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看了他一眼，也懒得接话了，就这么转身直愣愣的走向了院子。这一天对于北京城内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不眠之夜，有些人是恼火的睡不着，有些人则是兴奋的睡不着。
荣登总统之位的孙中山婉言谢绝了其他党派代表要为自己设宴庆贺的邀请，谨慎的带着党员回到了铁狮子胡同的行辕中，立刻关门开起了会议来。
谢持、居正等人一边向孙中山庆贺，一边不无兴奋的说道：“此次功成，可见社会各界还是倾向于我党的温和理念，而厌恶强权政治的。
袁氏荼毒天下，人民都期待着新政府能够休养生息，结果共和党却推出了一个更为祸害天下的政策。导致各省乡绅都倾向了我们，今次我们既然获胜，总理接任总统大位之后，应当尽快拨乱反正，废除当前共和党对乡村地主的迫害之举啊。”
孙中山默而不言，坐在他身边的张静江立刻反驳道：“谢君、居君，你们这话说的就差了。土地改革是新政府成立的基础，也是共和党愿意做出退让的条件。我们刚刚赢了总统选举就想撕毁自己的承诺，这不是刚好给了共和党动用武力的借口吗？一旦共和党拒绝承认总统选举的结果，两位想过后果吗？”
谢持对于这位“革命圣人”还有几分忌惮，虽然心中不忿，但也住了嘴。不过居正却固执己见的说道：“总理这总统是选举出来的，可不是靠着共和党得来的。共和党要是不服从公论，那么他们和北洋有什么区别？我等自当号召民众起来打倒这个独裁政党。”
居正这话说的，让张静江都膛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应了。倒是他身边的戴季陶冷不防的说道：“要是我们能够打倒袁世凯，又怎么会被迫流亡于海外？
既然我们连袁世凯都对付不了，又怎么能够对抗的了更强大的共和党？居君要是真有勇气，当然也不会抛下英士自己跑路了。”
居正顿时怒极，拍案而起怒斥道：“戴传贤你不要血口喷人，当日英士送我们上船时可什么都没有发生，否则我们怎么会丢下他。倒是你，每次谈起共和党就说好话，你到底入的哪个党？还是拿了人家的好处了？”
眼看着这会议要变成斗嘴大会了，孙中山终于咳嗽了一声制止道：“好啦，同志之间应当精诚团结，讨论事情就讨论事情，何必说那些有的没的。兆铭，你怎么看？”
回国不久便重新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汪精卫对于谢持、居正等人的意见是不感冒的，倒不是说他支持土地改革，而是他觉得反对土地改革这边的力量太弱了，和那些乡绅站在一起去对抗共和党，完全就是自寻死路。好不容易才赢来的总统位置，连坐都没有坐热，难道就要送回去吗？
心中腹诽了几句之后，汪精卫随即起身对着屋内的各位同志说道：“共和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确实过于激烈了一些，各地乡绅无不因此怨气满腹。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要不是共和党搞得天怒人怨，总理也不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最终赢了总统推选。因此对于乡绅们的支持，我们总是要给出一个说法的。否则我们赢了选举就翻脸不认人，那么共和党和北洋排挤我们的时候，还有谁能继续支持我们？”
汪精卫的话语总算是让众人少了几分火气，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土地改革，大家都很清楚中华革命党此时在国内几乎没什么根基了。如果不能拉拢各地的乡绅支持本党，那么他们即便拿了这个总统的位置，也很难搞出什么名堂的，因为地方上没有跟脚啊。
看到大家都思考了起来，汪精卫这才接着说道：“当然，我们需要各地的乡绅支持，可也不能就这么同共和党翻脸。这北京现在还属于北洋控制，而北京之外又被共和党控制着，我们要是和共和党撕破脸，北洋未必不会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那么大家可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所以我们既要各地乡绅继续支持我们，让他们知道除了我们，谁也不能帮助他们对抗共和党；我们又要和共和党处理好关系，避免对方使用武力来破局。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则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共和体制就要再度瓦解了。
更何况，总理的三民主义中也有平均地权一说，我认为我们很可以同共和党讨价还价，要求他们放弃过于激化矛盾的无偿没收土地的方式，改为能够让地主乡绅接受的赎买政策么。只要共和党能够稍做让步，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无愧于支持我们的乡绅了。”
张静江顿时点了点头说道：“兆铭这话说的好。确实，总理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本就包括了平均地权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在共和党和乡绅之间取一个折中方案么。
要我说，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方案确实蛮横无理，但是人家手中有机枪大炮，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是硬顶着反对土地改革，顶的住吗？我看河南、山东、河北的乡绅都没有顶住嘛。
所以，与其等到别人拿着机枪大炮夺走我们的土地，倒是还不如我们自己主动平均地权。虽说会受到一些损失，可至少不会被农民全部抢了去。让农民赎买土地，乡绅们拿着赎金去投资实业，这也是一条出路。更何况，国家要发展还是要看实业，而不是农业的。
我看，共和党至少在投资实业的目标上，和我们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大家完全是可以沟通了再说，而不是去搞对抗…”
第1051章
虽然居正和谢持等人并没有被张静江、戴季陶、汪精卫等人说服，但是党内完全站在乡绅立场上的骨干党员很多人都没有来京城，因为那些比居正和谢持还要保守的党员是拒绝以接受土地改革为前提的政治协商的。
本次入京的中华革命党党员，不是张静江这种开明派，就是戴季陶、汪精卫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倾向于社会改良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乡绅自治的联省主义。
居正和谢持在他们面前虽然是保守的，但是对于那些主张乡绅自治的保守派来说却又进步一些，他们至少还知道，拒绝和共和党、北洋等力量进行协商，无疑是坐以待毙。因此他们虽然反对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也仅仅是口头上反对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他们真刀真枪站出来和共和党对着干，他们也是不干的。
因此在反对无效，看着孙中山显然在偏袒张静江、戴季陶、汪精卫等人的主张后，他们也只能坐下了。而这边按住了居正和谢持这些保守派后，戴季陶又向着孙中山建议道：“总理虽然赢得了总统推选，但是本党的实力实在是不能和共和党、北洋团体相提并论，就连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北方也比本党更有声势。
吾观吴畏之之所以能够坐镇关外而搅动天下风云，就是其有党。共和党不管是组织力、向心力还是党员之人数都是本党所不能比拟的。吴畏之正是依赖着共和党内部的高度团结，才能在政府体制之外开辟了又一条权力之路。
虽然共和党的党员不是官吏，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党的组织对地方政府内部的党员施加号令，也能通过党的组织把基层的情况向党的高层进行报告，从而使得党可以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所以吾以为，总理担任总统之后，要想不被政府所挟制，首要之务就是健全党务，使总理的声音可以通过党员传递到基层，同时也可以通过党员把基层的情况反馈回来，则政府就无法对总理搪塞推脱。
其次就是要扩大党的组织，本党为袁氏所逐，在海外呆了数年，国内情况早就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如果我们一味依赖海外的同志，那么又如何深入到国内基层去？当下还是应当把之前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几派势力收拢回来，则必能大涨本党的声势。”
胡汉民马上点头支持道：“季陶说的不错，韬园派、政学会中虽然有些人存有私心，对于合党一事颇有反复，不过现在总理既然已经赢了推选，他们的借口也就差不多可以抹去了。只是，为了防止有人说我们是要吞并他们而不是并党，我看合党之后最好还是不用中华革命党一名为好。”
在众人的注视下，孙中山终于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久了，为了团结同志，也为了让各省进步人士不至于误解本党的主张，并党之后可以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么。这联络并党一事，展堂和兆铭来负责吧，我就一个要求，尽快促成此事，免得夜长梦多…”
作为和欧洲交流最为频繁的孟买，在六月初同样迎来了一场大流感，并迅速的传到了边上的旁遮普等土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殖民地国家，印度遭遇瘟疫的次数甚至要高于亚洲其他地区，最近的一次大瘟疫就发生在1896-1907年间，足足死亡了数百万人。
当然英国人对于印度人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印度人比兔子还能生”，某英国人语。而和中国相比，印度人一个糟糕的习惯更加增添了瘟疫的传播范围，就是按照印度教的丧葬习俗，人死后，先在恒河边的火葬场就地火化，接着将骨灰和残骸撒入河中，随水流走。神职人员则不火葬，直接绑石头沉入河中。
只是在英国人的长久殖民掠夺下，火葬对于穷人是难以负担的支出，因此这些病死者的尸体在没有完全烧掉之前，就被家人直接投入了恒河，而下游的居民依旧使用恒河水烧饭、洗衣服和沐浴，这就造成了流感在恒河地区的迅速蔓延。
英国虽然在印度建立了卫生医疗体系，不过这种医疗体系并不完善，这些医院对于印度人来说也就比巫医好一些，当然针对英国人自己的医院还是有着不错的设施的。于是这也就给印度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医院能够治好英国人，却治不好印度人。
于是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印度人传出了这样一个谣言，那些入院的印度人是被秘密肢解并在医院加工，以提取一种被称为“莫米艾”的药液，这种药液被用来保护英国人免受瘟疫的侵袭，所以印度人才会死的这么多，而英国人却大多康复了。
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也为英国殖民政府所都成四川成汉制止传播。但是对于鲍斯这些印度独立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一种极好的鼓动印度人起来反抗英国人的宣传事件。5月份他们从庙宇中挖出的黄金通过中国人拿到了300万美元的现金，这当然不是全部，光是最后被英国发觉拦截下的黄金珠宝，约占全部黄金珠宝的十五分之一，据说就价值200万美元了。
但是这300万美元用来鼓动印度独立的宣传，并建立印度独立武装，却是绰绰有余了。1916年,国大党重新统一，经过提拉克和真纳的努力,国大党与伊斯兰教联盟达成了勒克瑙协定，这使得印度民族开始团结起来。
只是此时的印度主流阶层虽然对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表现大失所望，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追求印度完全独立的想法，而是试图在大英帝国的框架下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力。印度上层精英的想法为英国驻印度官员所利用，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和总督切姆斯福德向一部分印度精英提出了一份关于给与印度人部分自治权力的建议。
鲍斯很快就意识到，软弱的国大党上层人士有再次向英国人妥协的危险，在中国人的建议下他决定抢先发起对于英国人的抗议行动，以迫使国大党不能向英国人妥协。
在这场战争中印度人为大英帝国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是英国人却依然如对待奴仆那样对待印度人，不仅加强了对于印度的搜刮，还加强了对于印度政治人士的监视和管制，以防止印度爆发反抗运动。可以说，1918年的时候，印度下层民众对于英国人已经从失望转向怨恨了。
因此在鲍斯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去煽动和组织印度底层民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很快就获得了许多印度农民的支持。这些印度农民要求英印政府降低田税，并平抑物价，反对英国食盐专卖权等一系列特权。
6月25日从印度西部、中部开始的农民抗议行动，很快波及到了北部印度的核心区域，当农民运动进入到城市之后，许多印度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加入了其中，再一次提出了印度自主、抵制洋货、提倡本国工业和民族教育的斗争目标。
7月7日，联合省地区的印度民众开始出现联合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向英印政府要求独立。英印政府对此恐慌不已，在和国大党进行交涉无果之后，国大党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对于这场运动毫无所知，英国人于是决定采取强制性手段。
7月10日，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市二万多群众举行抗议集会，英印军队的R.E.H.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市，再强行驱散无果的情况下，戴尔下令廓尔喀和锡克士兵向逗留在广场不肯离开的群众开火。
因为欧洲战争尚未结束，尚有120万印度士兵在欧洲、非洲和西亚等地为协约国作战，因此戴尔并没有堵住广场的出口，只是试图恐吓驱散这些印度人而已。但是狭窄的广场出口还是造成了比射击更多的踩踏伤亡。
在这一事件中，印度人被子弹射杀的超过100人，被踩踏而死的则超过了120人。这一下原本处于中立的国大党也开始谴责英印政府的残酷了。这一事件也很快以“阿姆利则屠杀”之名传遍了印度，激发了印度民众更大的反英情绪。
7月12日，联合省戈勒克布尔县乔里乔拉村农民将22名警察连同警察局一起，都付之一炬。从而掀起了从印度北部到中部地区的农民起义。
印度爆发的农民起义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英国政府手忙脚乱的抽调兵力镇压印度农民起义，还要封锁印度起义的消息传播到国外去，以避免在海外的120万印度士兵发生连锁反应。
这样一来，英国对于远东事务不得不采取了更多的让步。7月2日，巴黎最高作战委员会上，英法意还以作战委员会的名义向美国建议联合行动。英国同时还向日本暗示，愿意支持日本在西伯利亚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以阻止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扩张。
7月6日，威尔逊总统决定派兵介入俄国革命，以解救捷克人的名义。美国政府向马萨里克为代表的捷克国民会议贷款35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用于支付共和党的账单，另外750万美元用于支付共和党出兵解救捷克军团的费用。
7月8日，美国国务卿兰辛通知日本和中国政府，美国建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美中日各派一支7000人的军队，公开使命是保护西伯利亚交通线，以便捷克军撤离。
但是在共和党对日本的警惕下，日本政府已经失去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念头。7月16日到17日，日本国内召开的外交调查委员会上，后藤新平指出：“在中国人对帝国表现出不友善的姿态下，出兵7000人只会让帝国成为中美身后的跟班；
但是帝国想要出动更多军队，面对控制着中东路和海参崴的中国人，我们又要担心中国人借故切断我军的后勤，让帝国陆军成为西伯利亚无路可退的孤军。所以我认为，除非中国人向联军开放港口和中东路，否则帝国不应当出兵去给美国人和中国人打下手。”
7月19日，原敬从中国返回东京，在和牧野伸显探讨之后，原敬向寺内首相建议：“出兵还是要出的，哪怕仅仅处于对美协调的立场，我们也不能拒绝美国人的邀请。身为东亚之一员，日本怎么能够让中国和美国把自己甩开，任由他们共同去处理东亚事务呢？”
在日本迟疑不决的时候，早在7月8日，革命委员会已经派出了一支先头部队，打着保护交通线的名义从赤塔向伊尔库茨克出发了。
之所以共和党从拖延时间的立场转为快速进军的立场，完全是俄国的国内形势又出现了变化。就在前一天，左翼社会革命党发动了莫斯科起义，党员Y.布鲁姆金杀害了新任德国大使冯米尔巴赫伯爵；党员波波夫试图带兵逮捕了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被捷尔任斯基身边的中国营给粉碎了。
但是在同一天，右翼社会革命党B.萨文科夫在雅罗斯拉夫尔制造了反苏维埃武装起义，声势颇为惊人。
萨文科夫领导的“保卫祖国和自由联盟”试图通过在中央黑土区获取一个有力的据点帮助协约国干涉军（法军向其许诺会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并进攻格洛沃达和维亚特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以及科穆奇人民军（社会革命党以萨马拉为中心向西进发）等反布尔什维克武装连成一片，并伺机向莫斯科推进。
这一计划对于人民委员会来说并不算什么，真正的威胁是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阶级加入了反苏起义，这极大的动摇了人民委员会在工人阶级中的声望。
7月7日晚，克拉辛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吴川通报了这一情况，并郑重的向其请求道：“随着乌克兰等原料产地的丢失，俄国的工厂大多因为缺乏原料而处于停工状态。
比如莫斯科地区战前每月需要1200万普特煤炭，但是在去年1月就降到了180万普特，2月130万普特，3月就剩下了80万普特…而现在比去年的情况还要恶劣，毕竟去年是因为煤矿开工不足和运输问题造成的，可今年我们连顿巴斯的煤矿都失去了。
而帝国主义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攻击从十月革命以来就没有停下过，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们投入伏尔加河，或实行活埋。在西伯利亚， 沙皇的将军们杀死了成千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工人和农民。
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者在乌克兰，用铁制的流动绞架绞杀被他们掠夺一空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党人、他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
在芬兰，他们帮助芬兰资产者杀害了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名无产者，在监狱里折磨死一万五千人。在赫尔辛福斯，他们把妇女和儿童驱赶在自己前面，用以阻挡机枪的扫射。芬兰白匪军和瑞典走狗对被战胜的芬兰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捉弄。在塔墨尔福斯，他们强迫被叛死刑的妇女和儿童自挖墓穴。在维堡，他们杀害了几千名俄国男人、女人和儿童…
列宁同志让我转告您，俄国的无产阶级正濒临死亡，我们需要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持，请尽快的打通西伯利亚通道，给与我们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第1052章
哪怕远离莫斯科万里，吴川也对于莫斯科发生的瞬息万变的情况感到压力山大了，他自然能够理解俄共布这些人当下是如何在惊涛骇浪中苦苦支撑。
虽说，哪怕他现在什么都不做，俄共布也还是能够撑过眼下这个似乎要沉没了苏维埃的风暴期，但是过度的削弱苏维埃俄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同样不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
如果俄共布死活不让中国插手中亚事务，那么吴川倒是还能慢条斯理的等待下去，毕竟俄共布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依旧没打算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分享，打倒俄罗斯帝国之后的胜利成果。
但是现在，俄共布既然已经放开了中国通往中亚的通道，那么吴川就无论如何都要支持苏维埃俄国尽快稳定下来了。
在吴川看来，俄罗斯帝国除了斯拉夫核心区外，留下的遗产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东欧、中亚-外高加索和远东，现在远东的大部分遗产都落在了革命委员会手里，而东欧部分则在德国手中，中亚-外高加索部分则被奥斯曼和英法所争夺。
东欧的问题当然和中国无关，但是中亚-外高加索部分不管是落在奥斯曼或英法手中，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
后世的中亚五国，现在还被称之为西突厥斯坦，这一区域内的民族还没有被划分出来，他们还处于部族制度和封建领主制度混合统治的时期，但是这一区域内的各民族都信仰着穆斯林，在俄罗斯帝国的入侵统治下，正有着依赖宗教联合成一体的趋势。
而他们又把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之为东突厥斯坦，一直企图建立一个合并东西突厥斯坦的穆斯林王国。道光年间张格尔的叛乱，同治年间的阿古柏叛乱，都是这种中亚突厥斯坦迷梦下的具体表现。
客观上来说，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对于中亚地区的入侵，反而是拯救了虚弱的清王朝保住了遥远的西北边疆。没有俄罗斯帝国对于中亚各穆斯林王国的入侵，这种来自境外的叛乱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对于一个财力窘迫的帝国来说，最终只能选择后撤，唐代、明代莫不如此。
作为穆斯林的宗主国，奥斯曼一旦打通了从安纳托利亚到外高加索到中亚的通道，那么其必然是要梦想着连新疆一并拿去的，这是帝国主义者的本性，根本用不着怀疑。
而英国人为了保证印度的安全，一边试图向中亚扩张，一边试图拿下西藏。于印度来说，新疆就是捍卫西藏侧翼的卫兵，如果不能拿到新疆，西藏在印度手中也不过是个巨大的突出部，驻兵少了守不住，驻兵多了又负担不起。
因此张格尔和阿古柏的背后都有着英国人的身影，现在南疆外交官最多的是俄国，其次就是英国。早在清末时期，英国人就向清政府警告过，在新疆修筑铁路必须要得到英国的同意。
奥斯曼帝国对于新疆的危险最大，不过吴川知道同盟国已经输定了，奥斯曼帝国在战后都未必会存在，因此他倒不是很担心中亚穆斯林的问题，这是今后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剩下的两个对手，就是在中亚地区纠缠了半个多世纪的英俄了。
那么吴川都不用思考都会选择俄国的，因为只有中俄合作才能对抗英国向中亚腹地的扩张，若是俄国从中亚撤退了，那么中国也挡不住依托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人的北向进军，更何况英国还拥有着强势的海权，中国的本土都难以保证安全。
因此对于克拉辛代表无产阶级的请求，吴川几乎不假思索的就回答道：“中国人说唇亡齿寒，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中俄两国的无产阶级就是背靠背的兄弟，一方有难，另一方自然是要出手相助的。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帮助俄国的无都成四川成汉产阶级，就是在帮助自己。因为帝国主义在打倒了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也不会放过中国无产阶级的，反之亦然。
所以在出兵的问题上，我不会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什么条件。但是我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明白一件事，既然我们出兵进入了俄国，那么中俄之间的战略目标就要统一协调，我不希望我们带着玫瑰而去，但是最终只是让中俄无产阶级心里都扎上了刺。”
听到吴川愿意立刻行动起来，克拉辛心里就放下了大半的担忧，这段日子以来吴川以巧妙的方式拖住了帝国主义的联合行动，并极大的打下了捷克军团的气焰，这是他所亲眼目睹的。
正是因为中国方面压制住了中国境内的捷克军人无法返回俄国，使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捷克军队终于稍稍收敛了一些，不再如5月末6月初那样疯狂的攻击铁路沿线一切支持苏维埃的村庄城镇。
克拉辛郑重的向吴川保证道：“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同志的援手不会抱有偏见，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人民委员会做出保证。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也会及时正确的向人民委员会做出报告。”
吴川起身在沙发前来回走动着思考了数分钟，方才停下对着克拉辛说道：“虽然我相信共和党和俄共布之间的阶级友谊是亲密无间的，但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中俄各民族间种下的仇恨，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失，我想这一点俄国同志也应该清楚。
所以，为了让中俄民众心中存有的那些仇恨和警惕心不至于成为破坏两国无产阶级之间友谊的毒药，我认为中国军队最好不要越过乌法、奥伦堡、乌拉尔河一线，以免招致俄国普通民众的恐慌和愤怒。”
克拉辛对此自然是没有意见的，老实说邀请中国军队进入俄国这件事，在俄共布内部也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因为不少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和党内部很有一些和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的人。
当然，克拉辛也知道，这些党员针对的未必就是中国的共和党，而是针对党内的远东布尔什维克派。从历史上来说，远东布尔什维克派距离俄国革命的中心实在太过遥远了，如果不是斯维尔德洛夫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前往了远东，这一派系根本不能在革命的中心出现什么声音。
但是现在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远东布尔什维克派系不仅拥有着党内最大的资源，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人在中央也有了自己的声音，这对于过去一直处于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派、莫斯科派、海外派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一派系虽然理论上还没有代表者，但是已经开始威胁到其他派系的地位了。
再加上，某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心中还存有的大斯拉夫主义，他们虽然口头上声称要砸碎沙皇囚禁各民族的大监狱，但是心中却认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理所应当的应该继承俄罗斯帝国遗留下的版图，一寸土地都不能少。
这种大斯拉夫主义的情结，固然使得俄共布在被各帝国主义围攻下也始终坚持着没有倒下，但同样也使得俄共布的不少成员认为，只有斯拉夫党员才是可靠的，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些投机者。
至于他们对于中国共和党的认知，则处于一种极端矛盾的困境中，在被帝国主义围攻的险恶环境下，苏维埃俄国需要来自外界的援助，共和党对于俄共布的支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毕竟在十月革命爆发时，大多数党员其实并不看好单独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存在下去，因为大家的看法就是俄国本身就已经处在了战败的边缘，谁上台执政都难以避免战败的结果，因此与其革命，不如让资产阶级政权承受战败的责任。
而即便是一力主张发动革命的列宁，对于革命政权能够坚持多久，其实也是没有确实的把握的。
革命前夕，党内同志对于列宁主张的革命最大的质疑就是，“列宁同志，我们要知道，假如革命政权被帝国主义包围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列宁当时的回答是：“等待国外的无产阶级来搭救我们。”
虽然列宁的回答并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这导致了有党员公然在报纸上公开了起义的计划，但是列宁的判断并没有出错，欧洲、美国乃至中国的工人阶级都纷纷行动起来支援了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这个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还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国家，已经成为了苏维埃俄国最为重要的支持者，在这一点上哪怕是最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于共和党也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在情感上，他们对于共和党趁着俄国革命的机会一步步蚕食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领土，其实是反感和抵触的。只不过共和党使用的方式极为巧妙，又留下了远东自治领这样一个念想，使得这些斯拉夫主义者不愿意和共和党撕破脸，以免远东彻底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