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协助俄国同志去夺取俄国的政权，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难道不是吗？假如我们不在远东揭开临时政府的真面目，俄国民众又怎么会觉醒，这就是另一个沙皇政府呢？
此外，过去70多年以来，中国就一直被各帝国主义入侵和压迫，可以说人民心中对于帝国主义的怨恨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民族上的同情心如果不能获得满足，那么迟早会被我们的敌人用来对付我们。光是看一看瑷珲、黑河等地的市民对于要求收回江东六十四屯的要求有多迫切，我国的青年学生和社会舆论界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对于收回天津租界有多欢喜，就可以知道我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已经开始高涨了。
虽然我一直都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是我国的工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就连我国的资产阶级都没有得到一个稳定的发展期，因此也就导致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力量格外的弱小。
我们东北三省的产业工人数量，到了上半年3月份的时候，都没有突破110万人，而整个关内的产业工人数量还不到关外的一半。相比较而言，东北的农业人口依旧还是超过了工业人口，但是关内的话工业人口相对于农业人口来说，更加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要依赖400万不到的无产阶级去领导近4万万中国人民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不得不慎重的对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希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和欧洲那些单一民族国家不同，一旦民族主义者误入歧途，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奥斯曼帝国。
鼓吹民族主义的奥斯曼帝国，实质上造成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分裂。阿拉伯民族的大起义，土耳其人对于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和十多年前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搞大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的屠杀，正是这种追求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的恶果。
这一场欧洲大战不管是哪一方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奥斯曼帝国也都不会存在了。假如，我们也去追求这种建立在民族压迫上的民族主义，那么我国同样会遇到国内各民族分裂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顺应中国人民和各民族反抗压迫、对压迫者进行清算的正义要求，然后再把他们引导向共产主义，而不是强行压制人民的反抗压迫要求，或是对压迫其他民族的要求进行妥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及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
第825章
对于革命委员会将对俄国的入侵行动作出反击的消息，克拉辛大约只比俄国驻哈尔滨副领事晚了一个小时收到的，当然这也是革命委员会派人正式向他通报，而不是来自于其他地方，虽然很快他就从俄国领事馆那里获得了相同的消息。
克拉辛几乎在收到消息的同时，就动身赶去了吴川所在的办公大院，不过他在另外一处独立的接待访客的平房内足足等了近3个小时，方才有人出来接待了他。
从景魁、吴泰两人口中再一次证实了革命委员会准备对临时政府发动反击的消息后，克拉辛沉默了许久方才对着两人说道：“那么，我是否能够和吴川同志见上一面，就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之间的问题和他交换一下意见。”
景魁思考了一下后说道：“刚刚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就算是吴川同志也不能再对决定做出更改了。我以为，您与其和吴川同志讨论这个问题，倒不如尽快把这一消息传达给彼得格勒的俄国同志们，让他们就这一事件给出一个表态，才是对贵我两党关系维护的最好选择。”
被拒绝的克拉辛只能在心里叹了口气，转而开口问道：“贵方真的确定，在唐努山口袭击贵国民众是一起蓄意事件而不是一场意外吗？”
吴泰顿时不满的回道：“俄国军队出现在唐努山口，本身就是蓄意的。唐努乌梁海是我国领土，这是沙皇政府都没有否认的，就在加大庙和别洛查尔斯克，不还是有着俄国军队的驻扎吗？另外，关于这几年俄国移民唐努乌梁海侵占当地百姓的土地，我们提出过多少次抗议了？在这个局势下讨论是否是意外，您真的认为有意义吗？”
被吴泰这一番抢白，克拉辛立刻清醒了过来，中俄之间现存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沙俄政府制造出来的。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争论，只会刺激到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哪怕是共和党内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党员，也不会接受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历史问题上的含糊立场。
克拉辛并不希望连景魁、吴泰这样亲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国同志也被刺激起民族情绪，因此他不得不立刻道歉道，“吴泰同志，我很抱歉，您知道的，我只是不希望革命委员会在这个时候和临时政府发生冲突，并不是试图为沙俄入侵唐努乌梁海的行为辩解。这场冲突将会令我们的立场很为难，我们不能不考虑俄国人民对这件事的看法。”
吴泰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了，“我们并不希望和临时政府发生冲突，我们抱着极大的诚意想要同临时政府解决中俄之间的历史悬案，但是临时政府不仅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屯及中俄瑷珲条约的问题上出现了反复，现在还在我国境内公然袭击了我国的民众和唐努乌梁海的官员，这和沙皇政府所秉持的帝国主义作风又有什么区别？
假如俄国民众认为，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时代的一切，那么他们也应该接下被沙皇政府所压迫的各民族的所有仇恨。作为中国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共和党同样不会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权力和责任。”
景魁也叹息了一声说道：“我以为俄国人民在经过了三年的战争之后，至少应当明白沙皇政府和现在临时政府所宣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正是将数百万俄国人推向死亡的谎言。
我非常不理解，俄国的民众一边向德国呼吁和平，一边却又试图侵略我国，这是一个什么逻辑？难道说俄国同志所主张的和平，是对强者言和，而对弱者宣战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又该如何联合起来呢？”
克拉辛感觉自己没法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了，这样的政治表态已经涉及到中俄两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了。虽然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共和党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倒更像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
不过还有更多的布尔什维克认为，现在的共和党虽然不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他们应当帮助共和党彻底的转向无产阶级。因为在俄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迎来帝国主义的干涉，那么作为俄国无产阶级在东方的盟友，共和党必然会替俄国挡住日本和美国人的干涉，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在帝国主义的围攻中生存下去的条件。
因此在获得彼得格勒中央局最新的指示之前，克拉辛实在是无法从个人的观点出发，就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将要爆发的战争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于是他不得不转移话题说道：“好吧，我江浙浙湖浙这就回去向彼得格勒发电报，等到彼得格勒的决定下来之后，我再来拜会吴川同志。
不过还有一件事，我需要贵方给出一个答复，就是当下进攻伯力的沙皇保卫军事怎么一回事？贵方难道打算支持沙皇的支持者在远东地区建立基地反攻彼得格勒吗？这是不是和贵方一直反抗沙皇政府压迫的宣传有抵触？”
景魁不慌不忙的对克拉辛回道：“反攻彼得格勒，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计划。不过对于沙皇保卫军的支持，我们到是给了一些。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反抗沙皇政府的压迫，所以才不希望沙皇的统治在俄国复活。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俄国支持沙皇的政治力量都有那些，因此不得不为俄国的保皇派树立起一面旗帜。吴川同志和我们都认为，与其等待俄国的保皇派自己推举出一个领导人，到不如让我们来制造一个。
至少我们挑选的这个保皇派领导人，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对付他，而一个众望所归的保皇派领袖，除了增加我们的麻烦之外，我们还需要对突然冒出的领导人重新进行调查，这就是在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
此外，当前的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贵党都没有占据重要位置，如果临时政府没有感受到内外交困的压力，又怎么肯对贵党放权呢？一支远东的保皇派武力，至少能够让临时政府更快的失去人民的支持。
而这支远东的保皇派力量，在贵方夺取了彼得格勒的领导权之后，也恰好为贵方堵死了帝国主义从东方干涉的通道。我们以为，这支力量的存在对于中俄无产阶级来说，暂时是有好处的。”
克拉辛思考了片刻后又问道：“那么按照贵方的意思，一旦我们夺取了俄国的政权，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干涉之后，沙皇保卫军是不是到时就该消失了？”
景魁想了好一阵才说道：“中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总是高于其他，只要沙皇保卫军的消失是符合中俄两国无产阶级利益的，那么我方自然是乐于见到这支武力的消失的。”
克拉辛低头默默的思考了一分多钟，再次向景魁发问道：“那么能否请你告诉我，革命委员会所要求的领土都有哪些部分？”
景魁这下也是沉默了许久，才斟酌的开口说道：“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南的地区肯定是属于我国的领土；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的归属也是明白无误的。接下来就是俄军和俄国移民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撤离，至于其他和俄国接壤的地方，现在还不属于革命委员会管辖，不如留待以后再说。”
克拉辛看着徐景魁想了许久，才说道：“这么说，革命委员会这是把伯力和北库页岛也纳入了中国的领地了吗？那么那些因为领土重新划分而居住在贵国地方的俄国居民，你们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徐景魁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我们不会阻止这些跟随领土迁移入我国的俄国人归国的选择。当然只要他们愿意归化，革命委员会也不会加以劝阻。至于那些又想保住自己家产，又不想向革命委员会宣誓保证的，我们更希望你们主动去劝说他们回国。只有那些极端强硬的分子，我们才会下令镇压…”
虽然和徐景魁、吴泰谈了半个多小时，但是克拉辛离开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后背都湿透了。他现在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是否能够对远东的情报及时反应过来，在明日上午10点前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指示。
远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直到晚上7时才收到来自远东的电报，虽然他们已经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那里获得了一些语焉不详的消息，但只在收到了克拉辛的电报之后才算是明白远东发生了什么。
在四月危机之后，米留可夫等立宪民主党的下台，临时政府的权力被转移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手中。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中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者中的右翼共同组建起来的联合政府。不管是立宪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一联合政府都是抱有不满的。
立宪民主党认为联合政府过于左倾了，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联合政府是换汤不换药，依旧还是在坚持继续作战的立场，而没有给予俄国人民以和平的回应。
因此在收到了来自远东的电报后，几乎没有多加考虑，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位布尔什维领袖就在党内的会议上发表了对于临时政府的谴责，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当支持临时政府对沙皇对外政策的延续，布尔什维克应当旗帜鲜明的要求临时政府从哪些不属于俄国人民的土地上撤离，并给予俄国以和平。
第826章
中俄之间在唐努乌梁海爆发了冲突，这一消息驻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足足比其他国家晚了8个小时才收到。过去日本人仗着和中国人样貌、文化相近，肆无忌惮的伪装成中国商人在中国境内四处勘察道路和情报的时代，随着革命委员会对于社会秩序的控制加强后，日本人已经很难再用这样的办法获取情报了。
而收买中国人为自己打听各种消息，甚至是通过资助东北的土匪武装建立听命于日本的小股武装，又或者通过满铁这样的组织建立公开的社会调查部门，都随着革命委员会所建立的保密制度、警卫制度和对于日本间谍行为的打击，失去了作用。
现在日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情报收集方式，只能通过还能运转的外交情报系统进行收集。这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外务省在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也迫使陆军加强了武馆派驻制度。
虽然外务省在理论上对于所有的驻外使馆、领事馆负有全责，但在事实上外务省是管不到陆海军外派的武官的，而陆海军外派的武官又是互相独立，并不互相支援。海军的武官多派向欧美，陆军则主要把重心放在了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又重点关注于东北。
1916年底，因为天津租界问题的爆发，陆军省再次加强了驻北京和哈尔滨的使馆武官。辛亥革命之后，陆军省就在北京先后组建了青木公馆和坂西公馆，通过和北洋集团交好的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收集北洋的军政情报，并以帮助中国的名义向北洋政府推荐了大批日本顾问，从而对北洋集团内部开始渗透。
但是对于突然冒出头的革命委员会，陆军省并没有与之沟通的渠道，而中日之间的两次交战，也使得革命委员会对于日本间谍警惕万分，使得陆军省在东北的情报收集工作遭到了极大的打击。
于是陆军省于1916年9月派出了陆军大学校第13期首席，48岁的武藤信义担任了哈尔滨领事馆武官，这位在陆军省以沉默寡言和俄国通著称的日本军官带着辅佐官荒木贞夫等年青将校，在上任半年之后总算是初步建立起了武藤机关的雏形，比之前任确实要强上不少。
按照政治保卫局第二处，负责政治审查及反间谍工作的蒋大同同志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日本人，虽然平日在外交场合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对于他想要交往的人，私下聚会时却能够源源不断的说上一两个小时。
而且他对于中俄的历史、文化都了解的非常深入，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相当的敏锐，因此只要你和他搭上话了，就会感觉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和他谈话并不让人感到乏味。
不过，他依然是一位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只要稍稍和他交往的久一些，就能从其口中听到一些诸如日本侵占朝鲜、占据大连、旅顺的合法性言论。
只不过这一位比其他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高明一些，不会直接说狼吃羊是应该的这类无稽之谈，而是发明了一整套日本拯救亚洲各民族的歪理，来为日本入侵朝鲜、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政治保卫局最危险的对手，一刻都不可以对其放松监视。”
这位被政治保卫局视为危险分子的武藤信义，在收到了中俄即将爆发冲突的消息后，便叫来了荒木贞夫等部下，向他们下令道：“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冲突很有可能导致战争，这正是我们观察革命军和俄军作战能力的一个机会。所以，我需要你们前往满洲里、赤塔、黑河等地…”
就在日本人急于观察中俄两国军队的战斗力时，北京这边的英、美、法三国公使也正紧张的对唐努乌梁海突发的冲突进行调停。如果说之前英国公使朱尔典还有些偏向于俄国人，并没有完全按照伦敦的要求，向俄国公使施压，尽快达成俄国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妥协的话，那么随着唐努乌梁海事件的爆发，革命委员会启动了战争倒计时后，朱尔典终于开始焦虑了起来。
他偏向于俄国人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加深俄国人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为战后的东亚平衡先埋下一颗地雷，但是并没有想过让这颗地雷现在就爆发。
中俄现在爆发战争，对于协约国来说肯定是最糟糕的，毕竟现在德国人正上蹿下跳的挑拨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从租界、治外法权、关税到江东六十屯屠杀事件，中俄瑷珲条约的争议和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及外蒙古的贪欲，都是德国人用来攻击双方关系最为有利的武器。
美国和法国公使的想法，几乎和朱尔典一江浙浙湖浙样，认为不应当在这个时候出现中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在得到了从哈尔滨传来的消息后，英法美三国就分别约见了俄国公使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试图说服双方停止向着战争前进的脚步。
但是很显然，不管是俄国公使库达涅夫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王葆真，都不能给出一个正式的答复，决定这场战争的权力远在彼得格勒和哈尔滨。
5月21日上午，王葆真首先收到了哈尔滨的电报，因此向英、美、法三国公使通知，表示将会在上午10点正式约见俄国公使，地点希望依旧放在英国公使馆的会议室内。不过库达涅夫很快就回复，他才刚刚开始接收电报，希望能够把会面时间推迟一个小时。
王葆真请示了哈尔滨之后，决定把会见时间放在11点正。中俄双方在11点差一刻抵达了英国公使馆。在这一次的会面中，库达涅夫公使总算失去了之前和王葆真会面时那种高高在上的骄傲感，转而以结结巴巴的语气向王葆真读了一遍临时政府的决定。
临时政府先是对于唐努乌梁海所爆发的冲突感到遗憾，但是否认了俄军入侵唐努乌梁海和袭击了中国平民的事实，临时政府认为这一事件需要进行调查才能确定是否是俄军的责任，而且俄军进入唐努乌梁海并不算是入侵，是获得了当地人的邀请，因为唐努乌梁海人过去一直受到蒙古和中国的压迫，才不得不寻求俄国的保护。
接着，临时政府反对把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俄国移民和外蒙古的俄国移民联系起来，临时政府认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不能放在一起讨论。
最后，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双方同时从唐努乌梁海撤军，然后组建一个国际调查团前往当地进行调查，最后视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俄双方政府的代表和唐努乌梁海人的代表一起进行协商，解决该地区的归属问题。
至于外蒙古事务，中国方面应当先停止让军队越过库伦进入蒙古北部地区，双方才能坐下来进行交涉。临时政府还要求就中东路、滨海省、华俄道胜银行等一系列事务进行交涉，革命委员会应当停止在这些问题上继续侵犯俄国利益的行动。
电文的最后，临时政府还对沙皇保卫军侵占哈巴罗夫斯克的行为表示了谴责，表示自由俄国的人民是不会和支持沙皇保卫军的势力进行妥协的。因此革命委员会如果想要和临时政府好好的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就应该先行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不会支持沙皇保卫军的立场。
听了库达涅夫念了快半个小时的电文，王葆真终于起身向着对方微微鞠躬后说道：“贵国政府能在短时间内给公使先生发来这么多指示，看来确实是相当重视远东问题了。
那么我也表明一下哈尔滨的态度，既然临时政府无视了我方所给予的善意，那么我们就只能选择战争。革命委员会将会给贵国48小时的时间从以下地区撤离，48小时后我军进入这些地区还有贵国的军队的话，我们将会予以消灭。
唐努乌梁海地区、外蒙古北部地区、从满洲里到上乌金斯克的铁路沿线、海兰泡、基姆坎-苏塔尔地区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南，包括庙街和北库页岛。”
库达涅夫脸色铁青的看着王葆真说道：“革命委员会这是想要和自由俄国全面开战吗？朱尔典公使、康德公使、芮恩施公使，革命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可不是宣战书，而是直接要求我国签署投降书了，我国绝无可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因此而造成东线进攻推迟或失败的话，我国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法国人瞧了一眼面前的场面，干脆的闭上了嘴。由于激发了天津租界事件，康德公使已经受到了来自国内的调令，等到新公使抵达后他就要调动到南美去了，因此他并没有给自己找麻烦的意愿，俄国虽然是法国最重要的盟友，但是现在这个临时政府可是更倾向于英国人。
在俄国人的点名下，朱尔典不得不对王葆真说道：“革命委员会究竟有没有同俄国和平的意愿，难道你们真的打算和协约国开战吗？”
王葆真只是迟疑的看了芮恩施公使一眼，就平静的向朱尔典回复道：“我不明白朱尔典公使的意思，难道说俄国军队入侵了我国领土，杀害了我国民众之后，还不算是对我国的开战，反倒是我国进行抵抗，倒是向协约国开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革命委员会所寻求的和平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不是为了寻求和平，革命委员会早在24小时之前就发起了反击了，也不会给俄国军队72小时的撤退时间。假如这样都有人要把战争强加给革命员会，那么我们只有应战了…”
第827章
居仁堂内，袁世凯、徐世昌、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人坐在一起，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天津和各国爆发冲突以来，国内政局的变化和列强对华立场的变化，就让这些北洋官僚们琢磨不透了。
过去在满清朝廷和北京政府面前耀武扬威的列强外交官，却在一味强硬姿态的革命委员会面前节节退让，甚至不得不交还了天津租界的行政和司法权。
虽然在朱尔典和康德两位公使的劝说下，袁世凯终于下令同德、奥两国断交，并预备向协约国借款练兵，从而加入到协约国一方作战。
但是这一举动很快就被革命委员会以武力进攻河南陆军而中断了，切断了北方和南方北洋诸军的联系之后，革命委员会已经展现了可以拿下北京的实力，这也就使得银行团无法冒险给予北京政府以贷款。毕竟革命委员会已经宣称没有获得国民许可的借款，特别是用于军费支出的借款均为恶债，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不会认可这等恶债。
甚至于，徐树铮等下野的段系将领，也纷纷在报纸上发言，认为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就连法国和俄国的军队开战以来都是连受重创，以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力量可以在战场上同德军对战？
更何况，从欧洲传回的消息，德国一个步兵团就装备了96挺机关枪，差不多每56个人就能配备一挺机关枪；一个步兵师配备了4个炮兵营，约72门火炮，其中四分之一的火炮是100毫米口径以上的。另外德国人还有着大量的毒气弹，一旦为毒气笼罩而又没有及时带上防毒面罩，那么不是死亡也是全身溃烂、失明，可谓是残忍至极。
德军的武装就算是革命军都远远不及，更何况是远不如革命军的北洋诸军。向列强借款训练新式军队显然是不现实的，军队训练完成欧洲大战也应该结束了。而如果从北洋诸军中抽调人员编练，虽然可以迅速成军，但是以北洋军的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在欧洲战场上只不过是给德国人送人头而已。
所以徐树铮这些段系将领以为，假如真要参加欧洲大战，那么还不如交给革命军来组织训练。毕竟革命军打过外敌，对于对外战争还是有着一定经验的，且革命委员会已经能够制造包括机枪、重炮、飞机在内的重要武器，让革命军来组建这支赴欧参战陆军，大约还能让这支参战部队在战场上多活一段时间。
虽然袁世凯不清楚徐树铮为革命委员会张目是不是受到了段祺瑞的指使，但是原本对于训练新军兴趣很高的北洋诸将突然就对这支赴欧新军失去了兴趣。显然这些军头是被报纸上描述的欧洲大战的血腥给吓到了。
虽然借洋人的款项练自己的军队，北洋诸将没有不赞成的。但是听说这支军队训练完毕就要立刻登船去欧洲，大家就不免都打起了退堂鼓。训练好的新军就这么送去欧洲战场，大家不仅白干一场，还倒贴了一批军官，那不就是亏大了吗？
不要说南京的冯国璋和湖北的王占元向袁世凯写信，认为当下应当慎重的加入战争，就连驻扎在保定的曹锟都向袁世凯提出了意见，认为当前并不适合拿参战问题刺激革命委员会，一旦革命委员会认为北京背叛了人民，那么革命军向北京进军就不可避免。
曹锟还向袁世凯建议，第三师分驻直隶南部和山西南部，兵力和革命军相比实在是太单薄了一些。因此，或是干脆让第三师退入山西以求自保；要么就干脆把山西的兵力调动到保定一带，这样革命军北上时至少还有一搏之力。
北洋内部对于出兵一事的分裂，革命委员会的强势反对，使得欧美列强不得不就出兵一事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除了日本人还有些想法，试图用一笔贷款打开通往长江沿岸各省经济圈子的大门，其他列强对于北洋政府的态度，就变得有些暧昧不明了。
原本对于革命委员会就相当不满的袁世凯，现在对于各列强的观感就更加的恶劣了。只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独裁统治恐怕延续不了多久了，因此他需要一个足以盖棺定论的功绩，以掩盖维新变法期间和推翻清政府这两件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
觉得自己大约挺不过明年的袁世凯，就更加不能放手由自己所主导的赴欧参战主张，最终变成了一笔糊涂账，又或者变成了别人的功绩。
他于是对着几位亲信说道：“共和党到底江浙浙湖浙是什么意思？居然要求中央政府配合他们行事，48小时之后和俄国断交并收回俄国在华的租界及其他特权，他们这是把我这个大总统当成了盖章的傀儡了吗？”
居仁堂内参加会议的几人在袁世凯身边待的也算是长久了，自然能够听得出袁世凯语气中的极度不满。看着其他人继续保持沉默，徐世昌不得不站出来接话道：“大总统，共和党的通知虽然无礼，可是我们不能不能不对唐努乌梁海事件作出反应啊。要不然之前岂不是白白得罪了德国人和奥匈人？
要是48小时之后，革命委员会出兵俄国寻求唐努乌梁海事件的解决，而中央政府又没有及时表态的话，恐怕外界的舆论将会把我们给压倒了。”
袁世凯对于徐世昌的说法还能沉默下来思考一番，但是他还是有些不甘心的向外交总长问道：“陆总长，你在俄国呆的时间最久，你觉得俄国人会做什么反应？”
陆徵祥思考了半天，方才对着袁世凯回答：“俄国人一向有对弱小民族加以欺凌、吞并的历史，虽然俄国陷入了这场欧洲大战将近3年，看起来国内人口损失也到了一个极限，俄国军队确实有打不下去了的迹象。
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依旧不会是俄国人的对手。只要欧洲战事转向有利于俄国人的时期，那么俄国必然会重新把手伸入到我国的边疆上来…”
袁世凯并没有老糊涂，他知道陆徵祥口中的我们，其实是指北洋军而不是革命军。所以，现在跟着革命委员会下注才是最为划算的。
不过他还是不甘心的问道：“那么俄国人和革命委员会真的爆发了冲突，你们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总不能真的在一边干看着，然后让革命委员会收获更多的民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