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教育这些未来军官的，一个是党内的高层，一个便是东北大学政治学院的优秀学生了。党内的高层来上几堂课，主要还是和军官们熟悉一下，而政治学院的学生们来上课，则是真正的负担起政治教育的责任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上课的过程这也是对这些政治学院的优秀学员进行一次实践考察，把空有理论却无实践能力的学生淘汰下去。
不过这一次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多了一个并不是政治学院出身的青年助教，不过却没有什么人敢质疑这位青年助教，因为他是代表吴川主席来上课的，更何况他讲述的正是自己所写的，获得了吴川主席点名推荐的土地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论述。
虽然这位叫李润石的青年助教口音有些重，但是在学员们听习惯之后，却都觉得李助教的课要比其他助教有意思，因为这位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喊口号式的理论。特别是对那些关内农家子弟出身的学员们来说，这位助教说的话语句句都戳中了他们的要害。
比如去年考上东北中央军事学院的黄公略、李灿、彭清宗，不仅都是湖南人，且都是接受的旧式教育出身，他们对于李润石的课最有感触，虽然李润石给他们上课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但是已经让他们甚为拜服了。当然，除了李润石之外，他们还比较喜欢林育南的课，这位青年助教虽然讲的不如李润石那么一针见血，但说话却非常的和气，很能让学员们亲近他。
2月2日，正好是休息天，李灿和彭清宗两人待在寝室里下棋，棋盘上的局势对于彭清宗很不利，他最后一个车眼看就要被对方的马踩了，就在他考虑是不是投降认输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
拿着报纸兴冲冲跑进寝室的黄公略激动的对着两人喊道：“英、法、美三国公使已经宣布就海关管理权及关税自主权，还有庚子赔款问题，同北京进行协商了。我们又拿回了一块国家的权利…”
彭清宗迅速的把棋盘上的棋子一抹，然后都汉成汉武汉一边下床，一边对着黄公略说道：“给我看看，给我看看，报纸上究竟是怎么写的。”
对于彭清宗的耍赖，李灿也只能摇了摇头，不过他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彭清宗手上的报纸，起身站到他身边看起了新闻报道。
几百字的报道让两人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彭清宗这才把报纸递给李灿，一脸不满的说道：“这还有什么可谈的，要我说就应该直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被洋人侵占的国家权利。国民革命军的力量早就已经超过关内那些反动军阀了，列强在欧洲也打的快残废了，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国民革命军收回这些权利呢？”
李灿也点了点头说道道：“确实，东北已经发展的够强大了，为什么就不能入关消灭那些反动派呢？特别是那些列强，既然他们想要和我们做买卖，那么就应该先遵守我国的法律才对，凭什么在我国享有那么多特权？”
黄公略犹豫了下还是向两人劝说道：“我觉得，党不动用武力入关，应该是内地的民众还不够觉醒吧。我看其他报纸上，都在鼓吹中国作为战胜国应当能够获得多少多少利益，丝毫没有在乎同盟国民众的想法。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好，这样的想法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要求我们割地赔款的时候，那些欢呼胜利的外国人，和这些国人，真的有差别吗？”
彭清宗有些不以为然的说道：“我们又不是他们，我们可没有侵占过外国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只是要求他们从我们的国土上滚出去而已。另外，那些为战胜欢呼的国人，不是地主就是知识分子，他们不就是我们入关后要打倒的对象吗？军队每到一处就镇压当地的反动地主和文人，然后把土地分给那些贫民，我相信民众很快就会起来支持我们的，实在不必如此束手束脚…”
彭清宗和黄公略谁也说服不了谁，李灿于是对着两人说道：“要不，明天上完政治课后，我们问一问李教员好了，我觉得他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
列强的表态，不仅对国人和东北各阶层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对北洋集团和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面对列强在中国的步步后退，北洋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更加的涣散了，过去他们还能指望依赖列强的力量帮助他们压制一下革命委员会的势力，现在么大家对于列强也失去了信心。
就如冯国璋私下对身边人评论道：“服从中央政府，我还能有个结果，就算不能在家乡养老，也可以去国外做个寓公。但是和共和党再斗下去，我到底图个啥？”
不要说冯国璋看到北洋大势已去，不可能再复起，北方的北洋骨干们对国内的政局变化就感受的更加清晰了。为了小皇帝的案子，北洋集团和前清遗老们彻底决裂，于是乎在政治上本就偏弱的北洋集团，这下更是抓不住地方上的力量了。而在军事上，国民革命军借助土地改革和参加欧战两事，机会把北方的北洋军都拆散、消灭和吞食了。
眼下北洋军的力量，也就剩下了赴欧5个师，新疆一个师，湖北2个师，江西1个师，江苏2个师，上海和浙江1个师。不过真正不识时务，还想着让北洋重新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的，也只有湖北的徐树铮和江西的李纯了。但是两人手中的力量加起来，究竟有没有两个师就不一定了。
倒是广西、云南、四川和湖南的实力派军阀们，因为距离共和党较远，现在倒是没收到什么打击，还能够抱团取暖，并指望驻扎在长江沿岸的北洋军能够把国民革命军隔离在北方。
至于国民党这边，他们虽然地盘上只有一个广东省，四川多个地方军阀宣布支持他们，其实就是名义上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卵用。倒是浙江和上海的资本家倒是对国民党极为看重，对着他们不吝惜的花钱，试图让国民党确保浙江和上海不会被共和党插手。
在这一前提下，大批国民党党员在上海、浙江及江苏的政府内获得了任命，孙科的上海副市长也终于获得了通过。于是在1919年1月中旬，孙科带着新纳的小妾南下上任去了。至于浙江这边的政务，则几乎被张静江及其弟子给控制了，张静江也忙不迭的在1月份推出了国民党版本的土地赎买法令。
不过这些地方的变化都不如北京的变化更大，随着遗老们从京城撤离，北京城的政务就被共和党和国民党接管了。在共和党和国民党的力主下，北京城内的军队全部撤出，没有获得总统府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联名命令，一切军队都不得进入北京城，城内治安完全由警察负责。
城内的警察分为了治安警察和武装警察两个部分，前者不配枪，后者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授权下，京师警察厅才能发布命令进行宵禁、镇爆等武装行动。总统府、总理府和政协会场各安排一支不到200人的卫队，只负责保卫工作，不得上街执法。
所有撤出北京城的军队一律调入新组建的京畿卫戍区管理，负责保卫北京城外周边的地区，京畿卫戍区由共和党、北洋、国民党各派一人进行管理。
然后城内被分成了东西两区，受北京市政厅的管理。市政府和区政府内，主要位置都被共和党和国民党占了，北洋派几乎没拿到什么位置。新上任的北京市长是汪精卫，他一上台就宣布要对京城大肆整治，不仅要拆除那些有碍交通的城墙，还有对整个北京的上下水及市容做完全的改造。
不过汪精卫在发表了上任宣言后，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市政府没钱支持他的庞大改造计划。于是他很习惯的就向总统府打了报告，希望总统能够拨款给自己修北京城。
只是孙中山现在也是头疼的很，虽然在政治上国民党这半年来可谓是斩获颇丰，正如国民党许多党员所预料的，当北洋倒下之后就会空出大量的位置给国民党。但是共和党的势力现在也迅速增长到了，一个国民党难以企及的地步。
要知道，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共和党还不得不向北洋集团和国民党进行退让，主动和他们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从而抵消列强对于中国的施压。联合政府的意义在于，共和党借此向列强表明，中华民国的新政府还是在继续往西方世界靠拢，并不打算和西方对抗。
但是这一年时间还不到，促成联合政府形成的外部环境就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列强们已经无暇顾及中国的政局，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欧洲，准备重新分割欧洲及全球的势力范围了。这样一来，国民党打倒北洋的喜悦就不是那么的兴奋了，他们现在取代了北洋集团，开始承担起了共和党给予中央政府的压力。
对此陈友仁就为孙中山分析道：“庚子赔款占了我国外债的一半左右，一旦消灭了庚子赔款，那么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大大减轻了。
而据我的调查，剩下的一半外债，其实大多在共和党手中。因此，如果让共和党执政一届政府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迫使他们取消政府对他们的负债，因为人民没有理由用自己的税金去偿还执政党的债权。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只会让人民倒向本党。”
胡汉民听了顿时有些不快的问道：“以共和党这样的力量，要是让他们担任下届政府的执政党，我们今后还能有回来的机会吗？现在的北洋派对于本党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我看到不如可以和他们缓和一下，然后把共和党阻挡在政府之外。”
陈友仁很是不解的回道：“北洋对于本党没有威胁了，他们怎么可能还有力量去帮助我们对抗共和党？而且徐世昌总理已经萌生去意，我看他不久就要主动辞职了。段总长现在也是进退不得，就算把他推上去，段氏也无力主政啊。
本党能够入主中央，完全是一时侥幸，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共和党一直让我们侥幸下去。就算共和党能够沉得住气，本党难道可以对抗列强的施压吗？要是我们不能从列强手中拿到已经熟透了的果实，本党只会成为国民愤怒倾泻的对象啊…”
第1136章
和顾维钧相比，陈友仁同样是精通国际法和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过和顾维钧在国内成长，先接受了传统文化再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同，陈友仁是从小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华侨知识分子。
在清末，先接受传统教育然后再出国学习法律和政治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会不自觉的把西方当成是文明世界，把中国视为落后的土著文明。不管他们在口头上如何标榜自己是如何爱国的，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不是要求国家体制完全的西化，就是要求按照国际法律处理中外关系，不能另搞一套。
反倒是那些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华侨，因为自幼就和异民族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觉得白种人比自己更为优秀。一旦这些华侨觉醒了民族意识，他们反倒是更为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也因为华侨具有这样的生活背景，因此他们一旦和外国人争执起来，几乎都会下意识的寻找法律漏洞，而不是如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留学生那样，把国际法视为了不可动摇的天条，哪怕有漏洞也不应该指出来，更不用说利用这样的漏洞了。
陈友仁的性格就是如此，自从他投身于国内的革命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极有影响力的报人。只不过因为他自小在海外长大，回国的时候说不好中文，才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虽然在陈友仁面前曾经有另外一条路可选，但是他无法接受共和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最终还是投向了国民党。
虽说孙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但是他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MTUwNTQ1是，欧美等先进文明国家制定国际法是为了捍卫全球各国各民族的公道，这样一个虚幻的意识。而国民党内的高层，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都来自日本人的转述，毕竟这些人大多都是在日本留学的。
可是日本对于国际法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为了维护天皇体制，有违天皇统治的国际法条文都被日本人给篡改或删减了。于是用来捍卫帝国主义殖民世界的国际法，仅存的那么一点先进的东西都被日本人给抛弃了，最终他们学到的都是些，19世纪最野蛮最恶劣的国际法条文。
日本学国际法学的一塌糊涂，他们对于国际法的认知就是，军队出兵占领敌国的领土，然后逼迫对方政府签订割让协议，接着这块土地的归属就具备了法律效应，哪怕你再强大也不能来抢。嗯，在日本，特别是日本军人眼中，国际法就是用来给军队出征擦屁股的法律条文。
然后从日本人那里学习法律的中国人，就被日本人灌输进了这样一种观念，中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假如中国撕毁自己签订的条约，那么就要遭到各国的联手进攻，这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中国最好的外交策略就是，尊重国际法，而不是反对它。
顾维钧要比这些国民党人进步一些，至少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协议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他认为这种改变应当是中国对于各国释放更大的善意，从而化解各国对于中国的提防，简单的说就是等待各国政府的自我良心发现。
而陈友仁则又比顾维钧更进步些，他认为国家间的协议是可以随着国力的变化而做出修改或废除的，因此想要更改不平等协议的首要条件，就是不择手段的加强本国的国力，然后再依仗国力去压迫各国重新修约。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他是真心希望国民党和共和党能够合作下去，把中国现在多党制变为势均力敌的两党制，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的政党交替执政的民主体制来。
只是，国民党内除了孙中山、张静江外，其他人都不乐意接受这位假洋鬼子的看法。毕竟在国民党人所接受的传统教育里，从来没有那个得到政权又放下政权的势力，还能再拿回政权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哪怕大家明知道，如果共和党真的要动用武力的话，国民党还是得乖乖下台，但是他们依然想要坚持到最后，并希望共和党能够遵守民主政治的原则。这种传统文人脑子里的一厢情愿，和无视现实逻辑的想法，显然是不能为陈友仁所能理解的。
不过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寄希望于这位总统先生兼国民党总理，能够明智的做出选择，先建立起中华民国政治上的规则，然后再慢慢的削弱共和党的力量。
只是，孙中山现在面临的烦恼要比陈友仁多得多。就理念上而言，孙中山并不反对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美国两党轮换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不能接受一个完全倒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民党进行政治轮替。
因为国民党党内的主流党员，基本上都是都汉成汉武汉被共和党所认为的需要改造的革命对象。因此国民党一旦放下政权，内部首先就要先分裂了，就和北洋派一样，在袁世凯不得不把权力让出之后，看似势力不小的北洋派，在共和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挤兑下，现在几乎完全退出了政治上的角力。
就连许多国民党党员也有些不大相信，看似庞然巨物的北洋派，仅仅被打击了一下，就突然轰然垮塌了。要知道，仅仅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那些北洋元老们在私下会面的时候还时时把北洋派挂在嘴边，表示虽然大总统走了，可北洋派还是应当继续抱团取暖的。
然后段、冯之间的分裂，徐世昌的中立，迅速的把占据了华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北洋派给葬送了，连一年时间都没有坚持下来。就这一点而言，共和党对于华北地区的消化速度，也确实是让国民党惊吓到了。
之前大多数国民党员判断，共和党和北洋派之间不可能迅速的分出胜负，虽然共和党占据了山东、河南，但是控制着河北、山西、陕西及长江五省地区的北洋派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的。这也是国民党想要借助共和党同北洋派争斗，吞并北洋在中央力量的政治基础。
他们想着，北洋派不可能两面作战，因此只能把政治上的权力交出来，然后和共和党做地盘之争。而得到了中央大部分权力的国民党，则又可以借助中央政府的名义对共和党和北洋派进行调停，从而稳住自己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