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这场自己发起的谈话，伯爵是既满意又不满意，吴川的确给了他许多意外的惊喜，让他苦思许久的不少学术问题得到了解答。但是他又能够感觉到，这位中国人虽然熟悉这些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修身养性哲理的经典，却又隐隐对这些经典充满了抵触。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吴川会对这样充满着哲理的思想有着偏见。
因此在听了吴川对于“仁”、“道”两字的翻译有所质疑之后，他便趁势问道：“如果你把道解释为一种客观运行的规律，那么我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仁为什么不是解释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东西吗？”
吴川思考了一会回答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所描绘的这个大同世界，大约就是仁的最高境界了。”
吴川说完之后，抬头看着众人茫然不解的样子，才想起他刚刚说的是中文。虽然伯爵和谢尔盖上尉能够听懂一点，但是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至于佩奇和丽莎两人更是一点都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了。
“哦，我刚刚是说孔子描绘的大同世界，也就是建立一个既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的社会，才是最终极的仁。”吴川用英语再次解释了一遍。
伯爵还在思考时，佩奇终于忍不住插嘴问道：“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社会？”
吴川沉吟了一下说道：“按照欧洲政治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规划生活和工作，并获得自己付出劳动应得的报酬。人应当为自己的需要而劳动，而不是为了皇帝、国王、贵族、资本家和奴隶主们去劳动。”
伯爵揪着自己的胡子，小声的说道：“这似乎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很是类似。
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哈哈，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谢尔盖上尉突然出声向吴川嘲讽道：“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居然能够提出同马克思主义者相近的社会理论？这难道不是你在信口开河么，至少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从未在中国的官员身上看到过什么是：仁。
啊，说道这个，我还想起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小故事。伯爵先生，我能否在这里小小的插嘴说上几句呢？”
托尔斯泰伯爵虽然有些讨厌谢尔盖上尉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但是他却不能不让对方说话，因此只能板着脸提醒对方：“少尉先生，请你注意一下场合。这是在我的家里，不是在你的军营里。所以，请遵守你身为客人的本分。”
哪怕谢尔盖上尉知道，伯爵为皇帝陛下所不喜，但他也不敢得罪这位在俄国名声卓著的文豪和大贵族。他稍稍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先向伯爵道了个歉。
吴川虽然并没把上尉的嘲讽放在心上，但是他对于伯爵称呼上尉为少尉，还是有些糊涂了，不由转头看向了美国人，张口无声的问了声。佩奇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吴川不要在这里谈论上尉的身份问题，吴川于是默默的转回了头。
而此时谢尔盖上尉已经讲起了小故事，“我的叔叔曾经在维特伯爵身边当差，1896年4月18日，在陛下加冕典礼前三周，中国的首相李鸿章阁下曾经来到圣彼得堡，准备参加陛下的加冕典礼，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受陛下委托接待这位阁下。
请允许我引用维特伯爵对于这位中国首相阁下的评论，维特伯爵是这样说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接触过不少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阁下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这位阁下要算是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
就在陛下加冕典礼于1896年5月14日举行的时候，当天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故：在莫斯科地区的霍顿卡矿场发生了火灾，准备为陛下加冕典礼进行庆祝游行的民众死亡了将近两千人。
这个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皇帝皇后正出席音乐家萨尔诺夫指挥的音乐会。当时维特伯爵和李鸿章阁下也在音乐会上，据说这位阁下和维特伯爵就这场事故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对话。
李鸿章阁下说：可是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是吗？
维特伯爵回答：当然他知道，这件事的一切经过肯定已经呈报给陛下了。
李鸿章阁下又说：我看这有点不聪明吧。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身份约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的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增添无用的烦恼呢？
事后维特伯爵同身边的人说：我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的。
伯爵阁下，被维特伯爵视为中国人中最为卓越的李鸿章阁下对于自己的民众都漠不关心，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谈仁呢？我觉得，李先生刚刚的言论是过于美化中国的文化了…”
第二十一章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虽然已经过了为探求好奇而不顾他人感受的年纪，虽然他也很想听一听吴川说一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推崇孔子的学说，却始终无法让整个社会达到仁的境界，反而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客人为难，他还是抢先替吴川出头说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学术问题，不是讨论现实的政治。少尉你拿中国的现状来指责中国的文化，恐怕不是我们俄国人的待客之道…”
不过对于伯爵身边的吴川来说，谢尔盖上尉的攻击言论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是的，上尉的言论中充满了先进国家对于后进国家的不屑之意，甚至隐隐将现在的中国人视为了野蛮人。
可吴川听后却一点都生不起恼怒之心，因为他和谢尔盖上尉一样，对于现在的中国，不，应当叫做清帝国，充满了不屑。一个能够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言论的清政府，究竟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中国？满清之于中国，不过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罢了。
吴川并没有斯德哥尔摩症，祖上也不是爱新觉罗家的奴才，自然不会有着自干奴的劲头，为奴隶主去辩护什么。因此他准备接着伯爵递过来的梯子，保持沉默以回避谢尔盖上尉的责难。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人踢了一脚，吴川下意识的看向了一侧的美国记者，佩奇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反驳谢尔盖上尉的话。
衣食父母既然下了指示，吴川终究还是不能保持沉默下去了，他不得不向伯爵说道：“伯爵阁下，其实我很愿意就这个问题同少尉先生探讨一下，不知您是否同意？”
托尔斯泰伯爵歪着头想了想，便对着女儿丽莎说道：“去为我们的客人拿一些伏特加来，让大家喝上一杯去去火气，接下来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的进行交谈，而不是像两只斗犬一样争吵。”
丽莎没有立刻起身，而是担忧的看着父亲小声说道：“可是您的身体？医生说您并不应该喝酒…”
伯爵随意的挥了挥手，打断了女儿的话说道：“得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只喝上一小杯，请不要让客人们久等。”
丽莎看着父亲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终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吩咐。在她起身离开会客室时，伯爵方才对着吴川说道：“好吧，我其实也很好奇这个问题，为什么孔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仁的概念，而中国却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请说一说吧，年轻人。”
吴川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俄语版《论语》思考了约半分钟，方才用手抓起书籍说道：“《论语》的原版一共有20篇对话体文章，总共加起来的字数不过15900字。但是当它翻译成俄文时，也就是波波夫教授翻译的全本，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厚厚一本里面起码不会少于数十万单词了。
刚刚大家也听那位可亲的夫人阅读过俄文和英文版本的《论语》，也听过我复述的中文原版。想来大家也能够听的出来，除了辜鸿铭教授的英译节选本是在用英文表达孔子的原意外，不管是瓦西里耶夫教授还是波波夫教授，他们不过是把孔子当做了东方的基督圣徒来写作。
所以，这厚厚的两本俄文版《论语》，老实说不过是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借助孔子学说进行再创作。看着这两本书是翻译孔子的学说，但事实上却是两位教授借助孔子的思想去解说西方基督教的理念。其书中的理念和原版《论语》的思想，完全是似是而非了。
因此俄国人看过这两本译本之后，了解的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的思想…”
听着吴川绕了半天都没谈到正题，谢尔盖上尉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问道：“你说的不错，可这同我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
吴川放下了手中的书籍，看着他心平气和的说道：“俄译本和中文原版的不同，是因为空间的距离和两国语言上的差别，使得俄国人只能通过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的译本来了解孔子的思想。
同样的，孔子作为2000年前的古人，他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就算在我国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自行学习的。我们同样要通过历朝历代的学者对于《论语》的注释加上历史资料的研究，才能去了解孔子的思想是什么。
就如同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掌握了向俄国人解释《论语》思想的权力一样，在中国向普通民众解释《论语》思想的权力在于儒家学者手里。
而在我国，自汉武帝确立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学说之后，《论语》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用于思想统治的牢笼了。
每一代的儒家学者，按照皇帝的要求和自身的需要，将这些古代学者的鲜活思想变成了一具散发着腐臭味道的躯壳。所以这些儒家经典才能教育出，满口仁义道德却又漠视生命的官僚精英来。
您所说的李鸿章，就是这些官僚精英中的佼佼者，他并不是学的太糟糕了，相反是学的太好了。只不过他学的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那些一代代歪曲了孔子思想用以禁锢人心维护专制统治的学说。
所以，我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了什么是仁，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统治阶层却让我们离仁越来越远。这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错误，而是无耻且反动的专制统治者私心所导致的问题。”
“啪啪。”佩奇忍不住就轻轻的鼓起了掌来，“吴先生，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专制政权对于思想的禁锢，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背离道德。
所以我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才会规定，不得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也只有确保了人民的自由意志不受侵害，我们才能保证社会道德不至于沦落为贵族、资本家和官员们肆意践踏蹂躏的妓女。
我国现在兴起的-扒粪运动，正是社会道德自我拯救的一个典范，我相信在专制政权下是不可能有着这样的人民自发行动的。伯爵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扒粪运动？什么是扒粪运动？”托尔斯泰伯爵有些茫然的向佩奇询问道，终于抓到了切入点的佩奇，顿时兴致勃勃的向伯爵介绍起了本国新闻界发起的揭发黑幕斗争，这一起源于对实业界丑闻的揭发，正扩散向整个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佩奇和伯爵谈的兴起，也就不知不觉和吴川换了个位置，坐到了伯爵身边，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专访。他心里终于为这次专访起好了名字，托尔斯泰伯爵谈言论自由或是专制政权下的自由心灵。
和热情交谈的佩奇和伯爵这边不同，长桌另一端的吴川和谢尔盖上尉之间则显得极为冷清。因为吴川刚才的言论，谢尔盖上尉已经把对方记在了自己的黑名单中，这显然是一位值得警惕的自由主义者。
而吴川自然也不会自找没趣，去同上尉解释什么，于是两人都把品尝面前的伏特加当做了替代交谈的最好方式。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自制的伏特加酒质量极为不错，味道软腻、顺滑，还带有一股青苹果的芬芳。比吴川在原来世界品尝过的伏特加要好的多，又比中国的白酒要温顺的多，因此他不由多喝了两杯。于是在3杯还是5杯之后，吴川就昏昏然的失去了意识。
第二十二章
酒精舒缓了吴川穿越以来一直紧绷的神经，他这一倒下就干脆的熟睡了过去。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躺在了马车上。躺在了座位上的他感受着不断颠簸的马车时，还在想着为什么俄国人就不能将城外的道路也修成平坦的大道。
这边佩奇的招呼已经让他彻底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完全清醒了过来，“睡醒了？伏特加的后劲不小吧，下次你可要稍稍节制一些了。”
吴川一边翻身坐起，一边用双手揉搓着面颊，直到他搓的脸颊有些发红之后，方才放下了手。
看了看车厢内的状况后，他不由对佩奇问道：“谢尔盖上尉没和我们一起回城吗？”
佩奇就着窗外的光线看着手上的信纸，头也不抬的回道：“他可不愿意和一个醉鬼坐在同一个车厢内，好像是担心你半路会吐出来，到时候满车厢都会有味道。”
吴川看了看窗外的日头，大约是六、七点的光景了，他不由有些抱歉的说道：“很久没有喝过白酒了，没想到伯爵家的白酒后劲会这么大。我这一路上没有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吧？”
佩奇小心的折起了手上的信纸后说道：“倒也没什么失礼的，只是听你喊了不少声妈妈，看来你是想家了啊。”
吴川楞了楞，随即转移话题道：“也许我真是太累了，看来这次真的给你添麻烦了。”
佩奇抬头看着他笑了笑说道：“麻烦，不，我得感谢你才是。如果不是你获得了伯爵阁下的好感，我还真拿不出一份有分量的专访。
另外伯爵知道了你滞留在此地的原因，特意给本县的首席贵族写了一份推荐信。有了这封推荐信，你想要在本县打听豪斯教授的下落就方便了不少，而我想要在本县采访斯托雷平首相的土地改革也小了不少阻碍。”
看到佩奇眉飞色舞的样子，吴川立刻小小的奉承了一句，“看来您今天对于伯爵阁下的采访有着不小的收获啊，真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您的专访能够发表出来。今天托您的福见到了伯爵，我以为伯爵阁下可真不愧是俄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对他的专访一定会让您震动美国的。”
吴川的话语倒是说到了佩奇心上，他也放开了怀抱回道：“是的，我可以保证，这一次对于托尔斯泰伯爵的专访，一定会让《美国新闻报》大放异彩的。虽然我国现在有了不少出名的小说家，但是在我国最受追捧的还是这些欧洲的著名文豪。
而且这一次我的专访不会和以前那些名人采访类似，只谈一些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我会着重阐述伯爵对于言论自由和我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评价，这一定会让美国人民生起兴趣的…”
吴川接缝插针的恭维了佩奇之后，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不过，刚刚在庄园里的时候，伯爵怎么会称呼谢尔盖上尉为少尉？难道伯爵不知道上尉的真实身份吗？”
佩奇耸了耸肩说道：“伯爵在我们这些外国人和俄国民众的心里虽然是了不起的偶像，但沙皇政府对于伯爵可一向不怎么喜欢。
据说曾经有一次，在伯爵离开庄园的时候，沙皇政府曾经派两名密探闯进了庄园进行搜查，想要知道伯爵是否在私下写文章诋毁政府和沙皇。从那之后，伯爵就和政府关系紧张了起来，他更是公开拒绝密探局再派人进入自己的庄园里。
所以谢尔盖上尉给自己伪装了一个龙骑兵少尉的身份，否则我们可进不去庄园里。哎，伯爵阁下虽然同情下层民众，但却从没有提出过要以暴力推翻沙皇政府的主张。连他这样拥有高尚道德的人都被沙皇政府视为不安定的因素，沙皇政府究竟还想依靠谁去治理这个国家？”
酒精的影响力还没有从吴川的头脑中完全驱逐出去，听到了佩奇的感叹，他便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如果良知拯救不了人民，那么人民就只有选择革命。”
佩奇有些诧异，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说道：“好吧，豪斯教授总是会选择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你倒真是他的好学生。不过也是，如果俄国还有挽救的余地，那么豪斯教授也就不会跑来这里了…”
吴川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此时方才反应过来，这是在1910年的一辆马车上，而不是在后世的某个网上论坛上。在后世论坛上乱说话不过是禁言删帖，在这里乱说话，他立刻想起了早上在风中飘荡的腐尸。打了个寒颤之后，吴川赶紧转移了话题，向佩奇询问起了纽约的风土人情。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距离县城约14公里，事实上比距离省城还要远上一些。只不过通往省城的道路更差一些，且县城的官员更容易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搭上关系，所以谢尔盖上尉才干脆陪着佩奇直接坐火车抵达了县城，而不是停留在图拉城等待。
早上乘坐马车前往庄园足足花去了一个半小时，当谢尔盖上尉换成马匹单人返回时就轻快了许多，离开庄园40多分钟后他就看到了城外的绞索架上飘荡的“斯托雷平领带”。而此时佩奇和吴川坐的马车大约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谢尔盖上尉回城后并没有直接返回旅馆，而是先跑去了邮政局。他刚刚走进邮政局的大门，就对着迎上来的职员问道：“我要打一个圣彼得堡的电话，有空的电话间吗？”
这些天来这名职员已经见过上尉数次了，也知道上尉的身份，因此他毫不犹豫的说道：“当然，楼上局长办公室内的电话就能打圣彼得堡的长途，局长已经吩咐过了，不管您什么时候过来，都能使用他办公室的电话。请让我带您上去…”
圣彼得堡密探局特别行动队队长的办公室内，拉奇科夫斯基上校正在收拾东西。从内务副大臣那里领取了出差的任务之后，他已经订好了明天前往芬兰的船票，在出远门之前他需要整理一下手上的公务。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内的电话响了起来，上校走到放置电话的桌边，拿起了听筒。这是一部英国产的电话机，固定在桌上的话筒和听筒是分离的，话筒的下面还有一个位的号码盘可用于拨号。
虽然都说电话以美国产的最为廉价物美，不过俄国人还是相信英国产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因此帝国政府当初为彼得堡各政府部门安装的电话，还是选择了落后一代的英国产品。不过这些英国电话虽然采用的是10年前的技术，可是机器质量还是相当可靠的，不像美国货那么容易坏，唯一的确定就是话语的失真度有些大，对方不自报家门都听不出是谁。
不过谁在乎呢？对于帝国政府的大臣们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手写的信件和有线电报传递的讯息。至于西方正开始流行的电话和无线电报，他们更愿意当做是一种玩具，而不是可以用来传递帝国政令的可靠手段。
所以，哪怕帝国政府为了表明自己是开化的西方世界一员，一股脑的接受着来自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但是骨子里对于这些东西始终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总是试验，再试验，直到这种技术和机器在西方开始落后时，才会在国内大规模的进行推广。
曾经在法国担任过一段时间驻外武官的拉奇科夫斯基上校，曾经也是帝国政府内部支持必须改革的年轻官员。见识了法国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之后，回到国内的上校和一班年轻的官员认为，如果俄国不能迅速抛弃那些传统跟上西方的发展，那么本就落后于西方的俄罗斯，迟早会变成下一个奥斯曼帝国或是清帝国的。
只不过这种年轻时的热忱，在帝国官僚体制的磋磨下，终于还是一点一点的冷却了。现在，他更是向内务副大臣弯了腰，将自己变成了曾经所瞧不起的只想保住官位的腐朽官僚。不过上校觉得自己也是被逼的，是的，他过去的确支持帝国政府应该进行改革，也忠诚于皇帝陛下。
但是谁能料到，斯托雷平主席大臣会以摧毁现行法律的反动方式去推动俄国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虽然能够促进俄国经济上的增长，但却让俄国左、中、右的政治势力都失去了在法律约束下的博弈可能，他们要么向斯托雷平主席大臣低头，要么闭上嘴，要么就干脆用恐怖袭击来对抗忠诚于斯托雷平的官员们。
果斯托雷平主席大臣是想要成为一个新沙皇的话，那么他们这些军警部门的官员也许还能横下心来支持他。但这位主席大臣却又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圣人，几次三番的公开宣称他效忠的是俄罗斯和沙皇陛下。
如此一来，服从于斯托雷平主席大臣命令，打压俄国左、中、右政治势力，甚至是沙皇亲信的密探局，就立刻思想混乱了。既然您老人家迟早要下台回家养老，那么他们这些服从于您，镇压了从左派革命党到右派保皇党的官员们，难道到时候就乖乖等着被新政府清洗吗？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面对内务副大臣递过来的橄榄枝，拉奇科夫斯基上校最终还是接受了。他必须要考虑，在当下沙皇和斯托雷平主席大臣关系越发紧张的时刻，若是斯托雷平主席大臣突然下台，他该如何保全自己和自己部下的问题了。
副大臣给他的任务哪怕再不合理，上校现在也只能安静的闭嘴去执行了。不过当他接起电话，听到谢尔盖上尉的报告后，也终于有些不耐烦的回道：“好吧，就算你说的对，那位中国人是一个有着革命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该头疼的难道不是中国政府吗？”
第二十三章
隔着电话线，谢尔盖上尉并没有听出上校的不悦之情，他只顾着自己的猜测继续汇报道：“…卑职以为，既然这位中国学生有着革命倾向，难保那位豪斯教授也是一位有着革命倾向的外国人。
一名有着革命倾向的美国人潜入我国，难道不是很可疑吗？如果豪斯教授是来联络我国反政府组织，企图颠覆我国政府的破坏分子，那么他的突然消失就可以解释了。
要么他被我们的警察给无意抓捕了，要么就是潜伏起来和我国的革命党人密谋着什么。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查下去，也许就能找到豪斯教授的行踪了…”
然而谢尔盖上尉正为自己的新发现感到兴奋时，拉奇科夫斯基上校却从电话线中泼来了一盆冰水，对方冷漠而失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任务是陪同那位美国记者在地方上转一转，然后安全的带他返回圣彼得堡。我可不记得给你下过其他的指示。难道说，上尉先生你现在都能够自己给自己安排任务了？”
哪怕谢尔盖上尉再怎么迟钝，他也听出了上校在电话中的不满。虽然他的出身要比上校高贵的多，但是他们家族交好的却是已经被赶下台的维特伯爵。因此谢尔盖上尉对于自己的上司，还是非常的尊敬的。作为特别行动队的一员，上校可是能够安排他去接近革命党人，做一名真正的密探的。
在社会革命党左派那里当卧底可不是什么好工作，不是有可能被革命党人发现身份而消失，就是有可能被革命党人安排袭击任务而被自己人打死。和他的那些同僚相比，陪同美国人到地方上转转，这简直和公款旅游没什么两样。