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 第298节

  因此,虽然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破裂,支持沙皇保卫军的市民反而增加了不少。5月23日上午,谢尔盖将一干远东保皇派的骨干都请到了总督府的会议室,然后令人搬来了一个柜子样式的收音机。

  他看着手表对着会议室内被召集来,还有些不明所以的保皇党人和本市议会议员代表们说道:“我相信这两天大家已经有所耳闻了,20日,唐努乌梁海地区一群哥萨克袭击了当地的民众,因此遭到了中国人的抗议。

  21日上午,临时政府因为拒绝了中国人的提议:召回唐努乌梁海和蒙古北部地区军队和税吏。结果中国人向临时政府发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

  也就是说,再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从这台收音机里听到革命委员会是否要同临时政府开战了。这场战争对于我们这些远东人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战争假如真的爆发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出兵把海兰泡也给拿下了。这样阿穆尔州内就没有临时政府的信徒了。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远东如果想要获得一个半独立地位,就不得不依靠革命委员会的支持。而想要获得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那么就要在土地和一系列历史悬案上和中国人达成妥协。不然,不管是临时政府还是革命委员会,都有着消灭我们的能力。”

  坐在一旁的关达基听完了谢尔盖的讲话,并没有和旁人那样出声反驳谢尔盖的主张,而是敲了敲桌子平静的说道:“广播时间看来也差不多到了,我看,我们还是先听完这一次的广播,然后再来商讨是否要寻求中国人的帮助。”

  谢尔盖点头同意了关达基的提议,他让两名卫兵走开了些,然后亲自走到了收音机前方开始了调试。这台收音机是总督府的旧物,还是前几年吴川派人送来给关达基的,因此还是采用电池的旧款。

  哈尔滨最新式样的收音机,在真空管的技术获得了突破后,已经可以使用交流电供电了。当然这种新技术的突破,直接导致了矿石收音机开始显得落后了。作为曾经的哈尔滨器材通讯公司的董事,谢尔盖一直对于收音机很感兴趣,因此在他手下,收音机内很快就传出了较为清晰的声音。

  于此同时,远在哈尔滨的吴川今日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在哈尔滨广播电台人员的帮助下,准备着自己的演讲。经过了数年对于电气及电讯事业的投入,听取广播已经成为了东北城市、工厂、乡村和国营农场在休息时间的最佳娱乐。

  不管是市民、工人还是农民,都希望从收音机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评书、小说和了解国内外的新翁。按照哈尔滨广播电台调查人员的了解,现在的东北城市家庭,每三户人家大约有一台收音机,而农村则是五户一台。

  也就是说,东三省能够通过收音机了解新闻和其他有消息的人,至少也要占了当前东三省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日常听众约超过500万人。因此革命委员会已经开始把广播电台和报刊杂志作为了两大宣传工具。

第831章

  “…在128年以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可以说中俄之所以成为邻国,完全是俄罗斯帝国向东不断扩张殖民的成果。

  而俄罗斯帝国对于西伯利亚及中亚的入侵,起于公元1581年对于西伯利亚汗国的入侵和吞并。至于开启了俄罗斯帝国向东方远征的哥萨克头子叶尔马克,本身就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土匪和强盗,为了征服东方,沙皇赦免了这名杀人狂和他的部下。

  俄罗斯帝国所吹嘘的叶尔马克远征,实质上就是一场对于东方各民族的屠杀和掠夺。叶尔马克率领的哥萨克们第一次远征,先遭殃的是西伯利亚汗国的沃古尔人,在寒冬中被沃古尔人接待的叶尔马克远征军,抢走了沃古尔人所有的物品,只把可怜的人们留在一无所有的帐篷之中。

  叶尔马克在西伯利亚汗国境内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和抢劫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沙皇和他身边的贵族们管这叫做对于东方的伟大征服。

  在西伯利亚汗国之后,遭殃的是中亚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在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地区是被我国称之为林中部落的一系列部族。

  这些以哥萨克和流放的罪犯为前锋,武装移民为后队的俄国殖民者,在整个东方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对于弱小民族的屠杀惨案,并抢走了他们的财富和土地。这样的远征足足持续了百余年,俄罗斯帝国终于依靠着屠杀和征服成为了我们的邻居。

  从那一天开始,我国就成为了沙皇眼中的征服目标。尼布楚条约,是我们和沙俄帝国第一次打交道,为了和平我们将贝加尔湖割让给了沙俄帝国。但是很显然,我们的退让并没有获得和平,我们得到的是沙俄帝国的进一步侵略,从瑷珲条约到北京条约,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以北,再到乌苏里江以东,沙皇的野心无穷无尽。

  由此可见,沙俄帝国是一头永远都填不饱肚子的北极熊,一味的对其忍让求取和平,只能激发其更大的野心。我们原本以为,推翻了贪婪的沙皇政府的临时政府,至少是能够进行沟通的对象。但是唐努乌梁海事件表明,我们对于临时政府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

  中国人民、西伯利亚各民族、中亚各民族,乃至被沙皇政府压迫的俄罗斯各族人民,如果不联合起来打倒反动的俄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就没有和平和安宁的生活可言…”

  吴川一开始还拿着几张稿纸在话筒前念着,不过说着说着他便脱离了手上的稿子,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发挥。革命委员会对于沙皇俄国的批判,从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就已经开始了,等到临时政府拒绝就沙皇俄国和中国之间的遗留问题进行协商后,将临时政府和沙皇政府联系起来,就是最近一个月来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重点。

  在这样连续的有层次的递进宣传下,东三省军民的思想就渐渐统一了起来,从简单的对于沙俄帝国主义的痛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惨案东北民众一直都没有忘却,特别是同海兰泡隔江对望的瑷珲地区民众,原本就同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有着大量的亲戚关系,一直都试图向俄国追讨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的旧地。

  这一地区的民众是最积极响应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和临时政府就中俄边界悬案进行重新谈判的支持者,甚至于还组织了请愿团,前往哈尔滨进行了讨还故土的街头请愿活动。

  哈尔滨到黑河的公路去年就修通了,而两地之间的铁路也将在两三个月内完成,因此今后瑷珲、黑河同哈尔滨之间的交通时间,将会从过去的15天,现在的3天,变为铁路完成之后的20个小时。这也意味着,即便冬天和春天黑龙江航道上冻了,哈尔滨到黑河之间也依然能够保持交通的畅通,而瑷珲、黑河对岸的俄国人将要面对的,就不再是瑷珲、黑河一个地区的民众力量了。

  得到了内地支持的瑷珲、黑河民众,自然就更加希望向俄国人要回黑龙江北岸的故土和故居了。而对于远东地区的俄国人来说,革命委员会的宣传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虽然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前往了欧洲,但是留下的布尔什维克当中也并不缺乏支持中俄无产阶级联合思想的党员,如留金这样的激进革命者加爱国主义者虽然不少,但是这些人被革命委员会驱逐出境后,中国境内试图独立于共和党之外的布尔什维激进主义者就迅速消声觅迹了。

  而留在中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再一江浙浙湖浙次被进行了分流,更倾向于本土主义的党员被送去了扎赉诺尔训练营,编入了布尔什维克师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纠正这些党员思想中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更倾向于国际合作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则成为了对中国境内及滨海地区的俄国工人及民众的政治宣传员。

  唐努乌梁海事件爆发后,中俄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度让远东地区的俄国人感到了紧张,特别是那些中国境内的俄国商民。许多人虽然在私下聚会中表态自己是支持临时政府的,但是在公开场合则除了少数人依然坚持临时政府的任何决定外,大多数人却表示中俄之间应当和平解决一系列的争端。

  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因为列宁和托洛斯基的文章,最终向共和党妥协,表态愿意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沙俄帝国主义的压迫行动。同样原本一些和共和党合作愉快的俄国人,也因为中俄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俄国教授和学生,还有飞机设计师西科斯基,都表示不能接受中俄之间爆发冲突,要求返回国内去。

  虽然吴川并不想放这些人离开,但是考虑到强行留下这些人,将会导致更多的俄国工程师及科研人员的不满,吴川不得不向他们建议,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最好还是在中俄结束争端之后再返回国内去。

  西科斯基等一些人接受了吴川的建议,但是还有一些教授和学生坚持要立刻离去,吴川不得不令人安排了一辆专列送走了他们。

  假如把远东的俄国人按照政治倾向来划分,那么大约可以分为四类,左派、左派中的右翼,右派中的左翼、右派,左派是布尔什维克,右派是保皇党,中间派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之类的信仰者。

  现在,左派中的大多数人因为布尔什维克中的国际主义,选择支持革命委员会对于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压迫行为进行反抗;右派的保皇党因为被其他政治派别打压而不得不寻求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于是吴川在23日广播中发出了对于沙俄帝国主义发起反击的号召后,远东的俄国人不仅没有团结起来,反而陷入了一种混乱当中。

  不过对于坐在伯力总督府听着广播的谢尔盖来说,吴川在广播中明确发出的将对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行为作出反击的宣言,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他伸手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然后起身对着会议室内的保皇党们严肃的说道:“先生们,革命委员会和伊尔库茨克军区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哈巴罗夫斯克安全了。接下来,我们该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今后该如何对待彼得堡的临时政府和哈尔滨的革命委员会了。”

  虽然谢尔盖说的不错,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之间爆发的战争,让占据了伯力的保皇党获得了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但是疑虑颇多的关达基还是迟疑的说道:“中国人和临时政府之间爆发冲突固然对我们有利,但是听吴川的演讲和这些日子里中国人对于沙皇时代的批判,他们真的会支持我们吗?我担心,他们只是在利用我们而已。”

  谢尔盖瞧了关达基一眼,又扫了一眼窃窃私语的其他人,这才不慌不忙的对众人说道:“中国人想要利用我们,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难道过去我们给了中国人什么恩惠,值得他们现在尽心尽力的报答我们吗?”

  谢尔盖的反问,顿时让关达基说不出话了,其他人也安静了下来,不一会费卢古督军代表着众人说道:“我们同意上校您的意见,被中国人利用也没什么,要是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他们也就用不着支持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有个底线,中国人到底想要把我们利用到什么程度,总不能利用完就丢掉吧,那样我们还听从中国人的命令做什么?”

  一旁的保皇党人都纷纷附和着费卢古督军的话语,认为即便是要被中国人利用,也得先谈好条件。谢尔盖听了一阵,方才伸手制止了众人的七嘴八舌,开口回道:“我的意见和各位一样,确实应当和中国人谈下一个条件,不能白白的被中国人利用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主动开出一个好价钱,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上?就当下的局势来看,不管是临时政府还是革命委员会,都不是我们能够抵挡的力量。

  也就是说哪怕我们现在掌握了远东再多的土地,等到他们决出胜负来都能一口吞掉我们。因此我们当前最为要紧的是,如何把手中的土地尽快变成流动资产,这样至少我们失败的时候,起码手上还有一笔路费…”

第832章

  佳木斯往北200多公里,就是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小城市叫做同江。1904年,此地就成为了中俄贸易的交易点,到了1909年此地就成为了黑龙江上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

  在革命委员会决定发展佳木斯钢铁基地后,同江不仅成为了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还被革命委员会视为,扼守黑龙江、松花江口的重要防御基地。只不过在1914年之前,为了确保双方的铁矿石贸易,革命委员会对于同江的防御建设一直比较低调。

  1917年5月,在距离同江北面35公里处的街津口铁路桥刚刚建成,这也就意味着佳木斯到比罗比詹的铁路正式建成,奥布卢奇地区的铁矿石在黑龙江封冻期间,已经可以通过阿穆尔铁路和佳比铁路直接运输到佳木斯钢铁厂了。

  如果在过去,这条铁路的修通只会让俄国人兴奋不已,这意味着俄国可以通过这条铁路深入到松花江一带,然后再通过佳木斯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线,将哈尔滨真正的和阿穆尔州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对于哈尔滨这座中东铁路中心枢纽城市的控制。

  这也是沙皇政府和阿穆尔沿岸总督区同意修建佳木斯到比罗比詹之间铁路线的原因,但是谁会料到欧洲大战的爆发,和这场大战会延续的这么久,不仅让俄国的元气大伤,甚至连罗曼诺夫王朝都垮台了。

  于是中俄在远东的力量对比突然就逆转了,这条被俄国视为进入北满中心的重要通道,现在反过来却变成了革命委员会截断阿穆尔铁路的威胁。

  如果不是俄国阿穆尔沿岸总督府许多官员都在基姆坎-苏塔尔矿区有着重大利益,这一矿区的铁矿石储量已经勘察出超过15亿吨,其中超过50%的富矿大约就有8000万到一亿吨,每年产出的铁矿石已经超过了200万吨,是佳木斯钢铁厂铁矿石的主要供应矿山。

  按照今年每吨铁矿石15共和元计算,运到佳木斯为20元,国际市场上的铁矿石已经涨到了40元,东亚生铁已经突破180共和元,因此基姆坎-苏塔尔铁矿一年的产值就高达3000万共和元。

  虽然在革命委员会对俄方变得越来越强势的时候,俄国人一度想要把铁矿石转卖给日本人,从而削弱对于佳木斯钢铁厂的依赖性。日本人当然是感兴趣的,但是从奥布卢奇运往九州岛,铁矿石的运输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些,且运输线路又受革命委员会控制和冬季黑龙江难以运输的麻烦,因此日本一直没有同俄国人达成协议。

  虽说革命委员会在1914年找到了双鸭山铁矿,不过这座铁矿的储量虽然不小,可是铁矿石的品味却不高,只能作为候补之用。因此,革命委员会一直都很关注俄国人在铁矿石供应上的动向,此外还有该地区的锰矿及其他原材料的进口。

  1916年因为天津租界问题,革命委员会和协约国各方爆发了冲突,于是就顺势加强了同江到黑河一带的驻军。刘献芹的151师和张作相304骑兵师就顺势进驻了同江及富锦一带。

  1916年底,军事委员会吸收了欧洲大战的经验,决定对于军队编制再行改革,除了进一步加强军队的火力、机动和通讯能力外,便是对于军队编号进行变革。甲类师给予了101到149之间的编号,乙类师则是150-200编号,炮兵师及其他非常规部队在201-300之间,骑兵师则从301开始编制。

  这一军制的改变,也就是取消了过去的丙类师,使得革命军只保留了甲乙两类师,从而在精简丙类师的同时,对甲乙两类师进行了扩建。这一军制改革主要在关外范围之内进行,对于关外的丙类师编制暂时不变。

  只所以关外要削减丙类师,因为这些部队基本就是过去投降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武装,甚至是土匪。当时为了安置这些人,不得不设立了守备师这样一个编制。但是这些守备师的战斗力和野战师、边防军相差甚远,除了对付一下土匪维护地方治安之外,几乎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在不停的转业复原之后,随着不可靠的官兵的退役,东三省内的兵员已经差不多都是从普通民众中征发而来的了。那么军事委员会自然也就不想再保留这样一类战斗力低下,且武器装备落后的守备师了。

  从过去的“天边羊”到今天的151师师长,江浙浙湖浙刘献芹对于自己的进步还是很满意的。虽然东北的绿林好汉都骂他不讲义气,坏了江湖规矩,因为在他投靠了革命军之后,就受命清剿黑吉两地的土匪,结果他是一个都没有放过黑吉两地有名的山寨,哪怕过去和他结拜过的兄弟也是不降即剿。

  作为黑龙江地区有名的马匪头子,刘献芹这么努力的结果就是,黑吉两地的土匪团伙不是向革命委员会投降,就是逃到了俄国境内、朝鲜境内或是蒙古地区,黑吉两地的社会治安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好转。

  刘献芹的出色表现终于赢得了吴川的注意,虽然严格来说刘献芹并不算是黑龙江同盟会的成员,他是被宋教仁说服而投身于革命的,再加上绿林出身,以黑龙江、吉林同盟会骨干建立的共和党,一度拒绝了刘献芹想要加入共和党的请求。

  不过,在刘献芹表现出和过去的自己彻底了断,对那些绿林朋友穷追猛打,极大的维护了北满的社会治安后,吴川终于将其招入了军政大学进行培养,从而为其加入共和党打开了通道。

  而之后革命委员会所实施的诸项政策,把东北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进了工厂、建筑工地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后,原本遍布于北满的土匪团伙,就迅速的衰落了下去。

  没有了新鲜血液的补充,加上抢劫成本的提高,革命委员会所设立的民兵组织和专职剿匪部队,让这些土匪团伙的抢劫行动变成了亏本买卖,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土匪销赃渠道的截断,这些土匪便无法生存下去了。

  看到这些北满闻名的土匪团伙无声无息的消失,刘献芹更是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军政大学里待了一年半,他的见识陡然要比过去高了一大截,因此自然就看的出来,哪怕没有他努力的去剿匪,在革命委员会的这些手段下,各路土匪也是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的。

  而且,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势力不断扩张,刘献芹此时更是为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团体大感骄傲。有时他脑子里也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宋渔父死的可真是及时,虽然他是很感激这位把他拉上革命道路上的同盟会成员的,但是相比这位活着可能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同盟会会员,他倒还是愿意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结局的。

  不过刘献芹很快就把心里的这点念头收了起来,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了街津口铁路桥对面的俄国城镇。他忍不住向身边的人问道:“罗参谋长,你觉得对面会投降吗?”

  这名参谋长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手表,方才一板一眼的回道:“对面一共也就一营步兵和两连哥萨克骑兵,而我们现在这里就有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师一个飞行联队和两艘炮艇,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投降,都是无关大局的,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过河?”

  刘献芹注视着黑龙江另一侧的俄国城镇发了一会呆,此时距离吴川发表的广播讲话已经过去了一刻钟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差不多是5月23日11点了。

  刘献芹最终还是开口回道:“还是再等上半个小时吧,反正他们也是无路可退,阿穆尔舰队已经向沙皇保卫军投降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来解救他们了…”

  正如刘献芹身边的参谋长所猜到的一样,失去了黑龙江这道天险和后方的支援后,同江对面的这座小镇居民很快就对革命军的通牒做出了反应。

  11点17分,对面的俄国人派出了三名代表走过了大桥,和刘献芹进行了会晤。三名代表,两名为本地居民的代表,一名为军队的代表。

  代表对岸小镇内驻军的鲍里斯上尉坦率的向刘献芹提出道:“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士兵已经跟着士兵委员会离开了,我们愿意向贵军交出武器,但是请准许我们离开这里前往哈巴罗夫斯克,我们已经决定向沙皇保卫军投效了。”

  鲍里斯上尉紧张的看着刘献芹,他不清楚自己这个提议是否能获得准许,假如对方不许可的话,那么他们就只能成为中国人的俘虏了。

  不过刘献芹只是和身边的政委、参谋长商议了几句,就让翻译告诉这位俄国上尉道:“你们必须交出除了手枪之外的所有武器,我们会安排船只把你们送去伯力,不过在这之前你们不可擅自离开军营。此外,我军准许你们离开时带走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不得破坏公用设施。”

  鲍里斯上尉心里顿时放松了下来,果然中国人和沙皇保卫军之间确实有着默契,打着沙皇保卫军的旗帜就可以脱离被俘的命运了。他很快就向对方敬礼后作出了承诺,表示他们一定会遵从和革命军达成的约定,不会试图作出任何抵抗行为。

  至于另外两名市民代表,只是询问了革命军是否会信守自己的承诺后,就宣布小镇对革命军开放了。

第833章

  从同江过了黑龙江之后,抵达比罗比詹大约还不到150公里,乘坐列车也就4个小时。为了防止俄军破坏铁路,刘献芹很快就下令先头部队向比罗比詹出发了,并在控制了同江对岸的小镇后,便带着后续部队前往接应先头部队去了。

  下午18时,刘献芹带着一个步兵团抵达了比罗比詹的火车站。这里是佳比铁路和阿穆尔铁路的交汇处,应该来说这一地区的未来前景应当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这两条铁路都是刚刚建成,因此这处铁路枢纽也就是个不过2、3000人的城镇,这还是因为这两年修建铁路而发展起来的人口。

  在沙皇保卫军占领了伯力之后,比罗比詹就成为了海兰泡对抗沙皇保卫军的前沿。这里距离伯力约172公里,列车通行约5个小时左右;距离海兰泡超过了500公里,列车通行约12个小时。因此在革命军对俄反击之前,处于混乱中的比罗比詹市民就逃离了不少。

  随着革命军宣布就唐努乌梁海事件对临时政府进行反击后,本就军事力量不足的阿穆尔州更是把大部分兵力收缩到了海兰泡地区,以防备中国军队的进攻,并向后贝加尔州进行了求援。比罗比詹的驻军在听说了从同江对岸驻军带来的消息后,还没有做好是否出兵抵抗或是坚守的准备,革命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赶到了。

  没有及时破坏铁路的俄军,和二月革命后军队内部军官及士兵之间的分裂,导致了士兵委员会和军官委员会难以达成统一的指挥权,于是便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态。一部分士兵自发的在火车站等地建立起了防御阵地,而另一部分士兵和军官在慌乱中,最终选择了逃离本地。

  一部分军队选择退往西面的奥布卢奇,另一部分军队则选择前往东面的伯力,本地市民在听了这些天的革命委员会广播后,则选择了待在家里,等待战斗的结束。革命委员会在广播内向俄方居民宣布,这是中国人民反抗临时政府入侵的反击战,革命军不会伤害中立的俄国居民,也不会没收他们的合法财产,但是那些帮助俄国临时政府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帮凶除外。

  在伯力被沙皇保卫军占据之后,阿穆尔州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权力中枢,虽然各地在二月革命之后建立的社会安全委员会也是各不相属,但是对于原阿穆尔沿岸总督区的中心哈巴罗夫斯克,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惯性服从的。

  在沙皇保卫军占领了伯力,并监禁了伯力的社会安全委员会成员之后,阿穆尔州各城市的社会安全委员会顿时就失去了方向,在短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达成一个新的权力中枢了。于是,在遭受了革命军的入侵后,这些俄国城镇和驻军都出现了混乱,根本无法组织起一个有效的抵抗组织。

  比罗比詹自发组织起抵抗的俄军士兵,在被151师派出的先头部队消灭了几十名俄军士兵之后,剩下的士兵不是打出了白旗,就是顺着铁路向东面逃亡了。和西面遥远的海兰泡相比,显然东面的伯力更容易抵达,也更有安全感。

  于是在刘献芹带着增援部队抵达后,比罗比詹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了革命军之手,抵抗的枪声已经距离火车站越来越远了。跟着刘献芹一起抵达的铁路沿线小镇的代表,很快就替革命军做起了宣传工作,把本地的议员们都找了出来。

  刘献芹随即向这些俄国人表态道:“我军进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让临时政府从我国的领土上撤军,并恢复和我国的和平谈判。因此,只要各位和我军进行合作,那么我军就会保证铁路沿线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为了避免我方和本地居民之间因为误会而造成的冲突,我们希望各位组建一个机构来管理本地居民,我们有什么要求的话,也会和这个机构进行交涉,而不是直接去和本地居民打交道。这一机构将会在我们退出此地后结束使命,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对于这位中国将军的建议,比罗比詹的市民代表自然是举着双手赞成的。哪怕对方要求他们贡献军需物资,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去收集,也好过让这些中国军队自行去征发。过去沙俄军队是如何那些中国人的,他们可是一清二楚。

  这也是为什么,在听了广播之后,这些俄国市民放弃了反抗的原因。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站在军队一方抵抗中国人,必然会遭到中国军队的报复。但是中国人既然承诺对不抵抗者采取宽容的姿态,那么他们自然不会做鱼死网破的打算。

  和那些听到中国人来了就跑路的新移民不同,能够留下来的本地居民大多是移民二代或三代,他们对于欧洲的家乡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他们自小就在本地长大,因此丢下了本地的土地、住宅逃亡的话,根本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假如中国人发誓要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江浙浙湖浙走,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豁出去和中国人抵抗到底了。但是既然中国人已经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那么大家也就希望中国人能够说到做到,哪怕是勒索一些钱财也是不打紧的。

  不过眼下这位中国将军显然非常的同情达理,给予了他们更为宽容的条件,并表明了中国军队并不打算长久占领此地,大家对于中国人的抵抗情绪就更加低落了。至少,中国人在进入滨海省之后,确实没有搞出什么不好的传闻出来,这也增强了比罗比詹市民对于中国人的信心。

  刘献芹坐镇于比罗比詹,一边监管着比罗比詹地区自治机构的建立;一边则是同伯力进行了交涉,希望双方就控制地区进行分割。于此同时,151师和304骑兵师的一部,则继续向着西面的奥布卢奇开始了进攻。

  谢尔盖以阿穆尔沿岸总督府的名义和刘献芹迅速达成了协议,双方以阿穆尔铁路上的斯米多维奇为分界线,西面归革命军管理,东面归阿穆尔沿岸总督府管理。

  此外,谢尔盖还向刘献芹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让阿穆尔沿岸总督府先对阿穆尔州的反叛军民进行召降,投降的城镇给予优待。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的城镇,革命军则可以自行攻击。

  刘献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并给予了阿穆尔沿岸总督府对投降城镇的管理权。比罗比詹的自治机构仅仅用了一天就成立了,因为这一机构只是为了对付占领时期的特殊设置,因此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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