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所言，吴主席接见这些三好学生的目的，确实是想要挑选 一些年轻人进行培养，但是这场接见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号召全省的中学生们向这些三好学生学习。不仅仅是要在体育、功课、道德上向他们学习，还要在政治上向他们学习。
革命委员会自辛亥年举起义革命，差不多已经5年有余，期间不知遭遇了多少风浪，光是两次对日作战就差点让我们功败垂成，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了当前关外的局面。当下我们对于外敌的入侵总算是有了几分把握，但是对于内部颠覆分子的斗争却才开始而已。
我相信对于去年因为土地改革出现的一些反革命言论，你也应该有所耳闻才是。我们尚未正式进入关内，还没有把列强从我国的领土上赶走，也没有废除前清和列强签署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不过是刚刚让关外四省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反对继续深化社会革命了。
为什么？因为土地改革的推动已经损害到了不少地主的利益。说到底，许多人参加辛亥革命，是为了反抗列强和朝廷对于他们的压迫，现在革命委员会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这个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革命自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共和党牺牲了这么多人可不是为了解放这么一小撮人，也不是为了让这一小撮人取代列强和前清继续压迫人民。那样的话，我们的革命和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
当下这些人的力量还很弱小，毕竟我们掌握着政权和军队，但是如果我们任由这些人进入到政府和军队的话，以后就不好说了。
左右吴主席还要在抚顺、鞍山转上一圈，至少一周后到沈阳，你把这份名单退回给教育委员会让他们重拟。另外名单里的女学生人数不得少于4人，他们莫不是昏了头了，吴主席从前年就开始喊，要解放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了，他们把女学生排除在外是想干什么？是想和中央对着干吗？”
说到最后一句时，张榕的语调都变得严厉了。王永江赶紧为几位教育委员们辩解道：“几位教育委员都是本省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应当不会有和中央作对的意思，恐怕只是单纯觉得女子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毕竟这场接见也有为国选材的意思，女子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似乎有失庄重。”
张榕摇着头，带着一点怒气说道：“糊涂，黑龙江和吉林的省三好学生都已经接见过了，他们只要稍稍去了解一下都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亏我还一直在主席面前为这些蠢货说话，说他们都是治学有成的本省教育界名流，在教育上颇有建树。他们就是这么给我挖坑的吗？
让女子出门工作，以减轻当前关外劳动力江浙浙湖浙匮乏的矛盾，这是中央已经取得共识的政策。他们以为如何，就能抵触中央颁发下来的政策的吗？辽宁可不是他们的辽宁，是革命委员会和党的辽宁。”
看到张榕确实是发怒而不是装样子，虽然王永江的立场是偏向于教育委员会的，此时也不得不改口说道：“几位委员中有些人的年纪也的确大了些，恐怕很难有精力应付繁剧的政务，我看不如等接待完吴主席之后提拔几位年轻一些的开明之士去接替他们，免得把事情闹大了。”
听王永江这么一劝，张榕也顿时犹豫了起来。他是奉天人，这教育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在革命前他就认识了，甚至有几人还是他家的世交。毕竟关外过去只有奉天一省的历史较久远，关外有名的读书人大多聚集于奉天城。张家是奉天大族，来往的对象除了官员之外就是这些读书人了。
革命爆发之后，张榕觉得这几位在省内的学问和人品都是值得称道的，因此不顾其他人的劝阻，把教育事务交付给了这几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位旧时代的知识精英就有些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了。虽然和其他旧文人相比，他们还是开明的，但是这种开明程度是有限的。
比如其他旧文人认为：女子裹脚和不抛头露面才是女子之德；那么这些开明的知识精英则认为：女子的德性和裹不裹脚无关，但他们还是坚持女子不应当外出工作，而是应当在家照顾婆婆和子女。但是革命委员会现在所主张的是：女子可以是独立而不必依附于男子生存的，除了某些体力工作和危险性工作外，女子完全可以从事任何工作。
在革命初期，这些开明知识精英还能同共和党人保持同一步伐，但是随着的革命不断的向前发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开始变得落后保守起来了。过去为张榕所支持的教育委员们，在革命委员会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社会制度时，就渐渐变得不合时宜了起来。
虽然张榕对于这些旧知识精英开始感到有些不耐烦，但是他之前对于这些旧知识精英的支持，使得自己很难同这些人脱离关系。要是他大张旗鼓的批评这些人的主张，搞不好掀起的政治风浪就能卷到自己头上来。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地区统治的稳固，积极向中央靠拢的政治精英并不在少数，张榕很清楚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及别人。就好比他面前站立的王永江，在办事能力上就比他强多了，特别是在搞经济建设方面，更是胸有丘壑。
他之所以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不过是投身革命较早，且获得了吴川的信任。之前有些人并不是没有打过，取他而代之的想法，不过有着吴川的支持，这样的谋划都失败了而已。但是，如果他自己露出了一个大破绽，恐怕就算是吴川也没办法继续保着他了。
吴川现在虽然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拥护，威望蒸蒸日上。不过大家之所以一致拥护吴川，除了他能够带领党不断获得胜利之外，重要的还有吴川做事几乎都是对事不对人。吴川所主张的几乎都是符合全党利益的路线政策，不会有针对某人的说法。
哪怕是那些被整风运动革去职务的委员们，通常也不会去痛恨吴川，倒是把那些具体执行的办案人员恨的咬牙切齿。因为吴川不过是划出了一条整顿纪律的路线，但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应当是及格的，之所以不及格是因为某些办案人员对自己的打击报复或为了邀功请赏。
因此他如果在教育问题上出现了政治错误，那么就算是吴川也不能违背党的路线，继续庇护于他了。毕竟共和党现在还是革命党，还处于上升阶段当中，人人都在力争上游。张榕的才能既然不足以服众，自然就有人觉得他挡了自己的道。
对于党内的这种人事斗争，就算是吴川都无可奈何，毕竟只要是人的组织，就不可能不出现人事斗争。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人事斗争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为公指的是，某些人不足以胜任自己的工作，那么为了党的未来考虑，自然就应当让这样的人下台；为私指的是，为了让自己或朋友更进一步，因此就把他们的上级当成了斗争对象。
吴川现在在党内竭尽全力的打压后一种人事斗争，就是希望把党内斗争引向第一种，从而保持住共和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作为吴川最为亲密的同志，张榕自然是了解这位的心事的。因此他虽然对当前的教育委员会现状有所不满，但是还是接受了王永江的提议，不想把事情扩大从而失去控制。
只不过有些事情显然不是以张榕的意志为转移的。六月中旬，吴川从营口转回沈阳，在张榕为其接风洗尘之后，当晚他还留下了张榕但对聊了聊。
在听完了张榕的工作汇报之后，吴川沉吟了片刻后向他说道：“辽宁和吉林、黑龙江两省不同，这里的不少居民早在明朝时期就迁移到这里了。
因此辽宁的社会结构要比黑龙江、吉林复杂一些，不过却又比关内各省的社会结构要简单的多。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对于辽宁实施的政策总是要考虑再考虑，往往要慢黑龙江、吉林半拍。这也是为了地方上的稳定着想。
但是，让辽宁走的慢一些，并不是让辽宁的社会变革停滞不前。你的政治敏感性还不错，但是还不够警惕。你对于过去那些参与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还是软弱了些，我们是为了人民而起义的，不是为了让他们享受革命红利而起来革命的。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可以暂时建立革命联盟，那是因为他们总体上来说还是进步力量，不是什么反动势力。但是革命成功都快六年了，他们还想要骑在人民头上，这难道不是新时期的反动力量吗？
现在整个东北的人民群众都倾向于我们，而这些所谓的革命功臣除了向人民索要财物外，他们还做了些什么？不要对这些人抱有什么同情心和义气，我们共和党人不能拿私谊去妨害了公务。没有了人民群众支持的他们，还有什么力量抵抗我们对于这些投机者的清理？”
第758章
在教育问题上，虽然张榕已经有所准备，不过吴川依然就辽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吴川除了对辽宁教育委员会就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方面关心不足进行了批评外，还就辽宁中小学生的政治教育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就连古人都知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和教授知识相比，传道才是第一位的，什么是道？说白了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哪怕学生的学问学的再好，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接班人。
大明养士200余年，最后都养出了些什么玩意？我们的教育部门决不能培养出一批洪承畴出来，那是在自掘坟墓。
看看辽宁现在一年的教育经费，百分七十用在了城市教育上，乡村教育只占了百分三十，本来乡村教育就薄弱，现在还要加强城市中学校的教育经费，这说的过去吗？
而且城市中的教育经费还大多花在了几所重点中学上，这些重点中学的入学学生究竟有多少出身工农阶层的，你了解过吗？”
在吴川一连串的质问下，张榕感觉自己的背上都被汗水浸湿了，他只能老实的向吴川认错道：“我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好，特别是教育和卫生这一块，我只关心了经费有没有按时拨下去，钱有没有真正用到实处，确实没注意到城市和乡村拨给经费的不公平…”
吴川神情严肃的听完了张榕的检讨后，方才清了清喉咙说道：“你现在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虽说我们革命委员会不讲一长负责制，但是你的权力也并不比前清的封疆大吏少多少。你所不关心的事情，或是关注不到的事情，许多人可都是在看着的。
如果我们共和党人和过去的满清官吏一样，不关心地方上的事务，驱使那些地方乡绅大户去管理乡下，那么你现在做的当然不会有问题。可是我们共和党人举起义旗革命，正是为了要打到那个什么都不肯去做的旧官僚体系，正是要打破过去那种皇权不下乡的地方封建自治关系，那么就由不得我们不去关心人民的一切。
权力和责任是相对应的，你手中的权力越大，你要背负起的责任就越大。之前中央颁发的政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工人和农民才是党和国家的基本，不能维护住这两个阶层的基本利益，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党最可靠的力量。
如何维护住这两个阶层的基本利益，首要一点就是保证工人和农民受教育的权力，没有知识的工人和农民是无法自我觉醒的，只有当工人和农民阶层的自我觉醒，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他们才会跟随在党的身后去保卫自身的利益。
假如我们一边高喊要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一边却始终把教育资源向有产阶级倾斜，那么你觉得这些有产阶级的子弟有多少人会背叛自己的出身，投入到工农阶层的解放运动中来呢？我并不否认也许会有一些人会背叛自己的出身，但我并不看好会有大批人员背叛自己的出身。
再说了，和有产阶级的人口相比，工农阶层的人口要高达数十倍，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解决了工农阶层的教育问题，我们能够收获的人才至少要比现在的精英教育高出数十倍。这几年东北三省的发展你也见过了，那么你就应当知道，理工科人才的重要性。
科学家、工程师和优秀技术工人在国家建设中，其实要远远重要于机器的地位。没有机器我们可以买，也可以造，但是没有了人才，哪怕有机器我们也运转不了…”
这场晚间的单独谈话，使得张榕再一次提高了对于一些工作的政治认识，虽然每一次同吴川的谈话都是被敲打，但是这种让他紧张的谈话，却每一次都能提升他的视野，从而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解决手中所遇到的棘手难题。
在谈话结束后的第二天一早，张榕就召来的身边的秘书王永江，再一次调整了省三好学生的名单，并增加了青年工人、农民出身的共青团代表，大幅降低了学校、公务员出身的共青团代表。
6月18日，吴川在沈阳第一高中的礼堂内会江浙浙湖浙见了辽宁省的省三好学生、共青团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不得不说，在民国五年沈阳一高确实是全省最为出色的一所高中之一，关外能够领先于它的大约只有哈尔滨第一中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及长春共和高中了。
一高的女学生穿着淡蓝色旗袍上衣和黑色半裙、白袜黑鞋，男学生则穿着直领黑色中山装、白球鞋，看起来总算是有点民国的气息了，这可比辛亥年吴川所见的直筒式旗袍和大褂要精神的多了。
特别是代表省三好学生向其赠送鲜花的那名女学生，穿着这身学生装淡雅如菊，颇有一种影视剧中走出的感觉，一时吸引了不少台上台下男性的目光，就连吴川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不过这位女学生显然是一个胆子大的，即便被周边的男子看的面生红晕，也还是在吴川面前落落大方的说完了祝词。吴川低头看了一眼女学生胸前的名牌，不由多口问了一句：“张素贞同学真是口齿伶俐，不知你将来打算做什么？”
吴川的问题让张素贞感到有些意外，老师给她的剧本里可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她还是很快的回过了神来，顺口答道：“我小时候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我听说现在外交委员会可以招募女翻译，所以我想今后做一个女翻译。”
吴川微微点了点头鼓励道：“那你要努力了，想要进入外交委员会当翻译，考入哈尔滨军政大学的外语系比较容易一些。你现在是高一，那么还有一年时间去准备…”
虽然之后吴川和其他学生代表的谈话也问了问志向，并加以鼓励。不过对于熟悉吴川的身边工作人员来说，还是觉得吴川对于这位女学生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
虽然吴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吴川从来没有什么出格的个人行动，不过胡秉柯在会见结束之后还是找借口同一高的校长交谈了几句，关心了下张素贞这位一高学生的学业和家庭。
当天晚上，陪同吴川用餐的胡秉柯突然装作无意的提道：“那位叫张素贞的女学生还真是够可怜的，十岁左右父亲就去世了，去年连母亲也过世了，现在寄居在大伯家里。虽然她学习成绩够好考上了一高，可是她的伯母却想把她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当做填房…”
“啪。”吴川不悦的把筷子重重的拍在了桌上，坐在他对面的张云荣立刻停下了动作，但是眼睛却盯着自己饭碗并不抬头，吴川这才转头看着胡秉柯皱眉说道：“你去调查她做什么？”
胡秉柯倒是镇静的放下了手中的碗筷，这才向吴川回道：“主席，您的年纪也该谈婚论嫁了。党内不少同志都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女性照顾您的个人生活，在您这个年纪大都有两三个孩子了。之前几位委员为您介绍的女子都不合您的眼缘，不过我看今日这位倒是不错的，家庭关系清白，也…”
吴川顿时怒道：“开什么玩笑，我这边严禁党内和女学生谈恋爱和纳妾，这边自己去坏了规矩，今后还能服众吗？你这简直是胡闹，这事不必再提。”
胡秉柯在心里琢磨了一下，觉得吴川只是担心坏了规矩，并不是真的看不上这个女学生。他想了想便正色说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人家也不能读一辈子书吧？
而且就她伯母的姿态，我看现在她的书也未必能继续读下去。我不过是想要出手帮她一把，让她把书继续念下去，若是日后您真的和她没这个缘分，自然也不会见到她。当然，这事还是您说了算。如果您觉得我多事了，那么我就不提这事了。”
吴川沉吟了良久，终于谈了口气说道：“帮忙可以，其他什么的就不要多事了。我吃饱了，一会把整理好的电报送过来吧。”
看着吴川起身离开餐厅，张云荣才长吐了一口气，小声的对着胡秉柯说道：“胡主任，您的胆子可真大。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倒是越来越敬畏主席了。”
胡秉柯无言的看了张云荣一言，他心里现在也是心跳的厉害。不过有些事却是非做不可的，虽然吴川并没有如袁世凯、孙中山那样的做派，搞什么党内独裁，但是党内各派却依旧只敬服吴川一人。
特别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从党内撤出后，原本在工人中势力最为雄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现在则完全成了吴川的支持者。而民政方面虽然以宋云桐、梁廷栋、耿瑾文各执一派，但是以朱和中为首的军方却对他们并不感冒。
同样，党内民政方面的领袖也并不服膺朱和中这些军方的代表，毕竟中国的传统就是以文制武。能够调和各方，并联合内外的也只有吴川一个人而已。假如吴川不在了，党内的左右两派估计会先开战搞明白，到底是亲俄国布尔什维克还是亲美国的资本家。
在这样的局势下，吴川的人身安全和婚姻就都不是他个人的事了。虽然吴川在党内还是强势的，但是大家还是不希望吴川娶一个外国人，只不过大家又不能强行给吴川安排一个中国女子，因此只能顺着吴川的心意去琢磨他喜欢的女性。
胡秉柯想着自己也真是惨，被党内各方逼迫着解决这个问题，好在今日看来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第759章
对于餐桌上爆发的这点小插曲，吴川上了楼也就忘记了，因为他很清楚这不是胡秉柯自己的想法，这种事情继续追究下去并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胡秉柯将今日的电报送来，吴川看到一半就皱起了眉头陷入了沉思中，胡秉柯此时也郑重了起来，等待着吴川做出决定。在整理这些电报的时候，他就已经全部看过一遍了，自然知道吴川手中的这些电报都有些什么内容。
吴川安静的思考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抬头对着到胡秉柯说道：“给王葆真发一封电报，让他邀请芮恩施公使参加本月28日葫芦岛造船厂第一艘驱逐舰下水典礼，我希望能够在典礼期间同芮恩施公使谈一谈关于革命委员会和美国就欧洲战事的立场问题。”
胡秉柯虽然有些意外于吴川的决定，但是他很快就答应了下来。随着胡秉柯的离去，吴川把手上的电报丢在了桌面上，这才不屑的说了一句，“搞不清状况的高卢雄鸡。”
停留沈阳期间的吴川并没有空闲下来，每天都在不停的接见着各界代表和一些来自海外的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主要来自法属安南、荷属东印度及英属马来，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日本的几位社会主义者。
一位是片山潜，这位在大逆事件后就离开日本前往美国的日本社（本书免费首发新丝路文学网www.xunsilu.cc）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另一位则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安部矶雄，在大逆事件后选择退出了政治活动，专心于自己在早稻田的教职工作。
不过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击败了日本之后，陷入低潮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就开始转移到大陆来了。有着革命委员会的庇护和大量迁居到大陆的日本民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于是重新在东北的日本移民中活跃了起来。
片山潜从美国跑到了东北，而安部矶雄也接受了新成立的沈阳大学的邀请，成为了沈阳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和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交流了数日之后，吴川不免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因为欧洲战争而衰退，各国的工人运动我看在战后应当获得一个极大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共产者组织，各位是否有意成立一个全新的领导日本工人运动的政党加入这一组织呢？”
片山潜虽然很乐意接受吴川提出的这个主张，但他还是不无忧虑的说道：“您的建议虽然很好，但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欧洲，欧洲加北美的工人占了全世界工人的80%，由我们来建立这样一个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国际组织，是否合适？
此外第二国际，也就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尚在，我们绕过第二国际自行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否会造成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
吴川微微颔首后说道：“我以为，领导工人运动并不是以工人数量的多少来决定的，而是是否具备了真理来决定的。
第二国际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大会时，通过了《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为工人斗争的武器。那个时候第二国际掌握了真理，自然获得了全球工人的普遍支持。
但是，在本次欧战爆发时，交战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派普遍违背了非战的决议，反而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去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第二国际也就失去了真理。
早在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消息时，列宁同志就已经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我认为列宁同志的宣言是正确的。
我不认为一个支持本国参加不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主义党，还能够继续代表本国工人的利益，在他们将成千上万的工人兄弟送入战壕，去屠杀别国的工人兄弟时，他们就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允许，让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来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呢？
就如列宁同志说的，现在是和第二国际划江浙浙湖浙清界限，重新建立一个代表各国工人阶级利益联盟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了。我相信，当我们向各国工人发出这样的号召时，那些真正的工人们是会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
片山潜沉默了下去，他觉得吴川的话语极有说服力。不过坐在他身边的安部矶雄则不安的提出了另一个疑问，“建立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政党，我是支持的。但是据我所知，列宁同志所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和贵党都是支持暴力革命的，那么这个新成立的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组织，是否也是主张各国工人用暴力夺取各国政权呢？”
吴川扫视了一眼在座的日本人，除了片山潜的脸色毫无异样之外，其他几名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脸色都有了一些变化。果然和他手中的资料无差，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都是主张议会斗争的合法派。当然，在这个时代主张议会斗争的才是社会主义者中的主流。
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主张，也是在本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人阶级被各国社民党出卖，加上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掀起了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暴力革命的流行。
他很快就收回了目光，对着安部矶雄说道：“安部教授的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以为在经历了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工人阶级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想要走温和的议会斗争路线，是阻止不了资产阶级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
而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只有死亡和痛苦，但是资产阶级倒是从战争中获取了高额的收益，如果我们继续主张走议会斗争的温和路线，那么这就是一条死路，在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之前，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放弃掐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双手的。
第三国际当然应当主张暴力革命，不如此主张则各国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对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做出让步。没有主张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组织，那么那些想要在议会中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组织也无法得到对于工人阶级生活工作的任何改善。
而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那么通过暴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权也无法长期的生存下去，我以为这两种斗争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不过，不管是暴力革命还是议会斗争，我认为都是为了掌握国家政权，让无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绝不是向资产阶级做无原则的妥协…”
安部矶雄脸上的神情顿时缓和了下来，不过他很快就接着向吴川问道：“那么按照您的观点，日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斗争方式呢？”
吴川只是思考了片刻就回答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日本工人阶级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自然应当服从于日本当前的现实。
日本当前的现实是什么？虽然日本的工人阶级力量要比中国大的多，但是日本的反动力量也要比中国大的多，且日本正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当中，虽然日本工人阶级是具有一定革命性的，但是他们身上还带有着许多封建残余意识。
在日本资产阶级和乡村封建地主的反动宣传下，日本的工人和农民信奉军国主义的远比信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要多的多。再加上日本是一个岛国，陆地上的交通远不及海上交通发达，因此一旦地方上出现工人或农民斗争，日本的反动政府可以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力量把爆发革命的区域将其他地区进行隔离，从而调动其他地区的反动力量把革命镇压下去。
因此我个人认为，当前的日本采用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的工农阶层还需要被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继续教育。但是我也同样认为，日本的无产阶级想要赢得自身的解放，必然是要走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的，因为日本的反动势力绝无可能自动放弃手中压迫无产阶级的权力…”
这场谈话既让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感到振奋，但又让他们觉得矛盾。不过在这场谈话之后，日本社会主义者倒是都认为，建立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至于建立日本共产党，众人还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在大逆事件之后，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就陷入了低潮，想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显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的。
至于吴川，在谈话之后又单独邀请片山潜见了一面，在这次对话中他以更坦率的姿态向其说道：“片山同志，我请你过来单独见面，是想要和你说一说，关于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的生存方式。”
片山潜有些不解的反问道：“共产主义小组的生存方式？您不是在会上已经提到，小组应当在暗中活动，以讲习所和报纸作为宣传马克思思想的阵地的吗？”
吴川点了点头说道：“是的，但这不过是外在的形式，并不是全部。日本的反动势力早就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开始警惕了，大逆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们不能让日本反动势力认识到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对他们具有一定好处，那么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一样是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严厉打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