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孟恩远还是说了一两句实话的，“…此股乱党坚强忍耐，实为前所未见之巨匪。若哈尔滨城内的乱党也尽如此等人物，恐目前卑职统领的力量是难以平息吉、江两省之民乱的。”
虽然赵尔巽下令切断了哈尔滨通往奉天乃至关内的电话和有线电报，但是哈尔滨到长春的电报、电话还是保持着畅通的，只是这种畅通是有限制的，普通人自然是享受不到这样的权限的。
孟恩远三日内拍来的十一封电报，一封比一封丧气，到了最后连陈昭常都觉的前方的战事确实有些不妙了，他不由匆匆跑来找赵尔巽劝说道：“部堂大人，这孟曙村看来是真不行了，咱们还是得想一想别的法子啊。
朝廷今天都发来电报质问了，说各国公使已经知晓黑龙江、吉林两省爆发了民乱，京城不少记者已经开始四处打探消息，想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若是我们再不能把这场民乱平息下去，朝廷只有正式调兵出关协助地方平乱了。那样我们可就真的被动了。”
坐在太师椅上的赵尔巽撇了一眼陈昭常手里的电报，面色铁青的说道：“孟恩远和李和详两人真是上不了台面的狗肉，一镇一协加起来都有五、六千兵马了，还说不够。他们难道是在同俄国人开战吗？”
等着赵尔巽的这股火气泄去，陈昭常方才继续开口说道：“部堂大人，眼下可是用人之际，现在驳斥两人恐不是时候。
依下官看，这乱事最好还是我们自己平下去为好，真要让朝廷调兵出关，部堂和我都是难辞其咎啊。说不得，也只好调20镇北上了，哪怕让人知道关外有事，也好过朝廷调兵遣将啊。”
赵尔巽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才说道：“我发电报给张绍曾，让他抓个蓝天蔚他都抓不到，我对他也是放心不下啊。”
陈昭常想了想便说道：“部堂可以召奉天巡防营监督二十镇的粮道，再派一心腹之人入军监阵，那样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赵尔巽想了许久，方才下定了决心道：“那就让驻通辽的吴俊升部来长春，到时让他监督长春到蔡家沟的粮道。你再替我拟两封电报，令总督府军事参议蒋百里和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两人慰劳二十镇官兵，并协助张绍曾办理军务…”
陈昭常很快就把几份电报拟好，给赵尔巽过目后就命人发了出去。袁金铠这边接了总督的电报之后，并没有急着去找蒋百里，而是去请了张作霖驻奉办事处的主事人张志良在酒楼吃酒。
酒过三巡之后，袁金铠把总督的电报给了张志良过目后，便对着他说道：“眼下关外正是非常之局，也正是军人大展身手的时机。贵上官张统领向来颇有抱负，他几次同我交谈，言及洮南荒凉不能发挥他的志向。我以为此时倒是有了一个机会，就看贵上官敢不敢冒险了。”
张志良一边替袁金铠倒酒，一边口中连连说道：“袁议长可否说的再明白一些，张统领若是有了能返回奉天的机会，必待袁议长如师长，这我是能够担保的。”
对于张志良的恭敬，袁金铠还是很享受的，他随即说道：“眼下总督要调二十镇要北上平哈尔滨之乱，却又调了吴俊升部去长春监管粮道，可见哈尔滨之乱党并不是什么易于之辈。
张统领所在之洮南府距离长春不远，若是有胆子的话，可带领人马速去长春拱卫总督大人，则总督大人必有所依重。”
张志良有些不解的问道：“可是洮南府北面就是黑龙江，如果真要加入这场平乱战事，从洮南直接出兵齐齐哈尔，不是更为便捷吗？为何要跑去长春？”
袁金铠晒笑一声后说道：“惠临你还真够老实的，这干活当然是要在主家面前出力才能得了好。张统领跑去打下了齐齐哈尔，总督大人能看的到？
再说了，眼下困扰总督大人的，是盘踞在哈尔滨的乱党，而不是齐齐哈尔的乱党。就算张统领打下了齐齐哈尔，总督大人也只会认为齐齐哈尔没什么乱党，才轻易被张统领拿下的。
而且二十三镇和第二混成协都在蔡家沟碰的头破血流的，却让张统领在齐齐哈尔得了个先手，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只会让张统领被同僚所嫉妒啊。
最后，就吴俊升那个憨人，让他冲锋陷阵倒也凑活，可让他去监视新军粮道，我担心自己这颗脑袋有些不稳当啊。于公于私，我还是希望张统领去长春和我做个伴的。”
张志良同袁金铠分手之后，便立刻去了奉天讲武堂找了正在里面学习的张作相，张作相和他谈了一会后便回去请了假，然后回宿舍收拾了一点财物便赶去车站买了车票前往长春去了。
驻于新民的二十镇军营内，张绍曾拿了电报就去同隐藏于军营中的蓝天蔚碰了面，看过电报之后，蓝天蔚顿时大喜的对他说道：“这正是吴主席所说的良机啊，只要把二十镇开到长春，然后发动起义，抓住了赵总督和陈巡抚，则关外群龙无首，整个东三省就都光复了。”
张绍曾还是有些拿不定主义，看着蓝天蔚苦笑着说道：“真要动手？这一步踏出去，可就没有回头路了。东三省光复之后，我们该怎么对付日本人和俄国人？关内的北洋武力要是全都涌到关外来了，我们真的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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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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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午后，在哈尔滨转悠了2天的周树模终于忍不住示意宋小濂，表示想要同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川见上一面。
宋小濂有些犹豫的说道：“抚台大人，您主动要求同退之见面是不是不大妥当？此时局势尚未明白，要是日后朝廷重回此地，大人的清誉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周树模望着窗外已经染上秋色的树叶，不免叹息的问道：“你觉得朝廷还能回来吗？就算回来了，朝廷还能扛下几次革命？
大清就和这些树木一样已经到了秋暮，就算今次革命不成功，下一次还是会有另一场革命推翻它的。何也？因为人心思变，故一夫倡乱而万夫景从。
就眼下来看，这革命委员会总比南方的民党要好一些，他们既不排满，也无割让关外之地之主张，革命之后还知道维护地方秩序，大清若是真要完了，由他们来接手也许还能保住一些我中国的元气。这位吴退之让我在这哈尔滨城内自由活动，不正是想要告诉我这些么？”
宋小濂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就算如此，抚台大人也可再等一等，看一看朝廷大军压境之后，这革命委员会能不能抗的过去，再出面也不迟。”
周树模摇了摇头，忧心忡忡的说道：“我担心那个时候就迟了。你不觉得俄国人的态度很奇怪么？自28日革命军起事以来，俄国人至今没有对革命军发出什么通告，甚至连对于俄国侨民的警告也是敷衍的很，就好像哈尔滨爆发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节日游行活动一样。
俄国人在这场革命中必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在这场革命中俄国人到底涉入的有多深，而吴川等人对于俄国的妥协条件究竟是什么。另外就是，尽一切可能保住黑龙江的元气，不能再让他们去同革命军搏杀，最后让俄国人从中渔利了。”
宋小濂有些明白周树模的想法了，虽然这位上官并不认同革命，但是却也不愿为了朝廷让黑龙江、吉林地方的元气大伤，最终让俄人的势力获得极大的扩张。为了保住江、吉两省的土地不再被俄人吞并，他宁可革命委员会尽快掌握两地治权，好让革命委员会尽快形成一个新的政权，从而能够同俄国人对边境纠纷进行交涉保护。
宋小濂忍不住向周树模问道：“可若是证明，这吴川真的被俄国人所操纵了，我们该怎么办？”
周树模叹了口气，转头看着这位下属说道：“逢此衰世，我们也只能尽人事而顺天命了。大不了就回去关内，当个平头百姓，不再过问世事也就是了。中国地方足够大，也够这些人折腾个几十年了。好在我们的岁数也不小了，好歹不用当上两次亡国之民。”
宋小濂：“…”
和周树模交谈之后，宋小濂还是服从了这位上官的命令，给吴川写了一封书信。吴川的反应倒是很快，在黄昏时分派了马车过来，请周树模和宋小濂去了马迭尔旅馆共进晚餐。
吴川选的是一个安静的包厢，这里虽然看不到临街的街景，却正好面对旅馆内的小花园。如果是白天来的话，倒是有一种别致的静谧之美，不过现在么窗外黑黝黝的，除了靠近窗户的几株植物在昏暗的灯光下能看到个轮廓，其他什么景致都看不到。
当然，这个房间如果作为私人谈话的场合，倒是极其的安静。吴川和周树模对于西餐都没有什么研究，倒是宋小濂此前担任中东铁路交涉局总办，对西餐倒是不怎么陌生，就由他做主为三人点了菜单。
随着侍应拿着餐单离去，吴川正想着该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毕竟周树模可是第一位被革命军俘虏的封疆大吏，他还是希望能够把对方竖立成一个标杆，以动摇满清官吏的人心，减少地方上的反抗的。
只是他还没有在心里组织好同对方攀谈的话语，却听到周树模已经单刀直入的向他说道：“老夫这次主动求见吴小友，其实是心里有几个问题不吐不快，这才拜托友梅替我安排了这个谈话的机会。不知吴小友，能否为老夫一解心头之惑？”
吴川的思绪虽然被周树模突入其来的问话给打断了，但他还是保持着镇静回道：“周老先生尽管开口，既然我们能够坐下来交谈，自然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
周树模微微颔首，似乎在表示对于吴川这句话的赞同，接着他便不客气的张口问道：“老夫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吴小友你和俄国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俄国人在这次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吴川思考了良久，方才谨慎的反问道：“在当前的中国，可有同外国人没有关系的势力吗？南方的民党获得了日本人的大力资助，就连朝廷也不正是依靠着各列强的支持方才能够维持着眼下的统治的吗？
我以为，周老先生与其问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倒不如问一问，革命委员会是否能够摆脱俄国人在背后的控制？或是革命委员会打算何时摆脱俄国人的控制？这样的问题。”
周树模眨了数下眼睛，他发觉自己还是有些低估了这个年轻人的狡猾。他思考了片刻之后，方才接着问道：“好，那就按照你说的问题，老夫想听一听你的答案。”
吴川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开口说道：“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公告上其实已经写明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可以再为老先生复述一遍。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这场革命目标有二，一是反封建主义，就是要打倒满清朝廷和过去数千年来维持皇权统治的封建伦理及人身依附关系；二是反帝国主义，谋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当然想要完成到这两个目标，特别是后一个目标就必须先满足三个必要的条件。一个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政权；一只能够保卫国家的革命武力；获得全国民众的支持。我以为，只有满足了以上三个必要条件，才能让帝国主义者承认失败，承认我国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家。”
周树模沉默良久，吴川给出的答案虽然并不是他想要听到的答案，但无疑对方说的确实是一些大实话。如果中国将来的新政府真能做到这三点，自然也就能够成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正常国家了。
他沉吟了许久，方才接着向吴川问道：“在小友看来，何谓共和？”
老实说，吴川过去只知道共和就是天下为公，毕竟在他的时代，教科书上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共和思想已然成为了一件半新不旧的古董。
也只有来到了这个时代，他才知道共和一词来自于拉丁语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即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虽然共和思想缺乏了一点阶级性，使得它无法孤立存在，要么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要么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人民共和国，共和总是要依附于一个阶级才能成为一套体制。
但是共和思想终究比皇权和封建伦理要先进的多了，只不过在此时的中国，并无多少人理解什么叫共和，他们只是把共和当成了反对满清朝廷和旧制度的武器，似乎只要祭出了这项武器，就能把一整个旧王朝和旧社会粉碎了，而从未想过该如何用共和理念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
吴川心里倒是清楚的很，周树模要问的并不是什么是共和理念，而是问自己该怎么用共和思想建立起一个国家来。
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吴川不由陷入了沉思之中，而周树模则很有耐心的坐在那里等待着他的答案。吴川足足思考了将近半个小时，直到侍应把所有菜肴都上起了，他才有些勉强的开口说道：“所谓共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建立在一国上下所凝聚的共同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用民主集中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
吴川的回答大出周树模和宋小濂的意外，他们以为吴川能够答出一个类似于“民生、民族、民权”的政治口号，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他们倒是没有预料到吴川居然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共和建国理论。
这让两人大感兴趣了起来，两人互相对望了一眼之后，周树模便不由追问道：“革命委员会所谓的共同政治认同基础是什么？这民主集中制度又是个什么制度？”
吴川听到这两个问题倒是轻松了起来，这两个问题倒是他所熟悉的，他于是便不假思索的回道：“全民共同政治认同基础就是全国民众在国家建立目标上的一致的认同。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主权独立和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对内，则废除一切压迫民众的封建伦理和封建法律，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
这民主集中制么，就是在公共事务上应当允许人民委派自己的代表进行讨论，但是最终结果应当少数服从多数，形成集中的意见后交给政府进行制定政策方针，从而令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治理这个国家，而新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也将来自于这一形成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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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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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模、宋小濂这一晚和吴川谈的很是尽兴，三人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放在了革命委员会对于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体制的设想上。
在这场谈话之后，周树模即对吴川表示，他可以帮助革命委员会说服一批黑龙江省的地方官吏，令他们放弃和革命军之间的无谓冲突，使双方暂时和平相处下去，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讨论这些地方的行政归属。
这样，可以让中东铁路以北未投诚于革命军的地方先恢复和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经济往来，这既可以帮助恢复革命军治下地区的生产发展，也能让这些偏远地区不至于缺乏物资过冬，从而为俄国人引诱过去。
周树模的提议自然得到了吴川的积极响应，建设和管理一个地区并不能依赖军队和革命热情，光是那些过去积累下来的文档，就不是新人能够在短时间内熟悉的了的。没有这些旧衙门官吏的协助，革命军派出接管政权的干部们，不仅工作效率变得极为低下，而且错误频频。
也就是此时的革命委员会属于刚刚兴起的势力，各位委员们都抱有着极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工作自觉性，所以在发现工作错误后会首先纠正认错，而不是试图掩盖，这才没有让百姓产生过多的不满。
但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毕竟革命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即便吴川采取了极为保守的作战策略，此时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人口也超过了200万人，而革命委员会、革命党人、共和党人加上革命军的数量，大约也就刚刚6万出头。
假设扣除近5万的革命军，平均每个革命者就要管理200人。而这些革命者中大部分还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工作经历，让他们去管理地方，老实说吴川是不大放心的。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些革命者收拢起来，进行一段时间的教育，哪怕一两个月都成，让他们至少了解了什么是革命再派出去工作，这样才不会让过多的投机者混入革命队伍，最终毁灭了革命。
周树模能够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对于吴川来说自然是大为欣喜的。他可以乘着这个机会，先把边缘地区的干部和守军收回中心城市来，给他们一并上一上政治课，然后再扩充一批军队和工作队出来，为下一步的南下行动提供必要的干部和后备军力。
干部的缺乏大约是现在革命委员会最为头疼的问题了，即便革命军一直压制着向中东铁路两侧深入扩张的行动，但光是这些铁路沿线的小城镇和乡村自发的投靠，都已经让革命委员会派不出工作人员了。
这些镇民或村民自然不是向往革命才向委员会投诚的，他们一是怕革命军对他们进行讨伐；二是怕乱兵向他们进行袭击；三是担心土匪来袭时没人来救援自己。于是干脆就投降了革命军，表示自己并无抵抗革命的意思。
这些城镇、村落的投诚，虽然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了人力和粮食，但也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他们既不知道这些城镇、村落过去是怎么缴纳税金的，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欠着国家的债务，甚至有些村落到底在什么地方，地图上都难以找到。
吴川并不担心这些旧官僚们存有什么坏心思，只要军队、政党、教育和宣传部门还在革命委员会手中，那么只要度过了这段过度时期，革命委员会就能源源不断的培养出自己的行政人员出来。而一旦大气候改变了，比如满清朝廷的彻底失败，那么这些失去了效忠对象的官僚们也会自觉的改造自己，以适应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了。
而周树模的号召力显然比吴川想象的要强，龙江府知府黄维翰、巴彦州知州阎毓善、瑷珲兵备道姚福升、兴东兵备道鼐霖、黑河巡防营统领巴英额、黑河知府吴文泰、嫩江知府周玉柄等人，不是周树模一手提拔的心腹，就是其的老部下。
几乎这边一封电报或书信过去，那边不是通电宣布服从革命委员会，便是回信表示愿意替国家看守门户维持秩序，等待尘埃落定由中央派人过来接手。
于是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们再次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决定除了在一些交通要点留下一点治安兵力和电讯组外，将中东铁路以北的兵力撤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预备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建议，正式组建国民革命第二、第三师。
而叶声的快速攻击营也从绥化城撤回了哈尔滨，这只经历过战争的部队随即被解散充实到了第二、第三师的队伍中，至于叶声本人则被调至参谋后勤处，要求其就这次出战的经历，对快速攻击营的组建写一份报告。
就在革命委员会忙着重新组建部队时，10月5日，奉天城的同盟会辽东支部成员张榕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乃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的密友邱丕振，此来是为宋教仁传递一项密令的。
19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因为国旗的样式发生争执。这是同盟会第一次内部出现分歧，导致宋教仁辞去了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后来孙黄两人虽然和好，但是因为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孙不得不前往南洋，东京的同盟会便交给了黄兴主持。
不过因为孙中山离开时接受了日本政府赠款，导致同盟会内部的同志大为不满，加上之后黄冈起义、七仙女湖起义的失败，导致章炳麟等人要求开大会革去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位，这是同盟会第二次分歧。
接下来同盟会总部因为意识混乱，甚至于公然把起义计划明文刊登在了报纸上，这直接导致了同盟会内部的完全破裂。于是在19年8月张百祥、邓文辉等人创立共进会。1910年2月章炳麟、陶成章重建光复会。
宋教仁等人则于19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虽然空出了总理的位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但宋教仁、谭人凤两人起草的宣言中有对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批评，“…有以致之乎外此之出主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几耳。”这是将孙中山要求同盟会员向其宣誓之事也一并骂了进去了。
虽然宋教仁等人在宣言中声称，“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但宋教仁还是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当成了除广州同盟会之外其他各省同盟会支部的上级机关。
只不过此时中国同盟会的纪律和组织涣散，除了山东、辽东和上海的同盟会会员还认同同盟会中部总会，其他各省几乎已经自行其事。比如宋教仁等人虽然意识到，革命应当爆发于中国中部地区，并在新军中做好宣传工作，不过这些宣传工作同盟会显然是开始的太迟了些，此时距离湖北新军起义已经没有几月的时间了。
而在-年东三省宣传革命失败之后，宋教仁就放弃了关外革命的想法。只是他没有想到同盟会辽东支部居然会有同欧洲留学生组成的革命党联合起义的计划，这个起义计划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是有两点令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员极为不满。
第一，就是辽东支部居然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转而加入了那个什么革命委员会服从于共和党的领导，这显然是宋教仁等人不能接受的。
第二，就是关于革命委员会打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这遭到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大部分同志的反对。就连宋教仁也认为，在当前的中国首要是使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列强放在革命的对立面上，从而为革命制造极大的阻碍。
听完了邱丕振带领的消息，张榕脸色沉重的看着对方问道：“那么宋先生对于我辽东支部到底有什么指示呢？算了，你还是等一等再说，我先把城内的几位辽东支部的干事叫来，让他们一起听听宋先生的意思好了。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下决定的。”
邱丕振接受了张榕的说法，于是他在张榕家中等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六名辽东支部的干事陆续来到了张榕家中。看到人员都到齐之后，邱丕振才清了清嗓子说道：“宋先生的意思，即便共和党在这场革命中出了极大的力气，但是同盟会也不能把革命的领导权力拱手相让，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后采用何种制度的问题。本会为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已经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命和钱财，如果我们轻易把领导权力想让，将何以面对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为了获得革命的成功，我国革命必须要交好列强，以防止他们出手干涉中国革命。辽东革命委员会提反封建可以，但是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现在是不合适的。因此宋先生希望辽东支部能够阻止共和党使用这一口号进行起义…”
几位辽东支部的干事们沉默良久，终于有人出声说道：“可是革命委员会已经在上月28号于齐齐哈尔、哈尔滨起义了，现在再要求革命委员会更改口号是不是太迟了？再说了，这次起义完全是共和党在组织，我们手中一兵一卒都没有，怎么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邱丕振感觉一片茫然，他从大连登陆还没来得及了解辽东的状况呢，谁知道这辽东革命委员会就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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