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略思考，便摇着头说道：“这恐怕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西罗维先生。捷克是美国的朋友，中国也是美国的朋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朋友而去为难另一个朋友。假如贵方的支付能力不足，我倒是可以为你们向国务院打一份电报，由我们贷一笔款子给你们，用于支付中国人的账单。”
扬沉默良久，终于还是为难的说道：“这样重大的事情，我需要向国民会议进行汇报，这不是我单独能够决定的事务。”
美国人耸了耸肩，表示理解的说道：“这也是应该的，不过我希望你能尽快得到国民会议的回复。请记住，您的战友和同胞还等待着我们去救援，如果因为这样的小问题耽误了救援行动，那么责任将会由你们自己承担起来…”
带着美国人的告诫，扬离开了美国领事馆都成四川成汉。他当然不会就这么坐以待毙，除了向已经抵达美国的马萨里克发电汇报了这件事外，扬再一次找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英法能够向共和党施加压力，取消这样不合理的要求。
只是此时的欧洲根本无力给与共和党什么压力了，和中国爆发的流感相比，欧洲的流感患者症状要严重的多，法国在流感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医生即观察到病人有吐血、咳血、五官出血等症状，而且很多医案都描述患者有身体发青、紫等缺氧现象，最后出现窒息之状态。
因为德国俘虏的协约国军队中有流感患者，于是在6月份德军中也开始出现了大批流感患者，这场流感几乎终结了协约国和德国之间的战斗。德军失去了进攻能力，而协约国这方也失去了反击的力量，西线一时重新僵持了下来。
当然，这对于协约国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6月初，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再次联名请求美国提供100个陆军师，约400万人。他们给威尔逊的信件中指出：只有美国才能扭转西线不利的兵力对比，因为现在西线只有162个军心浮动、疲惫不堪的协约国师，但他们当面有200个德国师，还有更多的德军正从东线抽调过来。
可以说，六月份正是决定着法国人生死攸关的重要时间段，这样的状况下英法自然不会为了捷克人去向共和党施压，他们现在也无力向共和党做出什么施压得举动。
因此之后各国外交官就解救捷克军团的协商会议在长春召开时，扬很快就感觉到了被中国人压迫而无人为捷克说话的痛苦。美国只是在道义上表示一定要解救捷克军团，但是鉴于欧洲战场的形势，美国人对于出兵一事迟迟没有赞同；英、法、日、俄四国虽然也赞成出兵俄国，但是英法只愿意派出几名军官，俄国则认为出兵不应当只是解救捷克人，而应该乘机向莫斯科推进，顺便把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消灭了。
至于日本人，不仅赞成出兵，还主张大举出兵，但是要求把海参崴港、中东路、西伯利亚铁路交由协约国共管，理由是担心派遣军的后勤供应不及时。
日本人的要求自然遭到了中国人的反对，共和党派出的代表反对把港口、铁路交由协约国公管，认为日本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是为了解救捷克人，而是想要乘机控制中国的港口和铁路。并且共和党还指出，当前日本所流行的大流感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一场瘟疫，共和党拒绝在日本的流感获得控制之前中国对日本人进行开放。
仅仅一个日本流感的名字，中国人和日本人就足足吵了数日。日本人在中国人拿出了日本报纸对于流感的详细报道后，方才失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争辩声。日本的医学和报纸都较中国发达，因此日本发现流感和进行报道都比较详细，几乎比中国这边早了一个月左右，因此就连西方在华医生都认为大流感确实是从日本传递到上海，然后沿着长江往内陆传播的。
不过日本人只是消停了一天，第二天日本人就在会上提出了日本的流感病毒其实来自巴达维亚，是荷兰人从欧洲带来的说法。于此同时，日本在本国的报纸上迅速把流感命名为了荷兰流感或是欧洲流感。
只是日本不管怎么撇清流感和本国的关系，都无法阻止共和党发布了对于日本入境人员进行隔离十四天的防疫检查法。这样一来日本想要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丧失了大半。捷克人和俄国人眼睁睁的看着，时间一天天的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吵上，会议却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有用的结果。
而在这个时候，世界的局势又出现了一些变化。6月24日到26日，安纳托利亚西部伊兹密尔地区的希腊裔居民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这场游行抗议的诱因是，土耳其军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希腊人居住区发现一些传单，传单号召希腊人起来同奥斯曼帝国进行抗争，把色雷斯东部、特内多斯岛、安纳托利亚西部伊兹密尔附近地区，这些希腊人的聚集地同希腊本土合并，建立一个跨地中海的大希腊王国。
老实说，虽然这场战争加重了奥斯曼帝国底层民众的负担，使得不少普通民众已经产生了厌战的情绪，但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还是比较老实的，并没有像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那样谋求什么独立运动。哪怕有人在希腊人的居住区散布这样的传单，也有希腊裔居民在第一时间向土耳其军队做了报告。
但是土耳其军方却并不信任这些希腊人，特别是这场战争对于同盟国越来越不利，一力主战的土耳其青年党更是不敢放纵任何可能导致自己统治塌台的危险因素。于是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土耳其军方决定把靠近沿海地区和交通要道的希腊人迁移到沙漠边缘地区。
只是土耳其军方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统治力，在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付了亚美尼亚人之后，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第一反应是，军方这是打算把他们赶进沙漠去送死，就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因此即便是并不认同传单内容的希腊人也联合了起来，走上街头游行反对军方的迁移决定。
在伊兹密尔的居民游行规模越来越大之际，束手无策的土耳其军方于是试图用武力进行清场，军队驱散游行人群时发生了武力冲突，上百名游行民众被打死打伤，于是游行很快就变成了起义。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权力为“三帕夏“所瓜分。恩维尔帕夏、杰马勒帕夏、塔拉特帕夏三人。他们自青年土耳其党夺权执政后，就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恩维尔帕夏此时正乘着俄国革命之际，推动其所制定的高加索作战，试图从俄国人手中夺取整个外高加索地区。杰马勒帕夏此时正驻守在叙利亚和英法军队对峙，保卫着帝国的腹部。塔拉特帕夏坐镇于伊斯坦布尔，控制着帝国心脏。
伊兹密尔起义等于是在帝国柔软的腹部捅了一刀，该地区本就没有多少军力，大多都被恩维尔调动去了外高加索，因此起义很快就在地中海沿岸扩张了起来。虽然参加起义的民众并没有打出独立的旗帜，而是要求减轻赋税，结束战争。但是这个口号显然要比独立更加吸引土耳其民众，一时之间整个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都有些风雨飘摇了起来。
已经占领了巴统和卡尔斯的恩维尔不得不停下了向巴库进军的脚步，开始从前线抽调兵力回去后方镇压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起义。
也就在这个时候，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接受了来自巴库苏维埃的一笔军火和10万英镑经费的资助，并在俄共布的调解下暂时搁置了同格鲁吉亚之间的领土纠纷，把精力放在了对土耳其军队的打击上。
十月革命之后，达什纳克党趁机策动亚美尼亚自立，在1918年5月建立了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不过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自成立开始，就同周边的奥斯曼帝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都出现了领土纠纷，在加上达什纳克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又同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存在着斗争，于是达什纳克党领导的亚美尼亚政府便极力向协约国示好，试图获得协约国的支持。
只是邓斯特维尔和马尔森为统帅的英国远征军约1.1万人于1918年5月进攻波斯，占领了高加索一部和北波斯地区，但是协约国距离亚美尼亚之间还是无路可通，因此亚美尼亚政府虽然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还是接受了巴库苏维埃送来的援助，决定和对方携手一起对付土耳其人。
在恩维尔从前线抽调军队离开后，亚美尼亚人也同时向入侵的土耳其军队发起了反击，一时之间原本还能维持的奥斯曼帝国，形势突然就变的恶劣了起来。
6月29日，王亚樵同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事委员斯捷潘邵武勉进行了会晤。站在窗口望着外面波光粼粼的里海，和海边笔直宽敞的林荫大道，王亚樵不由对着身边的邵武勉说道：“这里比上海的外滩还要漂亮。我在海上看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回到了上海。”
邵武勉听过了翻译转译的话语后，扬了扬眉头说道：“那么等战争结束之后，你应该再来一次，那时的巴库会更美丽。不过我听说你准备离开巴库了？”
王亚樵对着他点了点头后说道：“是的，我在巴库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是该给英国人在背后放一把火了。接下来就要看你们自己了，我希望下一次我过来的时候，红旗依然飘扬在巴库城的上空。”
邵武勉沉默了许久，事实上他对于中国同志所使用的那些花招并不感冒，这在他看来和帝国主义的手段没什么两样，利用军火和黄金去迷惑切割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诱使他们互相攻击，最终让阿塞拜疆乱成了一团。是的，现在谁也掌握不了这里，任何人在这里都有可能被攻击，包括帝国主义者在内。
不过邵武勉倒也知道，阿塞拜疆的形势虽然恶化了，但是对于帝国主义者却更坏，因为这一地区的各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把反布尔什维克当成了第一需求，反而开始谋求某种地方割据。也就是说帝国主义者不能再简单的以反布尔什维克为号召，把各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了。
土耳其军队的暂缓进攻，更是给了巴库人民委员会以喘息的时间。他思想了许久，还是向王亚樵感谢道：“对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也希望你这次能给英帝国主义一个大大的惊喜…”
第1047章
6月2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长春体育馆正式开幕，原本吴川只是想要办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但是因为远东自治领、朝鲜、日本及菲律宾等地也派出了代表队，于是这届运动会就改成了东亚运动会。
国内各省基本都派出了代表队，当然是在革命委员会提供了补贴的情况下。而流落在大陆的台湾人也组建了一支代表队，这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抗议，日本人认为这些台湾人不能代表台湾出赛，而且台湾代表队的名字前应该加上日本两字。
负责主持本届运动会的梁廷栋则公开回复道：“体育赛事和政治无关，在体育赛事中施以政治压力有违体育精神。西方古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时，各国还约定在比赛期间不动兵戈呢，我们不觉得台湾派人参加触犯了日本的利益。”
在这个时代，民众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注只限于一种运动爱好者的关注，并没有把宏大的体育赛事当成一种国际文化交流，因此欧美的外交官并不认为梁廷栋的回答有违国际准则。
而东方的民众，哪怕是最为西化的日本，对于体育比赛也只是当作了西方人的奇怪习俗，哪怕日本是亚洲最先参加过奥运会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对这桩国际赛事也没多加关注，还是寻求了财阀的投资才凑齐了日本运动员出行的旅资。
总的来说，日本外交官对于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不过是一种应激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深谋远虑。虽然有一些日本精英觉得让台湾人、朝鲜人出现在这样一场运动会上很不妥，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清楚这不妥究竟在哪里，自然就得不到各国的支持。
更多人的看法就是，日本人又在小题大做，试图向中国人找茬以敲诈好处了，只是日本上下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和中国开战的欲望了，这样的讹诈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们觉得，日本人简直是没事找事。
跟着日本代表队来长春观赛的原敬，对于外交官员的退赛请示选择了避让，他认为这是外交省和代表队自己的选择问题，因为来参加本次运动会的运动队员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政府派出，更何况他现在不过是一名普通议员，不能干涉政府事务。
在一番手忙脚乱的交涉后，外交省重新把问题踢给了日本代表队，他们接受了原敬的意见，在政府方面继续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日本代表队是否退赛一事则交由代表队成员自己决定。
29日早上七点三十分，原敬从车站前的大和旅馆出发乘车前往十月广场。陪同他的后辈，也是每日新闻社记者海老俊，在车上有些不解的向他请教道：“原前辈，这种情况之下，断然的离开以压迫中国人做出让步，不是更为合理吗？哪怕中国人不肯做出让步，国内的民众至少也会认为您维护了日本国的威严。”
原敬转头看着他正想说话，车子突然猛的停了下来，他下意识的按住了前面的座椅稳住了身体，边上的海老俊赶紧扶住了他，并向前面的司机质问道：“怎么回事？”
司机一边回头道歉，一边指着前方路上说道：“刚刚边上的骡车冲了出来和前面的汽车撞上了，原先生，您没事吧？”
原敬坐正了身体，用手按住胸口深呼吸了一两次后，这才平静的对司机说道：“你下去看一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帮助他们一下吧。”
司机和坐在前面的秘书都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开门下了车。这场车祸不算小也不算大，骡车和汽车都翻了，但是车上的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倒是那头闯祸的骡子被撞了个半死。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然后呼喊了几句，就有不少行人跑了过来，撸起了袖子，在警察的指挥下把车子和骡子都抬到了一边。
坐在车上的原敬看着这一幕，对着海老俊说道：“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一名穿着制服的人站出来高喊一声，边上的行人就立刻响应了号召，不管是穿长袍的，还是穿短衣的，都丝毫没有芥蒂的服从着制服者的命令，没有讨论什么高下尊卑之分。
十几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今都成四川成汉天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城市破破烂烂的，普通民众身上也大多肮脏不堪，毫无卫生之概念。
上层的绅士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几乎毫不关心，只关心个人或家族的未来；至于中国的官宪，则把底层的民众视为猪羊，只想着在任期内敲诈盘剥地方上的民众；而普通民众也是麻木不仁，对于这个国家的上层和官员只有畏惧和痛恨。
假如你见过十几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你就不能够相信会出现长春这样由中国人建设起来的城市；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不仅能够把街道清洗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把自己身上也收拾干净；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会在没有制服者的威胁下，团结一致的做一件事。
假如中国5万万人都如此团结一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同中国为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获得的成就都将会在这样的对抗下化为乌有。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去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要确保帝国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不被中国人夺回去。
日本和中国之间，既是敌人也是朋友。既然帝国已经把南洋视为了开拓目标，我们就需要中国帮助我们分担欧美列强的压力；而为了保卫帝国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中国南方的利益，我们又需要借助国际秩序压制中国，不能让中国人颠覆现存的东亚秩序。
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个台湾代表队和中国人置气，只会让各国觉得我国心胸狭窄，丝毫没有尊重东亚和平的意思。只要各国觉得帝国在对中关系中依旧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各国就不可能出手帮助我们压制中国人。其实，有时候帝国露出软弱之态并不是坏事，只是我国的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明治开化以来，我们实施了全面西化的国策，这固然使得我国国力大涨，但是一味学习西洋的霸道，却忘记了我们过去的忍让之道，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啊。”
海老俊一边思考着原敬的言论，一边下意识的朝着车子前方的车祸现场望去，大约只化了七八分钟，前面的车辆就已经全部被清理到了路边，行人纷纷散去，道路再次畅通了起来，而街道的另一侧则始终保持的通行，并没有什么人停下来围观。
这确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国，哪怕在日本的东京也不可能不出现看热闹的围观者，于是整条街道都会被堵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快速的恢复通行。
在海老俊思索的时候，原敬又对他补充了一句：“我刚刚说的话，你可不能登出去，现在的日本国民可接受不了我的话。在他们看来，任何对外的示弱都是有辱国体，简直是不知所谓…”
站在体育场西侧看台上的贵宾席上，吴川扶着栏杆俯视着这个可容纳4万人的椭圆形体育场；下面的观众正陆续入场，和这恢弘的建筑相比，这些观众就显得渺小了。哪怕在后世见过不少宏大的建筑，但是站在这看台上的吴川依然觉得心潮澎拜了起来。
吴川尚且如此，站在他身后的宋云桐、孟继周等委员也显得有些紧张了起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来过这里，但是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和坐满人的体育场，带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哪怕只是注视着自己，都足够让人紧张万分了。
当然，比这些委员更为不堪的，还是那些被邀请来的各蒙古王公，有些人一辈子看到过的人大约都没有今天一次看到的多。
蒙古王公中最放松的大约应当属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恭本德吉特了，这位王爷对于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热爱音乐，来到长春之后倒是很快同吴川相熟了起来，对于面前的一切不仅不感到紧张，反而感叹道：“这要是能够在这里安排一场歌会，恐怕就更加震撼了。”
吴川回头对他笑了笑说道：“是啊，蒙古长调最为适合这种大场面，不过适合观众欣赏的场所还是应该放在大剧场，那里的舞台扩音效果很好。我劝你不如留下来，就在长春建立一个整理蒙古歌谣的蒙古乐团，然后把蒙古歌谣搬上舞台，到时就可以向世界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了。”
恭本德吉特听了大为心动，他试探的问道：“建一个这样的乐团要花不少钱吧？您能给我多少钱？”
吴川想了想说道：“你要是愿意出面主持这个乐团，我可以先拨给你10万元，然后根据你建立的规模每年拨给款项。眼下外蒙、内蒙几乎都没有战事了，蒙古的传统都在各种歌谣之中，要是没人出头把这些歌谣记录下来，对于蒙古族来说不亚于是一大损失。各族共和，就是要把各民族中最为优秀的文化留传下去，而不能像满清和帝国主义那样，四处屠戮和消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共和的真意，你们怎么看？”
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东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乌泰、外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那木囊苏伦及内外蒙古各王公都纷纷出声道：“主席说的是。”“主席说的好啊。”“我们完全支持您的决定…”
库伦之夜死掉了太多独立派的王公，加上库伦活佛的倒戈，使得外蒙古王公们最后选择了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内外蒙古依然有不少王公和贵族是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只是蒙古内外的局势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快的让这些独立主义者都没下注，蒙古独立的机会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过去外蒙古王公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一个是想要赖掉难以还清的蒙债，一个就是俄国势力在外蒙古的扩张，使得这些蒙古王公认为蒙古可以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
只不过这些外蒙古王公没有预料到，欧洲会突然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甚至连沙皇的皇冠都打飞了，原本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的美梦立刻就消失了，中国人趁着俄国在欧洲连年大战后内乱的机会，直接把俄国人从外蒙北部驱逐了出去，这里也是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掌握了这里也就掌握了外蒙古。
当中国把俄国和库伦之间的联系切断之后，原本还有些小心思的贵族王公们就失去了对于俄国的信心，这些王公们很清楚外蒙古的部族武力是打不过中国军队的。不仅仅是在武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就是在战斗意志上，蒙古牧民也没有为王公去死的念头，因为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待自己的牧民过于残酷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为外蒙古各旗清理了蒙债，帮助各旗划分了草场和建立了畜牧公社，修建了连同库伦和内地及东北的铁路后，牧民们最后一丝同革命军交战的念也失去了。
过去，在外蒙古商人来收皮子和羊毛、口蘑等土特产时，价格都会压的很低。比如一张狼皮在外蒙不过0.3-0.4元，在张家口就涨到了1.5-2元；口蘑百包也不过就换得一箱砖茶。一头羊在外蒙古只值1两、2两，但是在北京或哈尔滨则涨到了3两-6两。
在张家口和库伦、张家口和乌里雅苏台间开通了汽车之后，一台载重1.5吨的卡车在土路上每小时行驶34-45公里，张家口到库伦的行程从10天以上降到了3天之内；过去需要从库伦中转的乌里雅苏台，现在也一样可以坐汽车在3、4天内到达了。
汽车的开通，在建的铁路，不仅极大的拉近了内地和外蒙古的距离，也大大的降低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在俄国被战争拖垮后，外蒙古的商业很快就倒向了国内，去年外蒙古同内地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3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同东北达成的。
过去外蒙古这里凡丝茶杂货以及食用调料无不加税，以红茶、曲绸两样税最重。红茶每箱价值二十余两，抽税五十余两；曲绸每匹价值不过五六两，抽税需十六七两；现在么都被减少到了25%以下。
蒙古民众的收入要比欧战爆发前高了2倍，而革命委员会这些年在外蒙开垦的耕地，也让外蒙古从1911年的2.7万公顷耕地上升到了30万公顷，其中大部分在巴音图们这片靠近东北的肥沃土地上，去年外蒙古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65亿斤，满足了外蒙古60%以上的粮食需求，这大大降低了外蒙古从内蒙、新疆、俄罗斯购买粮食的需要。
可以说，现在的外蒙古牧民更愿意信任革命委员会，而外蒙的王公们也几乎难以再生起对革命委员会反抗的念头，随着外蒙古的铁路和公路的修建，革命委员会在外蒙古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了。现在外蒙古的人口从1911年的6、70万上升到了90万，汉人的比例从六分之一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而今次被邀请来长春的外蒙王公，在看到了五星体育场的宏大后，就更加生不起反抗革命委员会的念头了。
第1048章
对于内蒙古诸位王公来说，他们原本独立意志就不如外蒙古坚定，一方面在于内蒙古距离内地最近，和内地交流的最为频繁，西部蒙古的汉人移民已经差不多和蒙古族五五开了，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坚定的独立念头；另一方面则是，内蒙古独立意识最强的东部地区现在完全融入了东北革命委员会，过去引诱内蒙古民族独立的外蒙古和日本等外因，现在都消失了。
日本的势力被逐出南满后，内蒙古各部就失去了同日本联系的通道，而从锦州到赤峰到巴音图门的铁路开通之后，东北革命委员会的军政和商业力量也顺着铁路抵达了内蒙东部，对原本部落制的内蒙古盟旗制进行了革命化的改造，从而把牧民和王公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给切断了。
没有了世代控制的牧民和部落草场，这些内蒙王公最多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牧场主，不再是能够代表部族出头的政治代表，他们身上的政治属性已经被剥给了牧民合作社，这一被共和党组织起来的牧民生产单位和行政单元。
只不过内蒙古的自然条件要比外蒙古好的多，加上满清对于内蒙古各王公视为内藩，一直以来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也颇为优待，因此内蒙古各王公对于本部族牧民的压迫要比外蒙古温和的多。因此虽然牧民合作社建立了起来，但是这些蒙古王公在本部族内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于是东北革命委员会对于内蒙古的王公也较为宽容。
这一点从革命委员会在东蒙古的驻军和外蒙古的驻军数量上就能对比出来，后者的数量不仅是前者的数倍，还驻扎了一个完整的野战师，而前者则只有一个不满编制的治安师而已。
可以说，从革命委员会把日本逐出南满，又从俄国手中夺回了大半个外蒙古地区的控制权后，东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就已经开始转变心思了，等到了革命委员会收回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并正式将俄国势力从外蒙古北部逐出，就连西蒙古的王公们都改变了心思。
卓索图盟盟长、清末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民国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在袁世凯病重之后就意图改换门庭了。虽然以部族属地来说，贡桑诺尔布的部族在赤峰附近，算是东蒙古的一员，但是他久居北京，实际上已经成为西蒙古王公的代表人物。
作为蒙古“新派”王爷的代表，贡桑诺尔布在政治上倒是不保守，1903年赴日考察之后就开始推动蒙古的教育和工业发展，1913年更是在北京设立了蒙藏学校，以向蒙古西藏青年灌输现代科学，这无疑让他在保守的蒙古王公中失去了不少分。
只不过局限于国内外政局，贡桑诺尔布把蒙古的开放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这客观的为日本人扩大了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力。贡桑诺尔布为蒙古族开办的几所学校，都是聘请的日本教习，这其中不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因此在1916年以前，贡桑诺尔布和西蒙古的王公都是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夺人产业的革命委员会的。至于反对一切汉人进入内蒙古，主张蒙古独立的王公则越来越少。1917年革命委员会通过防疫行动进入归绥、河套地区后，西蒙古就连坚决抵制革命委员会的声音都少了许多。
这一次西蒙古诸王公前来长春参加运动会，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场体育赛事。站在吴川身边的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吴川闲聊了几句之后，终于还是忍不住向对方请教道：“吴主席，我们蒙古各盟旗现在已经一致认同了在中华民国国体下的国家统一，但是现在蒙古各部却被分割的四分五裂的，这恐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吧？”
吴川回头看了贡王一眼，他很清楚现在的内蒙古变成了什么样子，革命委员会把东蒙古切下来之后北洋政府也没有闲着，从内蒙古身上划出了热河、归绥、察哈尔三个特别区。和东北革命委员会依赖资本和政治不断改造东蒙古的部族社会不同，北洋政府采用的是传统的移民实边之策。
虽说北洋政府确实要比内蒙古的王公们实力强大的多，但是在垦荒这件事上北洋却真的拿不出多少资金来，再加上北洋上下还想从中赚上一笔，因此在对内蒙移民垦荒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情况。除了河套地区外，其他蒙地的开垦都出现了和牧民争夺草场和胡乱开垦的现象。
蒙地虽然有着许多荒地，但因为其沙壤土的特性，不少土地耕种上一两年就变得贫瘠了，而农民就会选择弃耕另开新地，这就使得大批草地变成了荒漠，这种浪费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自然遭到了牧民的抵制。再加上定居的农民一般难以收集到足够的牛粪作为燃料，因此就会大肆砍伐草原上的疏林，号称平地松林800里的赤峰以北地区，在本世纪初已经看不到森林的面貌了。
东蒙古地区因为有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和投入水利设施，加上组织了牧民合作社，因此耕地和牧场之间的矛盾要比革命之前缓和了许多。而西蒙古地区牧区和农业区争地、争水的矛盾就大的多了，在北洋的军事压力下，西蒙古地区的牧民几乎就没有一个能够同北洋政府沟通的渠道。
这也就使得，原本积极站在北洋政府这边都成四川成汉对抗东北革命委员会的蒙古各王公，现在都纷纷转变了姿态试图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了。在他们看来，革命委员会虽然公开宣传要解放牧民没收王公们的草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不少余地的，至少乌泰就活的很舒服。
而北洋这边虽然支持王公对于部族的传统权力，但是却没有底限的从他们部族手中夺取草场用于开垦，这样继续下去即便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王公名号，部族也要因为失去草场而无法生存了。部族都要活不下去了，保留王公的名号还有什么意义？
吴川思考了片刻，并没有立刻回答贡王，而是先问了问身边的另外两人，东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乌泰、外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那木囊苏伦，“你们对于贡王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吗？”
乌泰不假思索的说道：“内蒙古重新合并起来也不错，六盟本就为一体，现在分为数个地区管理本就不太方便。八世内齐托音现在已经成年，他已经几次向我提出，希望能够前往归化城的小召坐床为那里的信徒祈福。”
显然乌泰认为内蒙各部的合一是有利于自己的，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让八世内齐托音回归主寺了。小召属于归化城喇嘛印务处管理，是内齐托音系统的主寺。
七世内齐托音坐化后，喇嘛印务处也推出了灵童，想要把拥有巨大财富的小召控制在自己手中，但是哲里木盟抢先推出了自己的灵童，又获得了革命委员会和北洋政府的承认，导致喇嘛印务处推出的灵童被直接排除。这使得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与哲里木盟的矛盾激化，小召归其管辖，也就无法迎请八世内齐托音回主寺坐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