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仅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是对于现在的第二国际来说，都将会是一场震动。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虽然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但是真正在第二国际中说了算的，还是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此时还只能在第二国际里给他们摇旗呐喊而已。
突然之间，一个还没有加入第二国际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直接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竖立为了马、恩之后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导师，这让第二国际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怎么想？
只是斯维尔德洛夫终究还是没有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他觉得由自己出面反对这个提议并不合适，还是让捷尔任斯基和巴拉诺夫提出反对意见，他再补充说明较好。
但是斯维尔德洛夫显然对身边这两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敏感性估计的过高了，巴拉诺夫虽然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列宁派，但是他对于列宁思想的认同要远高于党内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毕竟他是一个出身于工人阶层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一个知识精英出身的职业革命家。
因此他对于吴川的主张保持了沉默，并没有打算就这件事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倒是捷尔任斯基显然也意识到了吴川这个决定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共和党，同样会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造成巨大的反响，因此在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向吴川询问道：“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列宁同志的理论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唯一指导？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还是有着不少理论家的，他们写的文章在某些方面并不差列宁同志多少，为什么不能一并进行翻译给中国同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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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迟疑了片刻后说道：“是，我承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还有其他的理论家，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但是各位来了中国这么久，想必也应当了解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环境，虽然我国因为处于帝国主义势力分治的状态下，可以借助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的力量。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中国革命的敌人势力空前强大，而中国人民的力量却无比的弱小。
我们是在敌人的包围中走在了悬崖上架立的钢丝上，只要有一丝不慎，我们就将摔入万丈悬崖，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极大的打击，革命的时机也就一去不复返。
正因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所以中国革命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作为革命运动的核心，而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首先就要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
列宁同志的建党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度，正是本党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列宁同志的这两项主张却并没有获得全党的赞成。如果我们不确立列宁同志为唯一的革命导师，并将质疑列宁同志的文章翻译给党内同志去学习，以目前本党同志浅薄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最终造成党内的分裂。
我不是说社会民主工党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有违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革命来说，它们并不是急需的理论。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我认为只有竖立列宁主义的旗帜，才能让党内同志坚定信仰，从而消灭党内在思想上的分歧，减少党内的内耗…”
“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我认为吴说的不错，我们没必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分歧带入到共和党内。眼下最为要紧的是保持党内团结赢得革命胜利，而不是去争论该由谁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力，这种事情等到革命胜利之后讨论也来得及。”
听到捷尔任斯基的主张后，巴拉诺夫也跟着出声附和道：“我也支持吴的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有一套革命理论去教育群众，而不是讨论革命理论有没有缺陷，我相信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我们迟早可以证明究竟谁对谁错的。”
看到两人这么支持吴川的主张，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眨了眨眼睛，便开口说道：“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我也支持这个主张。我过去为火星报工作过，对于列宁同志的文章比较熟悉，这个翻译局的工作不如就让我来主持吧。”
吴川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这才说道：“我觉得既然本党决定了，要竖立列宁主义作为本党的革命实践指导理论，我们就应该慎重其事。关于列宁文集的翻译工作，还是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吧，我作为翻译小组组长，你们三位作为副组长，对于翻译后的文章必须经过我们四人共同审核，方才允许刊印。”
斯维尔德洛夫沉默了片刻，方才点头说道：“这样也好，我会尽快同列宁同志进行联系，请他将过去写作的文章托人带来远东的。”
捷尔任斯基同样点头表示了赞成，不过他很快就岔开话题道：“对于吴今日下午遇到的围困事件，我以为革命卫队在这件事上是负有责任的。
既然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么我也提一个建议，我认为革命卫队应当进行一次改组，改变现在粗糙的负责分工，建立更为明确的责任部门，以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以我们现在所要应对的敌人来看，我们现在不管损失哪一位同志都是不可接受。我们需要一只更有革命热情和负责任的革命卫队。”
吴川看着他好奇的问道：“那么捷尔任斯基同志，你打算怎么改组现在的革命卫队？”
捷尔任斯基毫不客气的说道：“中央和地区两级组织我觉得不必变更，但是革命卫队内部应当分为六个处，一处负责内部保卫工作，二处负责肃清敌特，三处负责电讯，四处负责情报，五处负责后勤保障，六处负责人事…”
听完了捷尔任斯基的改组设想，吴川只是思考了片刻，就补充道：“再加一个七处，负责文化宣传，引导公众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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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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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川提出的这个增加部门，捷尔任斯基倒也没有什么意见，虽然他更觉得引导公众舆论的工作应当由党的宣传部门管理起来。
斯维尔德洛夫对于革命卫队的改组工作虽然支持，但并不十分关注，他见吴川和捷尔任斯基达成了公识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说道：“我们过来找你其实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情报，是我们在铁路局电报处工作的同志，凭借记忆记录下来的几份电报内容。吴，你也看一看吧。”
吴川虽然心里有些明了，不过还是接过了斯维尔德洛夫手中的几页纸翻了翻，果然并不出他的预料。于是他顺手拿起了放在手边的一叠电报给三人递过去，口中说道：“这几份电报的原稿都在这里，你们也一并看一看，看完我们再讨论。”
斯维尔德洛夫刚刚进门时就注意到吴川手边的这一叠电报了，只不过他为了尊重吴川并没有主动询问这些电报的内容而已。现在吴川把电报递送过来，他自然就老实不客气的接了过来。三人交换着看完了这五、六份电报，确认了吴川手中的情报比他们获得的更为完全。
捷尔任斯基不免有些惊讶的向吴川问道：“我看这些电报都是原稿，你还另外派人守着铁路局电报处吗？”
被捷尔任斯基这么一提醒，吴川一时若有所思的说道：“你不说我还真是疏忽了，远东密探局应当有这个权力监控铁路局的电报处，等会我便让乌曼斯基少尉带人守着电报处，对所有收发电报进行审查，在这个非常时刻，绝不能让这些内外坏分子勾结起来。
不过这些电报么，是铁路局警察部长扎列姆巴截留送过来的。他大概真的把我当成了拉斯普廷的亲信了，所以押注在了我身上，想要为自己找一条更粗的大腿抱着。嗯，我们还是讨论一下这些来自彼得堡的电报内容吧。你们说这新上任的主席大臣和外交代办大臣，他们对远东发生的这场革命，究竟持有何种态度？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影响到沙皇对于这个计划的支持？”
三人沉默了许久，斯维尔德洛夫捏着一份电报看了又看的说道：“就目前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显然彼得堡因为斯托雷平遇刺的事件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否则外交代办大臣不可能不从外交部的官员那里获得关于远东计划的情报。
不过尼拉托夫这位外交代办大臣虽然对于远东计划一无所知，但他却是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给与俄国驻哈尔滨领事和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的电报，已经表明他希望能够借助这场突然爆发的远东革命将北满地区正式的吞并入帝国的疆域，但并不希望同日本发生什么冲突。
而之前的财政大臣，现在的主席大臣科科夫佐夫显然是不赞成在远东发起一场革命的，他对于霍尔瓦特的抱怨和要求控制事态，就说明了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在远东地区爆发一场战争，从而给他造成更多的压力。
科科夫佐夫和尼拉托夫各自的态度，其实都表明了一件事，彼得堡并不希望此时的远东爆发一场涉及到帝国的战争。”
巴拉诺夫也从旁补充了一句道：“身为外交代办大臣居然不能同主席大臣通气，反而要发电报给远东询问事情的真相，看起来外交代办大臣和主席大臣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啊。”
捷尔任斯基则嘲讽的说道：“现在中东铁路的护路军和沿线警察已经差不多全部被我们控制住了，就算是滨海边疆区和外贝加尔省的军队，现在也有我们的同志打入了其中。彼得堡想要做些什么，除非从东西伯利亚或西西伯利亚调动大军，否则他们根本拿我们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们其实没必要对彼得堡的几封电报过于紧张，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我们控制区域下的革命政权。只有建立了政权，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源源不断的征发兵力和物资，用以抵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
其余三人对于捷尔任斯基的主张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斯维尔德洛夫才打破沉默向吴川问道：“吴，你的想法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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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沉吟了片刻，方才看着三人说道：“拿到这些电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对策。我觉得捷尔任斯基同志刚刚说的并不错，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我们是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对于革命的干涉活动的。
根据客观规律来说，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出作用的，中国革命能否生存下去，重要的还是在于革命内部是否能团结统一，而不在于外部干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因此尽快建立一个革命政权，恢复和重建我们治下的社会生产秩序，我认为这是本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当然，限于北满地区的特殊形势，我们首要的还是抓住主要矛盾，暂时放弃次要矛盾。
比如确保铁路、适合通航条件的河流附近的交通枢纽为我们所控制，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暂时不加理会，对处于两者之间的区域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只要控制这些区域的势力不与革命政权对抗，我们就暂时承认他们的存在。
当我们处理好了交通便利地区的社会矛盾，然后再向外逐步扩大，从而解放更多地区的民众，将他们也纳入到革命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稳定住控制区域内的秩序，从而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对付那些强大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上的科学，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客观规律的存在。根据军事上的客观规律，想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集中我方的力量分散敌人的力量，从而在局部战场上形成我方的力量优势，各个击破敌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是他们并没有团结在一起对付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尽可能的分化敌人的行动，始终让我们只面对一个敌人。而想要分化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应该先认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有那些。
首先满清政府是我们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也是我们所要面对敌人中最弱的一个。当我们想要继续南下解放南满、关内的中国人民时，必然会跳出来阻止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敌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眼中，只有一个四分五裂无法保护自己的中国，才能够让他们从中国抢掠大量的资源用来发展自己，因此阻扰中国革命必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是帝国主义中最为弱小的一个，但是在东亚却也是能够拿出最大力量干涉中国革命的一个列强，所以他也将会是我们解放中国的主要敌人。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的，便是俄帝国主义。虽然我们现在正借助俄帝国主义的力量发起了这场革命，但是俄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让中国独立而支持这场革命的。他们是想要通过这场革命割裂北满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借助中国革命的力量对付南满的日本帝国主义，从而完成吞并北满的企图。
除了以上这三个敌人之外，我们还要面对控制着中国乡村的封建地主阶层的力量和其他在华拥有利益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势力。可以说，如果我们试图一次性打倒所有的敌人，那么首先倒下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分阶段进行。首先，我们应当先对付满清政府，只有先打倒了这个敌人，中国境内的反动势力才会失去一个组织核心，各帝国主义才无法通过一个名义上的政权统一协调反动势力对我们发起进攻。
其次，鉴于关内反动势力之强大，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追求速胜论，而应该先谋求关外地区的解放和统一，在关外先建立起一个革命政权和初步工业化的基地，再谋求入关解放北方地区；消化镇压了北方地区的反动势力之后，再接着向南方地区进军。
于是这样一来，我们在短时间内主要面对的就是三个敌人，满清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俄帝国主义。对于前两个敌人，我们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他法，当然我们应当错开同这两个敌人交战的时间，先打击消灭满清在关外的有生力量，再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的力量。
而对于俄帝国主义，我认为应该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如果俄帝国主义对我们采取军事干涉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武力还击，当然这就会破坏了整个革命的计划方针。
第二是谋求政治上的解决，不管是斯托雷平还是科科夫佐夫，萨宗诺夫还是尼拉托夫，帝国主义分子有一个特质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被贪婪欲望驱使下的巧取豪夺本性。谋求吞并中国满蒙地区建立一个黄色俄罗斯，始终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梦想。只不过他们想要选择的吞并方式不同，才会出现内部的纷争罢了。
我的想法就是，借助俄国内部的这种纷争，把俄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主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用一个和缓的吞并中国满蒙的征服计划取代赤裸裸的武力干涉计划，从而为中国革命争取时间。只要我们能够把彼得堡干涉中国革命的想法拖延个一两年，到时候中国革命的外部形势也许就会大有转机，我们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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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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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上午，站在齐齐哈尔外墙大西门城楼上的张孝准注视着城外的大道，一队穿着满清军服的骑队正从江岸处缓缓走来。
看着这十几名骑兵中间那个被保卫着的无精打采的满人官员，张孝准脸上紧绷的脸色终于放松了下来，随着这位黑龙江混成协协统寿庆的投降，齐齐哈尔左近的清兵力量就算是被收拾干净了。
接下来便是派出两连人马乘船去嫩江上游的墨尔根城，或是招抚或是歼灭那里剩下的一点清军水师力量，那么短时间内黑龙江省内的清兵就无力进攻齐齐哈尔了。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银制的扁酒壶喝了一小口烧酒，接着就情不自禁的转头向着东方望了望。和这里过于轻松的战斗相比，他更希望能够前往参与哈尔滨的作战。
随着革命的消息传播出去，清军的主力应当会集中于进攻哈尔滨吧，毕竟哈尔滨不仅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通枢纽，还有着大量的外国人士。如果朝廷不尽快夺回哈尔滨，恐怕这个朝廷的虚弱本质就要被这些外国人飞快的传播出去了。而得到了鼓舞的各地革命党人，一定会群起响应这场革命的。如此原本就处于衰败之像的清廷，这次估计就真的挺不过去了。
“报，总指挥，满洲里的清军已经发来了电报，他们愿意将满洲里移交我军，但要求我军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随身财物。”一个卫兵匆匆走到城楼上，对着张孝准敬礼报告道。
张孝准点了点头回道：“同意他们的请求，让赵满财跟他们进行交接，并安排他们乘坐火车离开。另外发一份电报给哈尔滨，就说从齐齐哈尔到满洲里这段铁路沿线的地区已经为我军所光复，请革命委员会指示我军的下一步行动…”
齐齐哈尔这边的革命军行动虽然顺利，但是哈尔滨这边的革命军却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梁廷栋不得不亲自过来向吴川进行了汇报。
革命军事委员会此时已经从香坊军营移驻到了公司街17号，即谢尔盖电讯公司隔壁的一幢三层小楼内。随着革命的爆发，此刻革命军必须要有一个正式对外进行交流的门面了，这个领导革命的组织机构继续呆在俄国人的军营内显然是不合适的。
至于革命委员会则已经搬往了滨江道署，和人数精干的军事委员会不同，原本散居于各处的革命委员会各部门聚集到一起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办公人数超过300的庞大机关，除了占地2.8万平米的滨江道署之外，还真没那处地方能够容纳下这个机关的。
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主持着革命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到现在为止吴川都不需要去应对委员会内部那些能够消耗掉他全部精力的繁琐杂务，这令他可以把精力完全放在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
事实上对于革命工作的工作办法，原本还懵懵懂懂心存敬畏的吴川，现在倒是已经变得略有心得了。去掉了工作上覆盖的那件华丽的革命外衣，和无视了革命失败后自己要面临的后果，那么就工作的流程而言，其实和他过去干的项目没什么区别。
调查项目的实际情况，然后制定项目规划，按照规划要求设计方案，实施方案并解决实施中出现的意外状况，最终完成整个项目。其中最为麻烦的，其实还是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意外状况。
比如他昨日明明已经将士兵围困自己的事件处理的七七八八了，接下来原本应该就是这些军事委员和军官们剔除军中不可靠的投军匪首，监管使用或调离军队；另外对其他投军的普通土匪进行思想教育和短时间的监控。
但总有那么几个想要同土匪讲江湖义气的蠢人，认为昨日的事件只是少数投军匪首的糊涂，和其他匪首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以诚待人，那么这些把自己称之为马侠的绿林好汉总不会背叛他们的。于是他们不仅没有执行革命卫队的命令，对一些颇有名声的匪首进行控制，甚至还有人拿着命令去向这些匪首卖好，想要让人家对自己感恩戴德。
不过这些积年老匪的思路显然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心中早就失去了对于秩序的敬畏，也很难再相信什么兄弟义气。虽然在外人看来，绿林好汉是凭义气才能竖立起字号的，但事实上真正讲义气的江湖大哥一般早就被兄弟出卖了。
除了像张作霖这样联庄队出身，混出点名堂就投了官府的，心中还有着对于秩序的敬畏。那些占山立寨，靠着砸响窑、绑肉票过日子的胡子们，他们一向都是只相信自己手里的枪和胯下的马。若是这些军官不透露消息，直接将这些人看管起来，他们倒也只能低头认栽，好汉不吃眼前亏么。
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革命委员会因为郭胖子的事开始提防起他们了，他们又怎么肯把自己的性命交在别人手里。于是就在当晚，就有不少人逃离了军营，重新落草去了。有些人还是识趣的，觉得自己和革命军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因此只是叫上了几个相好的带着武器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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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人同昨日下午的事件显然是有关联的，因此逃亡时还不忘去打劫武器库和援救被抓的郭胖子，虽然他们的行动并没有成功，但是也杀死了一名值夜军官和射杀射伤了数名守卫武器库的卫兵。于是在今日凌晨，革命卫队立刻出动把营中那些颇有名气的前红胡子首领都逮捕了起来，其中就包括了外号天边羊的刘献芹。
其他人被抓倒也罢了，但这刘献芹是梁廷栋亲自从山上劝说下来的，也是北满红胡子中第一个带头投向革命军的，且昨日最终也是他解了吴川之围，梁廷栋不能不出面向吴川求情了。
听完了梁廷栋的话语，吴川思考了一下并拿起了桌上的话筒给张云荣打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之后，吴川注视着梁廷栋说道：“革命卫队的处置方式虽然有些粗暴，但是你要了解，当前的局势容不得我们有半分温情，革命假设失败了，清廷对于我们这些人可不会手软。
刘献芹我可以让人释放他，但是他必须先证明自己对于革命的忠诚才能回到队伍中去。否则的话，我只能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