怀鬼胎的投机者，您能分的清楚吗？”
在革命爆发之后张榕便始终表明自己对于吴川的支持，这使得同盟会辽东支部最终并没有倒向长春起义之后的联军，因此阻止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分裂，也在政治上保持了对于联军的名义领导权。这一点在联军失败后的选择相当重要，如果当初革命委员会彻底分裂了，那么联军在失败后就无法再回来投靠革命委员会，这将会造成革命力量的极大削弱。
不管吴川再怎么能够筹备军费、物资，和在政治上动员起大量的革命武装，但事实就是作为革命军骨干的，还是回归后的联军中被抽调出来的中下级军官。没有这些中下级军官完整的执行了总参谋部制定的军事作战方案，光凭借士兵的革命热情，可未必能获得之后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张榕虽然没有加入到共和党内，但是在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地位却并不低，也极得吴川之信任。但张榕对于自己却是不够满意的，他觉得自己在这场革命中的功劳并不足以支持现在所处的位置，仅仅因为支持了吴川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让他在日常工作中总有些心虚的感觉。
因此在此次南下组建奉天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他就很有些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想法了。虽然吴川告诫过他几次要甄别吸收奉天现在的地方势力，但张榕总觉得自己就是奉天人，这些奉天各地的势力哪怕再怎么反复无常，他也是能够应付的。于是他觉得应当先扩充革命委员会的力量，把所有地盘都拿到了手，再慢慢剔除那些不革命的人员，这才能显出自己的能力。
对于叶声的指责，张榕大为不满的反驳道：“现在虽然分不清楚，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者和顽固者、反动者终究会分开的，倒时我们再淘汰这些顽固者、反动者，自然就能澄清革命部队。这难道不是吴主席在接纳满清投诚官吏和各地胡子时说的话吗？”
叶声一时气结，沉默了数秒才回道：“可那是在革命初期，敌人远比我们的力量强大的多，我们可以通过战争剔除出那些顽固者和反动者，而且这些人在我们弱小时选择加入，证明他们不是有着初步的进步意识，就是同我们的敌人有着不可化解的矛盾。
但是在当前的关外，革命委员会至少是占据了一定优势的，这个时候这些人来投靠我们，更多的是投机者。更何况张作霖这支武力此前一直和我们敌对，甚至还接受过日本人的支持，成分异常之复杂，我们想要对他们进行甄别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倒不如先把他们丢在辽西走廊，最为省事。”
张榕听了就更加不满了，“什么叫省事？干革命工作怎么能够图省事？只要有人愿意跟着我们干革命，我们总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要是都像你这样，只要有所怀疑就拒之门外，今后谁还肯投奔我们？
而且我们虽然在关外取得了一点小小的优势，但是从整个中国的局势来看，我们依旧还是弱小的，先不说关外只有3省不到的地区落在我们手中，光是我们现在控制的人口和全国人口相比，也就占了四十分之一而已。
更不要提，革命委员会除了要对付关内的反动分子之外，还要警惕我们身边的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在这个时候多一份力量终究是好事。
南下的时候吴主席也说了，奉天地区的政治事务由我负责，我现在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对张作霖这支武力进行接收整编。如果你还有意见的话，那么我们就投票吧。”
投票的结果自然是叶声输了，他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了投票决定，民主集中原则是革命委员会存在的基础，就算是吴川也一样要服从会议决议。一开始大家并不明白这一规则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随着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大家很快就理解了这一规则的好处。
会议决定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内部团结，也确保做出错误决定的责任不会落在某个人的身上，最重要的是能够让革命委员会始终以一个声音向外发声，不至于给下面的人以拉帮结派的借口。
当叶声跟着张榕等人前往接见张作霖，向其宣布了奉天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之后，便着重向其提醒道：“如果你们打算接受革命委员会的整编，那么我们将会对你们进行政治上的甄别，淘汰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人员，并对剩下的人进行政治教育和重新编组，你们是否确定接受？”
听了叶声这不客气的话语，张作霖身后的两人脸色顿时变得有些不善了，但张作霖却若无其事，满面堆笑着对叶声回道：“当然，当然应当如此…”
隔壁学校突然响起的合唱声，让张作霖下意识的住了口，看到他这么谨慎的样子，张榕不由笑着说道：“这是隔壁进行冬学教育的学员们在唱歌，雨亭不必这么紧张。”
张作霖马上笑着说道：“只是听着这歌曲怪有意思的，才忘了自己想说什么了，莫怪，莫怪。”
张榕的心情倒是不错，顺口为他解释道：“吴主席听说北洋军都有自己的军歌，觉得革命军将士也该有一首歌，于是让人编了这支歌曲。一经流传，大家都很喜欢，现在冬学下学就干脆以唱这首歌作为结束标志了。”
听说是吴川让人编的歌，张作霖顿时开始努力分辨着歌曲的内容，顺便向着张榕好奇的问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张榕顿了顿说道：“吴川主席给它取得名字叫做：《我的祖国》。”
被张榕念叨着的吴川，此时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同几名共和党中国党员交流着。他向着几名党员说道：“…日本在1103年就已经在全国覆盖了六年小学义务教育，而德国全面覆盖国民的十二年义务教育计划预计在13-12年完成。至于我国，在这方面落后的实在是太多了，东三省更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才提出建立新式教育的政策。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收回被列强侵占的土地和利益，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把人民武装起来。而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不是建立几个兵工厂就算完事的，必须要和列强一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以一整个工业体系作为后盾，才会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
而工厂和工业体系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把全部的社会资源围绕着工业制造整合起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洋务派搞的这些个工厂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它们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庄园，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关联。
汉阳铁厂冶炼出来的钢铁只能在湖北一地消化，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所需的铁料宁可向外国购买，也不会向汉阳铁厂购买。甚至于中国境内的铁路建设，中央政府也没有强制规定必须使用本国之铁轨。正是在这种农业时代的思想，导致了洋务派即便引进了最先进的机器、派人学习了最新的技术，但终究不过是建立起了几个工厂式样的农庄而已。
所以我以为，想要建立一个工业体系，我们首先就得改变人的思想，不把人的思想从小农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就算是我们建立了再多的工厂都是白瞎。而如何改造人的思想？义务教育是效果最好的办法，通过统一的教科书和基础科学教育，把工业化的思维传达给儿童，只要十年我们就能培养出一支符合工业社会需要的建设者。
而有了这样一代支持我们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就能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造。当然，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只是东三省的少年儿童。但是我希望各位记住，义务教育对群众早一天覆盖，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就是增加上百乃至数千支持者的问题。”
宋云桐有些迟疑不定的说道：“主席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仅缺乏教育经费、缺乏校舍，也缺乏大量的教师。前两者倒也可以设法解决，但是这教师问题，恐怕不是地方上能够自我解决的。特别是教授数理化的教师。”
吴川倒是胸有成竹的说道：“眼下南方的战乱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要比我们大的多，我们正可以招募一批青年学生来东北负责教育工作…”
第485章
虽然扩大义务教育的覆盖范围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乐见其成的，毕竟革命委员会的中下级人员大多是已经定居于关外的本地人，提高东三省的义务教育覆盖率，等于就是给他们家乡以好处。
但是吴川这种试图在规定年限内扩大义务教育普及率的做法，还是吓住了不少委员。宋云桐就不得不出面向其劝说道：“按照教育委员会收集上来的各项数据，东三省12岁以下的儿童大约占了东三省总人口的38%左右。
以教育委员会的估算，咱们即便不算旧账，每年达到入学适龄的孩童也在20-80万人之间。就算按照100:1配备教师，每年新增的适龄学童也要2000到8000名教师，而整个东三省的师范学堂在校生也不过才2000余人，其中大半还是初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一年能够毕业800名学生，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即便年年去南方招人，也不可能年年招募数千老师回来，且即便以一年增加8000名小学老师，年薪380元，那也是138万一年的额外支出，这还不包括其他教育方面的经费。这个义务教育的负担，恐怕已经超出了东三省财政能够负担的能力。”
吴川思考了许久后说道：“经费方面我会努力去解决，但是义务教育制度必须逐步落实下去，否则革命委员会就会因为缺乏后备力量的补充而倒台。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基础上并不牢固，只不过因为各地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我们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才使得东三省各阶层团结在了革命委员会周边。
一旦日本帝国主义撤离，满清又倒台了，那么必然会有不少人希望回到过去平静安稳的生活。特别是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成，也使得这些人拥有了一个反对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毕竟我们还不是中央政府，而共和体制的口号还是很有市场的。
在短时间内，我们或许可以用武力抵挡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联合。但是从长远看，我们想要战胜他们，就必须获得年轻人的支持。而只要在我们主导的义务教育体系下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才会坚定不移的支持革命委员会，那些在旧社会伦理体系下成长的年轻人，则不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是无法投身于革命的。”
看着宋云桐等人沉默不语的表情，吴川随即又补充道：“当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同志们的难处，可是人民既然让我们坐在这里，本就是需要我们面对这些令人为难的问题，不是么？
我的意思是这样，宋委员你去和教育委员会碰一碰，让他们理出一个详细一些的计划来。其他先不管，就搞这个小学义务教育。12年到13年，花上两年的时间，先把东三省适龄儿童的入学人数提高到10万人一年。三年之后翻一番，达到20万人一年。行不行？”
“这样的目标的话，倒是还可以努力一下。”宋云桐沉默了半分多钟后，终于接受了吴川的要求，但他随即说道：“不过我也有一个请求，希望党内能够对肃反一事重新进行讨论。
我以为，当前的肃反行动有失控的风险。对那些满清投诚的官兵和各地的胡子团伙进行甄别肃反，我是极力赞成的。对于那些和日本人勾结欺压中国人的亲日分子进行镇压，我也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个人当了亲日分子，就搞全家株连的政策吧？比如于冲汉是协助了日本人窃取了大片土地和煤矿资源，但是他的叔伯兄弟有几个并未参与这样的事情。现在肃反委员会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于家全部男丁治罪，还要把于家剩下的财产完全没收，把老弱妇孺全部扫地出门，这就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动荡。就连顾人宜、鲍化南都发了电报过来，都认为于家其他人罪不至此。”
吴川还在思考宋云桐话中的意思时，一旁的方兆国委员顿时已经不满的对宋云桐反驳道：“于冲汉作为满清的辽阳交涉局局长，不仅不维护中国的利益，还帮助日本人巧取豪夺铁路附近的土地和矿山，他从中获取的利益，难道于家人没有享受到吗？既然他们享受了这些利益，现在接受人民的惩罚也是理所应当。倒是顾人宜、鲍化南两人，他们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为于家求情…”
对于工人出身的方兆国，宋云桐一向是有些看不惯的，他总觉得这个人性格粗暴难以相处，且有一种仇富的心态。他于是立刻反对道：“党的纪律可没有不让党员发表正常意见的条款，顾人宜、鲍化南也并没有反对肃反的决定，只是认为肃反应当有的放矢，不能盲目扩大化，从而弄的人心惶惶。”
方兆国语气坚定的说道：“肃反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坏分子人心惶惶，让他们知道革命委员会不是吃素的，要是不能震慑他们，我们还搞什么肃反？”
宋云桐的脸顿时被气的涨红了，他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吴川终于出声打断了两人的争吵，并转头对着另一位委员点名问道：“吴泰委员，你怎么看宋委员的意见？”
吴泰沉思了一会后说道：“我记得主席你之前说过，南满的社会环境和北满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南满的大户至少也在当地扎根了三代以上，他们的姻亲关系要比北满复杂的多。
于家在辽阳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们的亲戚和关系户在当地几乎盘根错节，正因为于家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势力，日本人才会找上他合作。你要说于冲汉没有利用家族的势力帮助日本人做事，只靠他自己的能力为日本人服务，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
宋云桐的脸色有些发黑了，而他斜对面的方兆国神情倒是舒缓了下来，只是吴泰顿了一下后又接着说道：“但是，如果我们真要以这样的逻辑去肃反，那么整个辽阳甚至是整个南满的大户都要反对我们了，因为他们不可能没有黑历史给我们肃反。”
方兆国不以为然的说道：“反对就反对好了，我就不信革命军还收拾不了他们了。”
宋云桐却略过了他，小心的观察着吴川的脸色说道：“吴泰委员说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南满的大户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拉出一个就可能牵扯出一群，若是我们打击的过于严厉，我担心当前南满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变化。
此外，和我们合作的北满大户们，也很担心革命委员会现在发起的肃反行动。特别是对于南满一些大户采取的土地没收政策，让他们担心会不会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种情绪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毕竟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和经济，还是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的。”
吴川举手阻止了其他人继续发言，然后做出了决定道：“我了解了，关于肃反的事情我会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进行沟通，这事就暂且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先生给我发来了电报，在电报里他提到了两件事：一是为副总统推举了黎元洪做出了解释，希望我能够谅解。并表示南京临时政府正在筹备北伐，希望革命委员会能够予以配合。
第二件事，孙文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和日本言和，不要伤了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认为日本和我们同文同种，实乃是守望相助之友邦，并不是仇敌。而俄人贪婪残暴，久之必为中国之大敌，所以中国应当联日抗俄。
并且，孙文先生以为，外交乃是中央政府之权力，革命委员会应当服从于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而不是另搞一套。比如现在革命委员会宣称，满清同各国签订的条约必须重新洽商，否则中国难以承认的主张，就和临时政府同各国的交涉主张有所冲突，因此希望我们放弃这一声明。
另外就是，北京的袁世凯派出了特使，希望能够同革命委员会达成合作。只要我们支持他，他就答应除了此前承诺的东三省交由我们治理外，外蒙古及东蒙古也可交给我们。此外今后关于东三省的涉外事务，比如日俄在东三省的利益问题，中央政府也会先询问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再做决定。”
这下宋云桐倒是和方兆国意见一致了，两人都认为孙文这个大总统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急着对革命委员会发号施令，未免有些自以为是了。
吴泰也点着头说道：“要是我们照着孙大总统的要求，把对外交涉权力上交给临时政府，岂不就等于是承认了满清和列强签订的各项条约？那么我们还怎么和日本谈判？这一仗革命军不是白打了吗？”
李升可也发表意见道：“可是不接受孙大总统的要求，也会让我们大大的失分。临时政府既然组建了起来，就代表着革命各省的中央政府确立，我们反对孙大总统就等于是将自己排斥于新政府之外，接下去新政府的组建就会于我们不利。”
方兆国于是干脆的说道：“那我们就干脆退出临时政府，我倒是不相信凭我们自己就不能推翻满清了。”
宋云桐眨着眼睛说道：“这也太过莽撞了，要是现在宣布退出，那么还不如之前搅黄了临时政府的成立。临时政府一经成立，就具备了对于全国民众的号召力，此时退出就是自绝于人民。
我看倒不如和袁世凯合作，临时政府虽然不能退，但大总统可未必不能换。只要把孙文先生选下去，我们就不必再面对临时政府的指责了…”
第486章
各位委员或多或少的对同盟会露出的不满，倒是让吴川吃了一惊。不过他也很快醒悟了过来，随着革命委员会发展形势良好，同盟会出身的党员对于孙、黄等同盟会领袖的仰慕正快速的淡化下去，这对于现在的党和革命委员会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吴川一边听取着各人的意见，一边默默的思索着，最终终于开口说道：“我们现在和过去已经不同了，过去我们不过是普通的革命者，不管说什么人民也不会记在心里。
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政权，一个政党，手中也掌握着一只强大的力量和上千万民众的前途，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会被人民认为是党和革命委员会的一种表态。
虽然我不太喜欢用政治人物这个词描绘自己，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那么一个政治人物需要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诚实？正直？还是信仰？
我以为是信仰，即便你真的没有也该让人民觉得你是有信仰的，因为这是人民跟随你前进的理由。否则哪怕我们把自己包装成道德完人，一个朝三暮四的政治人物也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因为人民是根据你的信仰来判断你是否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以你个人的品德来判断。
一个时常改变自己信仰的政治人物是无法取信于人民的，同样一个时常改变原则的政党也是无法获得其他政治力量的信任的。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着影响地区平衡的力量，如果不能让其他政治力量根据我们的原则来判断我们的行为，那么他们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
就像俄国的沙皇政府，即便我们得到了他们许多支持，革命委员会也不可能信任他们，为什么？因为沙皇政府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政府唯一遵循的原则就是无止境的扩张政策。即便与之相邻的地区再怎么倾向于它，它也一定会找机会把你吞并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再怎么困难重重，我们也应该坚持：反帝反封建。这面旗帜。一旦我们对这一口号表现出了动摇的姿态，那么跟随在我们身后的人民就会散去，而没有了人民的支持，即便我们现在看起来如何形势大好，终究要被周边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联合绞杀，要么就是政权的彻底变质。”
吴川如此坦率而直白的告诫，令在座的几位委员都有些悚然而惊了。特别是对于宋云桐而言，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虽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吴川确实有出卖利益的举动，但是在党内和公开场合吴川的主张倒是始终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他一直都以为，对方这是有说一套做一套之嫌疑，不过他心里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这正是共和党这个团体所需要的领导人。如果对方是如孙、黄这样的革命圣人，确实是值得革命党人敬仰，但是跟着他们革命的普通人可没看到有什么好结果的。
宋云桐虽然坚持革命，但也不愿意在仇人杀害了自己之后逍遥法外，自己却得到一副挽联的下场。看起来死后尊荣无比，但怎么看都太过憋屈了。陶骏保一案的爆发，不仅仅是摧毁了其他革命党人对于同盟会的信任，就连宋云桐这些对同盟会颇有留恋的旧会员，也彻底对孙、黄等人失望了。
虽说孙文在案发时都没有到上海，而黄兴也未必对陶骏保被害一事知情，但是他们一开始听闻案件之时，或沉默以对，或为沪军都督府辩解的态度，却让各省的同盟会成员意识到，原来革命圣人并不是没有人情，只是这种人情并不在他们这些底层会员身上。
对于原有信仰的破灭，将会使得大多数人更为抵触这种信仰，宋云桐正是其中一个。所以他才会难得的，和自己看不上的工人委员站在一起反对临时政府。
不过现在吴川的表态，又使得他不得不谨慎的出声问道：“如果我们不能退出临时政府的话，那么吴主席您的意见是什么？”
吴川思考了数秒后说道：“革命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保卫人民的利益，按照临时约法成立的临时政府原则上和我们并无不同。
因此，我认为如果临时政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为了更好的保卫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服从。当然我们应当明确的告知人民，而不是秘密和临时政府达成什么约定。
对于袁世凯方面我们也应该给与同样的回答，如果袁世凯能够保卫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支持他。如果他只是想要拉拢我们捍卫满清政府或北洋集团的私利，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支持他的。”
其他委员还在思索的时候，吴泰已经反应了过来，向着吴川求证道：“主席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公开发表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在对日外交上的主张，然后交给临时政府去交涉？顺便也就堵上了孙大总统的要求？”
宋云桐也接着醒悟了过来，连连点头说道：“这个主意好，就算临时政府谈下来了，那也是我们主张在先。要是临时政府谈不下来，人民也只会抱怨临时政府办事不利。我支持这个办法。”
吴川确立了方向之后，委员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而有了对方临时政府的策略，对于袁世凯方面的拉拢，革命委员会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之后，这场小范围的谈话也就宣告结束了。在各位委员离去之后，吴川便起身向秘书张云荣说道：“给我备车，我要去探望一下列别捷夫教授。”
距离吴川住所约一公里外的一处俄国人居住区内，一所带有小花园的两层建筑，就是前莫斯科大学教授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列别捷夫的住所。
这位1822年出生，1811年获博士学位，1100年就被任命为了莫斯科大学教授。1110年用实验证实光对物体的微小压力，并著有《光压实验研究》一书，是当代俄国最为出色的科学家之一。
莫斯科大学全名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建立于1388年，是俄国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院。不过随着1108年革命时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该组织呼吁推翻沙皇，建立一个共和国后，这所大学就成为了沙皇的眼中钉。
1108年之后，沙皇政府多次关闭莫斯科大学，从而造成了整所大学的左倾化。1111年因为斯托雷平被刺杀，沙皇政府再次掀起了对于社会主义分子的大规模打压，顺便再次关闭了莫斯科大学。
于是有130名科学家和教授发起了了一场集会，以抗议军队入驻校园。但是这场集会遭到了暴力镇压，一些教授被殴打，上千名学生被开除。在吴川的努力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帮助下，彼得堡决定把不可靠的教授和学生发配到哈尔滨建立一所大学。
去年12月中，一些教授和学生就陆续抵达了哈尔滨，预备筹建哈尔滨工业学院。列别捷夫正是这些教授中最为出色的一位，也是在他的带动下，莫斯科的不少教授和学生才决定接受政府的命令，自愿前往哈尔滨。
只是列别捷夫在和政府的对抗集会中受了寒，又经过这样一场长途跋涉，因此抵达哈尔滨后就得了急性肺炎。如果不是磺胺药物发挥了效力，这位搞不好下车不久就要埋骨于异国他乡了。
就如同吴川高度重视这些从俄国而来的教授和学生，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同样重视着他们，在吴川抵达列别捷夫的住所时，捷尔任斯基正打算离开。
于是在门廊内两人进行了一场简单的对话，吴川顺便提了提地方上对于肃反的意见。捷尔任斯基皱起了眉头说道：“这样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如果不撕破了这些人对于地方的控制网，我们就无法真正把党和民众联系起来。
现在处理反动分子尚且有人为其说话，那么我们想要派人下去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到时候反对的声音岂不是更多？要我看，我们现在就应该一次性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压制下去，接下来党要执行什么政策，也就没有什么人敢跳出来阻扰了。
我们现在向他们退让一步，只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
吴川耸了耸肩说道：“我并不是要向后退，但是我认为我们一次最好只打击一批人。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声音，党还是要听一听的。像现在这样，把打击范围扩大到家属、亲戚身上，甚至连把土地卖给日本人的也被视为了反动分子，这将会使委员会内部的中间派人士对党的目的产生焦虑，从而削弱了我们整体的力量。”
捷尔任斯基沉默了片刻之后，方才出声问道：“那么你的想法是什么？”
吴川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我们对地方治理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这些本地大户在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刚好北满又需要大批的人手加以开发，我以为不如对反动分子和摇摆分子的惩罚加以区别。对于那些坚定的反动分子自然要毫不留情的加以镇压，对于那些愿意悔过的摇摆分子则以宽大处理。
可以让他们把南方的土地交出来，然后在我们制定的北方地区进行开荒，以2比1进行土地置换。至于他们在南方的土地，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分配给军属，拿出一部分进行拍卖，只能以我们发行的公债进行竞拍。
这样一来，我们既安抚了中间人士，也可以打破南北大户之间那点默契，从而确保他们难以联合起来反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