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和战后的捷克搞好关系，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捷克工业区以机械制造、各种机床、动力设备、船舶、汽车、电力机车、轧钢设备、军工、轻纺工业出名，听说化学、玻璃工业也不错。只是除了煤炭之外，他们的其他资源好像不大丰富，我们正好同他们形成互补…”
第991章
南苑航空学校的校长秦国镛和航校修理厂厂长潘世忠带着一群老师和学员站在机场草坪西侧的开放式木棚下，观看着草坪上正准备起飞的一架下单翼双引擎飞机。
秦国镛在观看飞机之余，还不时的打量着左前方正在同英国人交谈的几位中国人，他瞧了一会之后不由小声对着身边的潘世忠问道：“你真的打算去哈尔滨了吗？”
潘世忠瞧着草坪周边围观的人群和南苑机场周边的林木等景致，口中漫不经心的回道：“这里的变化可真是不小，如果不是过去常来这里的人，一定不会知道这里原本是皇家的狩猎场。我记得那边的机库原本是一片树林，我们身后的教学楼过去是一片马棚…”
絮絮叨叨的回忆了一会之后，潘世忠突然向秦国镛问道：“你觉得，大总统去了之后，政府还顾的上这所航校吗？”
秦国镛顿时哑然，他是前清派出国留学的，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陆军和机械花了7年时间，但是归国后却没有用武之地，只不过在陆军部委了一名闲职。民元之后，他通过相熟的法国驻北京武官白里索，也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向袁世凯提议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以为未来空军的基础。
最终袁世凯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向法国购买了12架飞机，聘请了4名法国教官，委任了秦国镛担任航空学校校长一职。袁世凯未必对空军的威力有多么了解，但是为了拉拢法国人，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至于之后东北空军在战争中的作为传播开来时，袁世凯虽然也想用南苑航空队为北洋军助威，不过当他发现法国飞机几乎不能用于作战后，也就熄了这份心思。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关内的势力日渐增长，袁世凯的精力也越发的分散到了其他方面，对于只会消耗金钱却不能立刻投入战争的航空队也失去了兴趣。
虽然北洋上下都知道飞机在战场上是有用，但是有用的飞机他们又买不到，因为欧洲战争爆发的关系，法国人自顾不暇连飞机的配件都不肯出售给北洋政府了，更不用说完整的战斗机了。当然，法国人对于革命委员会那边就不同了，他们用大量的发动机交换了革命委员会生产的飞机，完全不顾及是否会因此增强革命委员会的武力。
因此，航校第一期训练班虽然在1914年顺利结业，但是北洋根本就没有飞机安置他们，最终这些学员全部都去了东北，加入了东北航空公司担任农用飞机和邮件飞机的飞行员去了。为了能够让第二期学员按时毕业，秦国镛不得不接受了东北航空公司的资助，这才勉强让南苑航校支撑下去。
1917年，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地区的影响力更加扩大，在徐世昌的默许下，革命委员会几乎就接收了南苑航校和南苑机场。再对南苑航校及机场进行扩大投资后，南苑航校在1917年末增加到了4个班，原本的一年培训期也延长到了2年，生源也从北洋军官扩大到了普通中学生。
而原本只是用来停放航校飞机的南苑机场，现在也正式成为了一处商用飞机的起飞场。东北航空公司不仅给航校送来了24架教练机和小型飞机，还派出了6架飞机进驻南苑机场。
这6架飞机中有4架是南苑航校师生比较熟悉的运输邮件的Y-450，1915年定型生产，硬壳木机身，双翼飞机，能携带450公斤重的货物起飞，航程550公里。
另外两架则是最新式的K-17，装备了两台冯式-5直列水冷式发动机，每台325马力，下单翼飞机。这也是冯如设计局出产的一款民用航空飞机，能够携带15名乘客飞行750公里的旅行。
这款民用航空飞机的设计其实要比Y-450复杂的多，在经过了长期的风洞试验获得的大量数据，加上俄国飞机设计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科斯基和美国飞机设计师威廉爱德华波音提供的一系列设计理论，冯如完成了后掠式机翼，整流罩，襟翼和可收放式起落架的设计，再加上新的仪表和双向无线电通讯系统，这已经不再是一架飞行玩具，而是一架真正的飞行机器了。
秦国镛试驾过这款飞机，他落地后就告诉了航校的老师，因为这款飞机的缘故，恐怕他们的飞行教材和课程要进行全面的更换了，航校的几名英法教官也认同了秦国镛的这一说法。随着东北在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英国人同样派出了不少飞行员前来中国，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东北航空技术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对中国的航空事业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战争初期，德国空军给英国人带来了不小都成四川成汉的伤害，虽然英国人找不到证据证明是东北增强了德国空军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继续掉进同一个坑两次。
按照英法对于东北航空事业的研究，他们都认为冯如在飞机发动机的研制上确实存在着一定天赋，但是这种天赋还不足以拉开中国和英法在飞机制造上的差距。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在整合当前科技上的效率超过了他们。
简单的说，中国人使用的技术都没有超过英法当前的技术水平，甚至还有所不如，但是中国人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好像他们是按照图纸在拼凑一架飞机，而英法的工程师们却还在不断的试验着那些技术可以用在飞机上。
在这样的战争期间，不断提高飞机性能就意味着胜利，英国人自然不会愿意再让法国人把持着对于南苑航校的影响力了。东北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太快，因此对于航空人员的需求始终是不满足的，不像北洋政府训练出了几十名飞行员都用不上，因此只要能够进入南苑航校，也就意味着能够同未来的中国航空人士搭上关系了，英国人也就把飞行员派来这里当飞行教官了。
和之前法国派出的普通飞行员不同，英国人派出的都是击落过德国战机的精英，这也使得南苑航校的教学水准上升了一大截。还没有正式被革命委员会所吞并，南苑航校就已经分享到了附带而来的好处。
想到这里，秦国镛也不得不摇头说道：“大总统去后，到现在继任总统的人选还定不下来，据说为了恢复国会和宪法的问题，各方到现在都没有争出个结论来。我看，之后哪怕新总统上台，不是共和党坐上那个位置，估计也不会有人惦记我们这里了。”
潘世忠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眼神有些飘忽的说道：“是啊，不去哈尔滨的话，我估计也就只能在这里修修飞机了。不过看到这样一架飞机，我觉得以后就是给我飞机都未必修的了。
哈尔滨那边发展的太快了，那些英国人和法国人只会在我们面前炫耀他们本国的飞机有多么先进，但是看到这架飞机不也还是楞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了么。
他们以为东北那边只会投机取巧，因此在研制出骆驼式战斗机击败了德国飞机之后，就认为东北不可能再研制出比骆驼更优秀的飞机了。但是这架民用客机就证明了，东北一定还有一款不会弱于骆驼的战斗机。他们想知道东北最好的战斗机是怎么样的，我也一样。
所以我要去哈尔滨，我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也设计出一款不错的飞机，给这些英国人、法国人瞧瞧。看着他们哑口无言的样子，我心里就特别痛快…”
在他们的左前方，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书罗乃音站在一起的耿谨文瞧着草坪周边的围观人群，不由对着朱尔典说道：“京城百姓倒是挺喜欢看热闹的，也是，毕竟是第一次正式开通北京到天津的航行，以前飞机只不过在北京周边飞行表演，确实挺让人新鲜的。不过贵使真的打算乘坐飞机去天津吗？”
朱尔典微笑着说道：“我听说去年东北已经开通了几条商业航线，对于你们来说这样的商业飞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难道您对东北出产的飞机没有信心吗？不过我对于麦理少校的技术还是很有信心的。”
耿谨文笑容不改的说道：“我对于东北生产的飞机还是很有信心的，过去几年里我们向海外出售了数千架飞机，反应都是不错的。我只是有些担心，麦理少校对于新飞机的接触时间是不是太短了些，也许还是让我们的飞行员驾驶比较合适。”
朱尔典望了一眼对飞机检查完毕下来的英国机师，方才回道：“我想麦理少校还是会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而且贵方既然想要把这款飞机卖给我国，总要让我们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没有比一趟实际的飞行更能体验这架飞机的性能了。不过我倒是担心另外一件事，贵方是否已经有所决定了？”
耿谨文思考了数秒后说道：“只要贵方下定了决心，那么等到贵方的特使见到了那位，自然就会有所结果，我以为没什么可狐疑的…”
双方又继续交谈了一刻钟，飞行机师终于过来通知朱尔典等人可以乘坐飞机，当一次天空旅客了。除了朱尔典和罗乃音之外，泰晤士报京津总编伍德海特意从天津赶来了北京，来乘坐这第一趟京津载人航班，准备以亲身经历向读者报道。
当然，因为东北已经开通了商业航班的关系，这趟京津商业航班的光环就有些逊色了，再加上这家载人客机还是中国制造，就更加让北京的外国人对这趟航班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开创了一种新技术的商业化而不是西方。当然英国人坚持使用英国飞行员飞行这趟航班算是挽回了一点列强的颜面，如果再阴暗一些，当前的西方世界正忙于战争，谁也不了解东方发生了什么，因此只要英文报纸上有选择的报道，那么依然还是能够保证西方世界在任何科技上的第一地位的。
作者的话：今年提早过年，过几天去乡下了，大概会转为不定时更新。
第992章
把英国人送上飞机之后，耿谨文就走到了另一群人的面前对着相识的一人打招呼道：“季陶兄，逸仙博士和展堂兄没来吗？”
戴季陶对着耿谨文拱了拱手回道：“孙先生和展堂正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哪有空凑这样的热闹。耿兄，这家尚不可一日无主，无主则纷争起，何况是一国乎？贵党究竟是如何打算的，总不能就一这么一直拖下去，让国家空转吧？”
耿谨文眼睛盯着戴季陶身边站立的两名年轻人，口中则敷衍的回道：“本党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过，逸仙博士应当是清楚的。算了，今日咱们还是不要谈公事了，难道出来散散心总不好扫兴的。这两位莫不是从新疆归来的谢晓钟君和林烈敷君？”
戴季陶侧着身子瞧了一眼身后，方才转回头回应道：“是，耿兄这是？”
耿谨文立刻笑着对他说道：“正好，我真想找人问一问西北及新疆事务，听说前年财政部、工商部曾经委派两人前往西北、新疆地区调查当地情况，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季陶兄，你不介意我借他们两人去聊一聊吧？”
戴季陶想了想便让出了位置，对着耿谨文回道：“耿兄邀请他们问事，我怎么敢拦阻。不过我也不好越俎代庖，您还是自己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吧。”
谢彬和林竞两人都有些发愣，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就加入了革命党，当然他们一开始是被好友拉去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然后在好友的盛意邀请下才入了党的，并不是完全的信仰了三民主义。这从他们16年归国后进入了北洋政府，而不是留在日本继续跟着孙中山革命就能看的出来。
不过谢彬和林竞对于共和党并不算陌生，毕竟他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正是日本受挫于山东的时候。之所以他们归国后选择了北京而不是哈尔滨，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共和党在打败日本之后都不肯进军北京，看起来有些小家子气，这才选择了中央政府。
而之后两人就被派往了新疆，从民国五年十月到民国六年十二月方才返回北京，这个时候北京的天也变了，他们只能再次选择了回归返回国内的中华革命党，毕竟看起来北洋是真不行了，而他们又没有脱离革命党，总不好去投共和党的。
虽说两人往西北一行搜集了大量的边省资料，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孙中山都对他们的西北之行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壮举。毕竟这个时候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大多都只是拿着学历在政府里谋个差事，还没有那个人会这么不顾旅途劳累和行路风险，跑去半万里之外的新疆去实地调查的，这种事没有留学文凭的人也能干啊，完全就是没有好处的苦活。
但是他们从边省调查带回的资料，也就是得到了几句大人物的夸奖，并不能切实的变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基础，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既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西北和新疆的问题，他们连北京城外的水灾都处理不好，何况是如此遥远的西北边疆地区的问题。
因此，谢彬和林竞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奔走呐喊，希望国家注意到西北边疆的问题，假如现在不去开发西北，不去解决西北边疆的问题，那么日后西北边疆就真要积弊丛生了。谢彬和林竞的呼吁，除了增加一点个人的名声之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着究竟谁才能入主居仁堂。
在这样的一个意外场合，耿谨文突然强行邀约两人，既让谢彬和林竞感到惶恐，也让两人感到兴奋不已，终于有人肯关注他们对于西北的开发问题了，这就证明他们过去近两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犹豫了片刻之后，两人还是同一起来的同伴告了别，跟着耿谨文去航校内找地方座谈去了。
在草坪机场的另一头，日本驻华公使川上俊彦和袁世凯的顾问青木宣纯、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抬头远望着天边渐不见踪影的飞机，一时无话。
当飞机变为黑点之后，川上俊彦方才收回了视线，有些自言自语的说道：“此刻我的心情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惶恐。昔日萨摩君曾经说过：西洋人是人，佐贺人是人，萨摩人也是人。现在看来，中国人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是对的。西洋人能干的事，东洋人也一样能干，甚至还能比他们干的更好。青木阁下，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同这样的中国人对抗下去吗？”
青木宣纯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就开始研究都成四川成汉中国问题，他和同期的柴五郎、小泽豁郎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和另外两人不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参谋职位上。甲午战争之后，更是常驻北京，是一个被日本陆军称之为“中国通”的谋略家。
辛亥革命时作为袁世凯的顾问，在北京政局中纵横捭阖，却对国内这样汇报，“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
他还主张，“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因此试图调停南北争端，以令日本在中国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顺便解决满洲问题。
青木对国内发出的对华主张，一度引起了国内的高度重视，但是国内还没来得及对青木的主张加以回应，满洲的革命委员会突然就同南满的日本护路军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让陆军颜面大失。同时也让山县有朋大为光火的对青木宣纯写信指责道，“在中国待的太久，难道连中国官场的腐朽之气都被传染了吗？东北的那些革命党人究竟是怎么冒出来，贵官居然无一语提及，简直是渎职！”
青木宣纯大为惶恐，于是在之后支持川岛浪速、土井市之进大佐、青柳胜敏等满蒙决死团人士，试图在欧战爆发之际，于内蒙古和徐州同时发动复辟帝制的行动，以配合陆军的进攻山东、朝鲜北部计划，算是为自己挽回一些“中国通”的颜面。
令青木感到意外的是，不管是在内蒙古纠集蒙古独立主义者暴动，还是唆使张勋从徐州向青岛发起进攻，最终都遭到了失败。前往徐州的川岛浪速好歹还逃回了北京，前往内蒙古的土井市之进大佐、青柳胜敏等人则干脆就此消失了。
这次事件后，山县有朋干脆连写信过来骂他都懒得做了，只当他这位“中国通”不存在了。隐约感到自己被山县抛弃的青木宣纯对着自己的徒弟坂西利八郎哀叹道：“我在中国待了小半辈子，原本以为对于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了，但是现在看来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个国家啊。我所认识的袁、孙等人，终究只是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也只能代表这个国家一小部分人啊…”
原本青木宣纯以为，他应该会在驻华武官的位置上养老直到退役了，毕竟在辛亥革命和青岛作战中他的两次判断都出了错误。
当然，他的徒弟坂西利八郎并不这么看，坂西认为老师对于北洋众人和南方革命党人及地方实力派人士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唯一判断错误的只是在共和党身上而已。但这样的错误并不能归罪于老师头上，毕竟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吴川，原本就是一个名声不显的海外留学生，谁能对一个不熟悉的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呢？最早和吴川接触的日本外交官们，不同样没有给出一个对于吴川的正确评价么。
只是坂西利八郎的看法只能安慰自己的老师，并不能左右国内的看法。再说山县元帅已经把这口黑锅扣在了青木和外务省身上了，正是他们对于中国情报收集的不细致，才导致陆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谁还敢站出来跟山县元帅抗争呢？
因此在陆军当中，他们这些在华的“中国通”现在已经成为了笑话，除了浪费国家的经费之外，根本做不成什么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陆军终于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但是这一次陆军并不打算再蛮干了，因此也就给了青木等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分析，以供陆军进行决断。
陆军说的如此郑重其事，就好似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的这么慎重，青木当然不敢怠慢，这几个月来一直都在同中国各方力量进行接触，并逐个对这些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
此时听到川上公使的询问，他不免就有感而发的说道：“环顾当前中国的各方势力，不外乎三种，一曰民党，二曰官僚，三曰过激派。
副总统黎元洪性格温厚，重视民意，同官僚派格格不入；徐世昌一圆滑官僚，和民党、过激派都能周旋，乃官僚中文事派的领袖；段祺瑞虽然得到了官僚中武力派的支持，但其心胸狭窄，和民党难以相容；至于唐绍仪、孙文都是拥有理想的人，他们同官僚派难以协调，实乃正道中人，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都是反复无常之士，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自己的政党；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民党也相处的很好。
至于过激派的代表共和党，吴川此人不喜同上层交际，倒是同工人打成了一片，观共和党众人都效仿其人，口头上一味重视劳工阶层的利益，并不在意官僚派和民党的意见。但偏偏当前过激派在中国独大，不管民党和官僚派都难以压制他们，我们此时出兵中国，我看却是帮了过激派的忙啊…”
作者的话：家中正在大扫除，一更
第993章
坐在飞机上的众人，此时却沉浸在这第一次商业飞行的兴奋之中。飞机升空后就上升到了2420英尺的高空，透过飞机两侧的圆形窗，能看到白云仿佛就在身边一样。
泰晤士报京津总编伍德海就爬在窗前望着远处不时惊叹着地面人物之渺小，和下方田野景色之美丽，就如同一个刚刚进入游乐园的小孩子。
而坐在他身边的一名英国军官则不停的研究着这家飞机的结构，并在口中评价道：“看起来倒是和HPO/ 400轰炸机很像，只不过他们封闭了投弹口，还在舱壁上加装了活动座位和固定皮带，不过居然采用了船上的圆形固定窗而不是活动窗，确实有些令人意外…”
坐在英国军官对面的罗乃音可没有精力听这位同胞的高见，因为上了飞机之后他才发觉自己似乎有些恐高，而飞机的高速又令他感觉胃相当的不舒服，虽然在机舱后部有一个卫生间，但是现在却已经被交通部派出的人员给占据了。
作为一名英国绅士，罗乃音觉得自己还是应当保持一点风度，不能和这些中国人一样出丑，怀抱着这样的念头，罗乃音虽然脸色苍白，但还是在机舱内保住了自己的形象。当然，和那些天性大胆的冒险家相比，他也只以沉默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是上午9点49分，当飞机看到天津佟楼赛马场的大草坪时，也不过才10点40几分而已。罗乃音觉得这是他人生中过的最为漫长的一个小时。当他重新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有些晕陆了。
不过还没等他有所反应，站在他身边的朱尔典已经忍不住在一边呕吐了起来，罗乃音赶紧为上司挡住了一旁记者们的视线，并递过去了自己的手帕，在一番忙碌后，他倒是忘记了自己的不适应。
虽然出了点小岔子，但是缓过劲来的朱尔典还是对等候在赛马场的天津记者们发表了对于此次飞行的观感，“…这是世界交通历史上的破天荒之举，虽然在战前欧洲已经有了载人飞行的航行试验，但是作为商业运营这还是首创。
从北京前门车站到天津东车站，各位记者应该都坐过，那至少需要三个半小时，但是现在乘坐飞机却只需要1个小时，等于节约了三分之二多的时间。
现在从天津到伦敦坐船需要52天，假如哪天飞机能够从天津直接飞往伦敦，岂不是只要花15、6日就可抵达了？由此可见，新的交通方式将会带给了我们多大的便利，又会让世界各地的民众往来变得更加的方便…”
不过有记者很快就打断了他说道：“公使先生，从北京到天津的头等车票好像也就4块大洋，可是我听说正式运营后，从北京到天津的往返机票可是要40个大洋，单程要22个大洋，这可比头等火车票还要贵5倍了。这样的价格，即便飞机能够从天津飞到伦敦，恐怕也很少人能坐的起吧？”
朱尔典只是楞了数秒，便镇定的对着提问的记者说道：“当我们第一次从东方运丝绸、香料回西方的时候，那时的丝绸、香料可比黄金还要贵重了。但是到了今天，它们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昂了，可见新事物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成平民也能享受到的日用品的…”
应付完了记者之后，朱尔典就带着公使馆的人员和驻天津领事韦礼敦坐了一辆4座汽车去了戈登堂，从赛马场到戈登堂的路上依稀能看到去年水灾留下的影子，不过路上却看不到多少流浪者。
似乎注意到了朱尔典的视线，坐在公使身边的领事韦礼敦随口说道：“虽然共和党在外交上相当的粗鲁无礼，但是在地方治理和恢复社会秩序上，他们显然要比过去的满清和现在的北洋政府官员有效率的多。
去年12月底前，逃到天津避难的灾民就已经被收拢到天津郊外的几处难民营地，3月初气温转暖的时候不少难民就被安排回转故乡去了，剩下的难民则被安置吸纳到了各工厂和各工地上。
虽然去年的大水给天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都成四川成汉，原先的日租界以西不少民居都被大水浸泡变成了危房，很多工厂因此被迫停工了一两个月。但是随着共和党出面组织救灾，和上马了诸多河道整修及市政建设工程，天津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现在天津南关及海河北面都在大兴土木，许多中外商人也因为市政府颁发的优惠政策加大了对于天津工商业的投资，因此天津的劳动力一下就紧缺了起来，那些原本背井离乡的灾民，现在倒是成了各家工厂争抢的对象了…”
虽然韦礼敦领事在谈话中不时流露出了对于破坏天津旧秩序的共和党的不满，但是同车的朱尔典和罗乃音还是能够听得出，对于共和党在天津的一些统治手段，这位领事先生还是比较认同的。各国侨民虽然失去了一些在华特权，但是天津工商业的投资机会却比之前扩大了许多。领事所恼火的，是自己无法利用特权为大英帝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已。
当朱尔典站在戈登堂的二楼遥望海河景色的时候，他也确实看到了对岸那一片片正在挖掘的地基，从他的角度看过去，那些排着队伍挑土的中国苦力，就像是一群青灰色的蚂蚁。虽然在他任职在华外交官的期间，他并不少见中国苦力干活的模样，中国这个地方就是人多，某些地区比印度的人口还要密集。
但是他过去看到的中国苦力干活，几乎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没有几个拿着皮鞭站在一旁吆喝的监工，就不能看到苦力们加快速度。但是今天他所看到的海河对面的中国苦力和他的印象中却大不相同，那么多人不仅井然有序的呼喊着号子劳动，而且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充满活力。
几千个人混在一起干活和几千人被组织起来整齐有序的工作，给人带来的冲击感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者，你恨不得冲进人群揪出几个秩序破坏者好好教训一番；对于后者，你只会感到敬畏。
朱尔典默默的站在窗前看了半个小时河对面中国苦力的工作，方才转过身来对着身后的韦礼敦领事说道：“领事先生，我需要几个最近去过东北的人员给我讲讲他们的所见所闻…”
朱尔典想要的当然不是听人给自己说什么东北见闻，他很快就从韦礼敦领事推荐的人选中选出了一名叫做西里尔.帕尔的爱尔兰人，和这个时代前来远东冒险的外国人没什么太大区别，西里尔.帕尔也是一个梦想来中国发财的冒险家。
西里尔.帕尔依靠为某只来东方贸易的商船工作混了一张前往印度的船票，然后又从印度跑来了中国，他几乎干过所有能干的工作，从船员、药剂师、西医到机器修理工，再到为小报担任记者，只不过他的运气显然不大好，几乎都没有获得成功。
到了这个时候，朱尔典方才对着韦礼敦领事说明了自己的用意，“我需要罗乃音先生替我去一趟长春，见一见共和党的那位领袖，但是我并不想让这件事闹的满城皆知，所以我需要有个熟悉东北现在情况的人陪同罗乃音先生走一趟。您明白我的一事吧？”
韦礼敦当然能够明白朱尔典的意思，哪怕英国需要同共和党达成妥协，也不能首先低下头，这消息传出去只会让远东各国看轻了大英帝国的威严。但是就目前欧洲的局势来看，英国继续和共和党这么对峙下去，实在是得不偿失。
韦礼敦很快就搞定了西里尔.帕尔，并以他的名义订购了4张今晚前往沈阳的车票，搞定了罗乃音前往长春的事情之后，朱尔典在天津待到了下午4点，就再次乘坐飞机返回了北京。
晚上12点，罗乃音和帕尔在天津东车站坐上了前往沈阳的火车，两人是头等座，一个包间4张卧床。帕尔显然是个自来熟，火车从车站开出不久，他就对着罗乃音说道：“晚上坐火车就这点不好，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要是白天的话，沿线的景色还是相当美丽的。”
只可惜，劳累了一天的罗乃音真心不想聊天了，他查看了一下卧具，发觉还算干净就铺好了床，接着躺下对着西里尔.帕尔冷淡的说道：“帕尔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先休息了。”
西里尔.帕尔只能讪讪回道：“当然，奥，晚安，乔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