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板垣征四郎只所以把精力集中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社会调查上，也是因为军部对于中国南方能否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南下失去了信心。假如南方军阀抵达不住北方国民革命军的南下，那么他们对于中国南方研究的再透彻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在北方革命军南下之后，他们所研究的东西都是废纸一张，因此军部一边加强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情报收集，另一边则把精力放在了对东南亚的情报收集上。
1916年前往昆明的板垣征四郎在经过了2年多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研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法国人根本不了解印度支那民众的喜好和文化，他们的殖民同化政策已经激发了印度支那各民族的民族意识。
法人所谓的杜美体制，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让当地土人接受法国文化，从而让他们变成法国的海外国民，但是他们又拒绝给予这些殖民地民族以法国国民应当享有的权力。于是，在法国的殖民教育下，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各民族，变得越来越反对法国的殖民地统治了。
日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属于同源文化，我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习俗，这也意味着我们比法国人更有权力去统治这些民族…”
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实业家们也正式向原敬内阁发起了呼吁，要求维持日中友好关系，不能因为满清遗留问题和庚子赔款破坏了两国的关系。他们向藏相高桥是清请愿道：“现在欧洲订单因为战争结束而大量取消，只有中国方面的订单还继续保持着上涨势头。如果日中两国交恶，我们许多工厂都不得不停工歇业了，大量的工人将会因为失去工作而走上街头抗议，这显然是有碍国家稳定的。”
作为金融界的代表，高桥也不愿意见到日中贸易为两国的政治所干扰。他向原敬指出：“外交省试图用最惠国待遇交换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北京政府现在正对各国进行单独谈判以取都汉成汉武汉消最惠国待遇，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对日本破例。对日本破例，也就意味着要对英法美等列强退让，那么谈判就会回到原地。也许孙中山、徐世昌会迫于形势而接受，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外交省的官员显然还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是革命委员会先有了废除条约的能力才有了修约的谈判，而不是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和各国的谈判去修改同各国的条约。中国的海关一直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现在连英国人都无法阻止中国人收回海关的权力，中国人又怎么会对我国让步？
我们所采取的强硬措施，不过是进一步让中国对日本产生警惕之心，但是我们却并没有灭亡中国的能力，这种外交策略就是在拖着日中关系往悬崖上走了。
从过去的一年来看，日中贸易往来发展迅速，而我国在婆罗洲的垦殖也获得了不错的进展。婆罗洲的木头和稻米，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缺口。而且婆罗洲被砍伐掉的森林，也刚好用来种植橡胶，这将令我国完成橡胶原料的自给自足。
由此看来，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东亚的和平，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才能和中国进一步展开贸易上的合作，并进一步开发婆罗洲的森林和荒地。只要能够把婆罗洲开发出来，那么日本就能够进一步的对南洋加以控制，从而扩张帝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反之，我们现在不趁着列强虚弱的时机开发南洋，等到过上几年欧洲各国恢复了元气，那么日本就会被再次关闭在东亚的狭小海域内。”
原敬自然是认同高桥藏相的主张的，事实上现在的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巴黎和会上，不少日本政治精英也同样在激动的关注着这次和会，希望能够让日本彻底的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不是仅仅成为东亚的地区强国。
因此，原敬一边要求外务省对于日中贸易及悬案的交涉务必保持谨慎；一边则让人打听中国派出的和会代表，并让小幡公使暗示北京政府，如果中国愿意和日本在和会上共同进退的话，那么日本不介意在当下的两国谈判中做出让步。
对于日本政府给出的香饵，国民党倒是很想吃下去，只是王葆真表示反对。他认为日中谈判和巴黎和会完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为一谈。
而在各方的磋商下，中国派出参加和会的五名代表也终于落实了下来。因为革命委员会在列强眼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原本想要去和会镀金的官员们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吴川必然会成为代表团的第一人，但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出任公职，使得一些老资格的官员加入代表团就必然会位居于其上，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在数日讨论之后，各方终于决定让吴川、王葆真、王正廷、陈友仁、顾维钧五人作为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除了顾维钧外，其他人都算是革命党，在革命资历中都不及吴川，至于顾维钧则属于少年得志，并无所谓经验和资历。
在北京忙于讨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的时候，吴川此时却在总参谋部部长蒋百里的陪同下，前往了公主岭军事装备研究基地。今次他来参观的是火箭项目，在经历了四年的研究，其中两年走了弯路，不过在经过不断的修正错误之后，这一项目终于完成了第一种能够升空的液体火箭了。
负责火箭研究项目的一开始只有俄国科学家，之后又加入了德国工程师和美国工程师，最终俄国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和美国的罗伯特戈达德，主导了这一项目。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虽然资助及管理了这一项目，但是军事委员会一直都把这一项目称之为科学研究而不是军事装备研究，虽然军事委员会将这一研究项目中发现的大多数科技引入到了其他军事装备制造中去。
而参与火箭项目研制的俄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此时都没有把这一项目和军事目的联系起来，他们都是单纯的为了探索太空的目的而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为此他们甚至主动放弃了对于该项目中研发出来的技术专利的申请。
当然，此时的外界对于向太空航行的想法并不支持，他们只是把火箭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梦呓。比如罗伯特戈达德在美国就得不到任何资本家的资助，并遭到了舆论界对其梦想的嘲笑，认为他甚至连高中的基本物理常识都不懂，并将其称之为“月亮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委员会表现出对于其研制火箭梦想的兴趣，并邀请他加入一个专业的火箭研究小组，顿时让罗伯特戈达德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的事业，跑来了东北。
可以说，除了中国人之外，这个火箭研究项目中的其他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为了实现太空旅行的梦想才加入到这个研究项目中来的。而欧洲战争给革命委员会带来的大笔收入，也使得革命委员会能够将这个烧钱的项目支持下去。
除了吴川以外的委员，大家都不理解，这个每年烧掉了将近2百万共和元预算的研究项目，到底能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什么？特别是前2年真的是一无所获，把幻想中的火箭建造成一个实物，一开始真的是毫无头绪的。
但是在吴川的坚持下，这些研究员们终于烧出了点东西，虽然看起来距离突破大气层还早的很，把人送上太空的目标就更是遥不可及了。
不过吴川还是很快乐的，看到这个超过3米长的袖珍火箭模型的样子，这已经不是项目组发射的第一枚成功的火箭了，而是经过第三次改进的型号，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能源，并有了一个接近完善设计的发动机。
吴川在听着项目组给自己介绍这枚火箭的设计时，还不忘提醒总参谋部的参谋们把摄像机架设起来，到时要把火箭升空的景象拍摄下来，不管发射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利于事后的研讨。
被吴川拉来参观火箭发射的朝鲜人民党代表李玮钟，在等待火箭发射的过程中不免有些好奇的问道：“这个东西能把人带上天？我怎么没有看到可以坐人的地方？”
吴川一边看着远处的火箭，一边漫不经心的回道：“想要把人带上太空去，恐怕还要几十年才行，现在不过是刚刚起步，能够安全的把火箭发射上天就算成功。”
李玮钟沉默了许久才小心翼翼的问道：“一年两百万的预算，就仅仅为了让这样一枚东西上天？那么还不如制造飞机呢。这样花钱是不是太过奢侈了？”
吴川回头看了他一眼后说道：“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也是没什么用的，我们要养活他，还要让他学习，至少要20年后才能让一个人发挥出他的价值，你觉得这样培养一个人不奢侈吗？”
李玮钟顿时无语，这个时候火箭终于开始点火，打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也正好让李玮钟避免了尴尬。远处细小的火箭冒出了一阵烟雾后终于腾空而起，然后画了个抛物线向北面的荒野而去了，很快就坠落到了地上。然后一队士兵和科学家就坐着车子赶了过去，半个多小时之后，一辆车子开到了吴川等人的面前，车上的参谋向吴川报告道：“本次火箭飞行的高度超过了600米，平面距离是300米，时速超过了800千米每小时…”
从公主岭返回长春的列车上，趁着车厢内没有其他人，吴川对着李玮钟说道：“人民党的要求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并不觉得现在是打过37度线，解放南朝鲜的时机。”
李玮钟有些失神的问道：“为什么？您从前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吴川打断了他说道：“因为欧洲战争已经打的够久了，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期待和平，在这个时候向南朝鲜发动解放战争，并不会得到各国人民的理解。假如贵党有独立解放本国国土的能力，那么我们自然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显然你们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最终就是中日开战，可我国现在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你看，我党甚至连本国都没有统一，就是因为现在还不是和帝国主义决战的时候。”
李玮钟有些苦涩的说道：“但是南边一直在鼓吹着民族独立，据我们所知，他们还想要在巴黎和会上向各国呼吁朝鲜的独立。如果他们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就陷入被动了。”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假如南朝鲜的民族主义者能够获得列强的认可赢得民族独立的话，那么朝鲜就不会被日本所吞并了…”
第1141章
1919年3月9日，在美国人的催促下，吴川终于起程前往巴黎。不过他没有接受美国人的建议，乘坐邮轮跨越太平洋，然后横穿北美大陆，再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而是选择了乘坐铁路横跨亚欧大陆前往巴黎。
对于吴川的坚持，美国人也无可奈何，不过在北京的3名参与和会的代表将会乘坐轮船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
在吴川坐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时，中亚的形势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中国军队进入中亚并对受到英国支持的巴斯马赤运动及突厥斯坦主义者进行镇压后，原本四面受敌的塔什干苏维埃形势迅速好转。但是以徐景魁为代表的中国驻中亚军政力量反对一部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继续实施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大俄罗斯政策，使得双方产生了不少矛盾。
不过之后随着苏德和解，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危险大大的下降，莫斯科很快就把守备西部的巴拉诺夫派往了塔什干，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虽然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崩溃使得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间的联系获得了加强，但此时莫斯科关注的重心已经从东方转向了西方和南方。西方的东欧地区和南方的高加索地区，对于俄国来说总是要比中亚更要紧一些的，毕竟前两者关系着俄罗斯的生存问题。
巴拉诺夫抵达塔什干后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赞同了中国方面MTUwNTQ1提出的政治军事并重的解决方案。并约定中国负责塔什干以东地区的平叛，苏维埃俄国负责塔什干以西地区的平叛。
接管了中亚情报组织的夏阳，在得到了奥西波夫等当地有力人士的支持下，很快就招安了温和派穆斯林领袖马达明伯克和反对强征为主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蒙斯特罗夫。2月底，费尔干纳盆地东部，以安集延和纳曼干为中心成立了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首府定于安集延，以马达明伯克为总理，蒙斯特罗夫为总统。
同时在它的北面成立了布鲁特人民共和国，以奥西波夫为总理。奥西波夫以布鲁特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义，同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和中国以楚河、热尔套山为界，西面以卡拉套山为界，北面直达阿伦科尔湖、萨雷苏河一带。
这两个共和国的成立让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红军军官相当不满，因为这相当于把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中亚挖掉了一个东南角，也让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近乎废除。但徐景魁则向托洛茨基的代表强调，这是符合中亚人民意愿的结果，在这两个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斜米到安集延地区就都安静了下来，白卫军和极端宗教分子都失去了本地民众的支持，这为即将开始的中亚基础建设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3月19日，当吴川抵达鄂木斯克的时候，双方还在为中亚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问题争吵不休。吴川和托洛茨基碰了面，但并没有回答对方提出的两国边界的确定，也没有对其提出的全球输出革命理念加以支持。吴川对其给出的答复是：“我需要和列宁同志及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足够的交流，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意见。我现在是代表共和党及中国人民来和俄国同志及俄国人民进行交换意见的，不知道俄国人民究竟想要什么之前，我不会代表中国人民给出肯定的答复。”
托洛茨基虽然感到失望，但也客气的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吴川的立场。他希望在对方抵达莫斯科之后，能够就自己的问题给出确定的回答。
在鄂木斯克，吴川停留了三天，同在鄂木斯克的一些中方人员进行了交谈。通过和这些人士的交谈，吴川发现虽然当地民众协助红军打垮了高尔察克军政府和赶跑了哥萨克们，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当地依然是少数派。刚刚完成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富农和中农占据了大多数代表的位置，鄂木斯克新闻社指出：“乡执行委员会的成分都是富农，重新选举也是没有希望的。”
这也难怪托洛茨基着急上火了，因为中国军队驻扎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使得红军没办法以严厉的手段镇压当地的富农，从而纯洁当地的苏维埃。这也是托洛茨基期望中国军队撤离，把西伯利亚地区完全交给红军的目的之一。
而叶声等中国军方代表则不愿意把西伯利亚铁路交还给红军，哪怕是徐景魁和夏阳也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的红军军纪太坏，按照叶声的说法，这些红军将士和哥萨克的作风并无本质的区别。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交给他们，必然会引发当地的武装叛乱，并使得他们的后勤遇到问题。
因此徐景魁提出，至少缓上一两年，让他们在新疆先开垦出一片根据地出来，也让红军的军纪整顿完毕，再逐步将铁路控制权交还回去。拿回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又控制了斜米到巴尔喀什湖的农垦区后，徐景魁认为只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这一地区的粮食就足够用于对北疆的开发了。
3月23日早上，在托洛茨基的陪同下，吴川都汉成汉武汉换乘了一列专列直接向着莫斯科而去了。五天后，吴川抵达了莫斯科车站，途中他只要求在图拉省的克拉皮文县停留了几个小时，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座县城居然在内战中受到了影响，他所住过的那座旅馆已经成为了一堆废墟，连带着后面的树林都烧毁了，看着这副模样的废墟，吴川自然是不可能再找回放在这里的钱包了。
至于在这里丢失的电脑，吴川最终还是放弃了寻找的念头，他要是不说没人知道手提电脑是什么玩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启动它。他要是说出去，只会让别人注意到这玩意并不是什么古董或新奇玩意，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